最后一次见到泰迪•寇列克是2004年秋天在耶路撒冷的一家养老院，能够再次看到他我真的很感动。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但思维却如从前一样敏锐。遗憾的是岁月不饶人，泰迪虚弱的身体不允许我们进行长时间的交谈，他显得很疲劳。我和他谈到我们早年的日子，还有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快乐的时光。除了这些，我们共同的话题还包括对维也纳的特殊了解，我们对这座城市如此独特，但有时又如此不堪忍受深有同感。我们相互理解彼此的感受。他是一个犹太幸存者并在以色列名声大振，而我则是一个对泰迪•寇列克所避难和安家的国家十分热爱的印度指挥家。
这次见面之后，泰迪给我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一直以来我都把这封信视为我们俩深厚友谊的见证。虽然泰迪在信中并没有提到什么令人伤心的事，字里行间我却能感觉到他所暗含的告别之意，更准确地讲是一种对生命有限的感慨。他在信里写道：我的上次拜访为他单调枯燥的生活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他觉得精神为之一振。
1967年，当我冲到泰迪的办公室时获悉耶路撒冷已经获得统一，我立即向他道贺，因为寇列克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整个耶路撒冷的市长。我进入他办公室时，上了年纪的本•古里安（BenGurion）正坐在那里。本•古里安已经睿智地预料到以色列人刚夺得的加沙和戈兰高地将会带来一系列复杂的难题。在他看来，永远不应当再放弃已经重新占领的“哭墙”（WailingWall）。
战争结束后，阿巴•埃班（AbbaEban）在随从的陪同下来到哭墙。我也被允许同往。那时，哭墙前仍驻立着一些破旧不堪的约旦兵营。有一个记者问埃班这场战争应该称为什么，经过片刻的犹豫后，埃班给出的答案是“六日战争”。我因为机缘巧合而成为第一个穿过曼德尔鲍姆门（MandelbaumGate）到达东耶路撒冷的市民。几十年来，东耶路撒冷的大门都一直对犹太人紧紧地关闭着，曼德尔鲍姆门也成为了耶路撒冷分为东西两城的标志。而我既能够成为这个重要时刻的见证者又能成为其参与者，这纯粹是一个偶然。
尽管我们卷入这场战争才仅仅四天，但当我们收到好消息后，就开始如火如荼地准备这场凯旋式音乐会了。当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可以举办音乐会的很棒的地方，就是在斯科普斯山（MountScorpus）附近一个天然形成的剧场。然而，一些权威人士却否决了我们的提议。他们认为这整个地区都布满了地雷，不可能让几千人聚集在这里参加音乐会。他们的想法也不无道理，所以最后我们还是在耶路撒冷的宾亚雷浩玛音乐厅（BinyaneiHaUma）举行了此次庆祝凯旋的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