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得不承认心里有点不舒服，因为九个月后，当战争留下的印迹已消弭殆尽后，伦纳德•伯恩斯坦在斯科普斯山举办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竟然被当做凯旋音乐会载入史册。
除了政治方面的进展令上下一片欢庆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值得庆祝的私人原因，那就是丹尼尔和杰奎琳的婚礼。根据犹太人的习俗，为了让婚礼能按照犹太传统举行，杰奎琳特意皈依了犹太教信仰。我有幸成为他们婚礼的见证人之一，由于我不是犹太人，我还临时被赋予了摩西•科亨（MosheCohen）这个犹太人的名字，并按照犹太教的规定在婚礼上成为他们的证婚人。我们在以色列为他们俩庆祝婚礼时，正是这个国家需要守护边境抵御外界的袭击，并再次证明其政权得以存续的时候。我们都以为这是个好征兆，没有任何的不祥预感。可是一些老练的政治家们早已经预测到了，随着地区的被占领，一场狂风暴雨正等待着以色列。
丹尼尔和杰奎琳婚礼结束后几周，我们决定和以色列爱乐乐团合作到美国举办一次募集音乐会的巡演，来帮助以色列和以色列的音乐家们走出困境。应该让全世界都了解以色列现在需要支援。我们在美国许多城市演出，并将所筹集的款项交给了以色列援助基金。这次筹款音乐会得到了很多艺术家的鼎力支持和参与。
自六日战争发生以来，我和以色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感情更深了，我想没有什么能把我和他们再分开。只要我的其他工作安排允许，我会尽量花更多的时间和乐团成员在一起。
我在蒙特利尔乐团的工作于1967年秋天结束，从那以后，我不必再同时全力负责位于不同城市的两个乐团了。但我还是洛杉矶爱乐乐团的总监，我还会定期去纽约大都会以及维也纳或者柏林指挥。此外，每两年去两次以色列。
对于我而言，以色列爱乐乐团就如同我的家一样。大部分时候，我亲自挑选由特别委员会筛选出来的音乐家。乐团成员的每一个特点我都了如指掌，他们也同样很了解我。在很大程度上，指挥其实是一种交流。指挥家和乐团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无须言表，也就是说在开始演奏或指挥前就已达成的默契，这对于演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乐团和指挥能像我和以色列爱乐乐团那样产生浑然一体的默契时，一定能够产生真正的音乐共鸣。这样，乐团和指挥家就不仅是在为起码的共同追求奋斗，更是一起去实现最大的人生目标。
与其他的乐团相比，我和以色列爱乐乐团的成员更容易产生共鸣，尽管他们不再是由流亡的波兰人或是维也纳、匈牙利的音乐家来定调。现在，大部分乐团的成员都来自俄罗斯。而我很遗憾无法和他们交流。然而，虽然我们在语言上不能很好地沟通，但我们在音乐上的合作却是非常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