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明真先生根据《碧波红莲》改编的《沧海明珠》，也是沟通传统题材与时代精神的一部佳作。该剧将原着中的配角红儿易为主角，改名明珠，通过其促成龙宫公主与金王孙缔结连理的曲折过程，集中展示了这位龙宫侍女急人所难、无私奉献、不畏强权、机智灵活的高尚情操和晶莹剔透的内心世界。当一对新人洞房花烛之夜，明珠飘然离去。这种宣扬奉献精神的主旨，较之20世纪50年代恢复上演的《金霞配》以及后来改编的《碧波红莲》，在剧作的思想境界上无疑是一种新的提升。
上述同一个聊斋故事改编为三个不同主题思想剧目的过程告诉我们，对待同一个传统题材的改编，不同时代的剧作者必然要从中寻找其与时代相通的审美内涵，从而发现其具有时代特征的价值取向。这也是聊斋戏何以在川剧舞台上延续二百余年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川剧聊斋戏舞台艺术的整合与提升
1.现代艺术创作方法与表现手段的引进
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给文化艺术界带来了新的发展思路，那一时期的中国剧坛犹如一个开放的世界戏剧试验场，以艺术探索为目标，现代派、后现代派、荒诞派、意识流等等五光十色、纷至沓来的外国戏剧流派代表剧目几乎都在中国登台露面，搅动着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剧坛，为中国戏剧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创作方法、表现形式及表现手段，历史悠久的中国戏曲在一些思维活跃的剧作家的率领下，也汇入了探索戏剧的潮流。川剧界着名作家魏明伦、徐棻、倪国桢等便是探索戏剧的积极倡导者和勇敢的实践者。
聊斋故事的内容，决定了它在创作方法上的不拘一格，表现手段上的灵活多样，具有吸纳现代艺术新成果的广阔空间。而以聊斋故事剧来推进川剧传统题材在创作方法、戏剧样式全面革新的，应首推倪国桢先生创作的川剧系列推理剧。推理侦探小说这一概念出现于18世纪欧洲文坛，以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为代表。在传统戏曲中，类似题材剧目则被称为公案戏。倪国桢先生借鉴西方推理小说的创作方法，以《聊斋》
中《折狱》《局诈》为基础，通过川剧这一通俗的艺术样式，创作出《井尸案》《古琴案》两出剧目，其新颖的戏剧形式、曲折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地道的重庆方言，将川剧聊斋戏创作从文本叙事到性格刻画、从平民视角到哲理思辨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推理剧这一成功的戏曲样式，一经问世就受到观众的广泛欢迎，不但为川剧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通道，也为新时期戏曲创作提供了新鲜的经验。
在一些重新整理改编的传统聊斋戏剧目中，新观念新方法的借鉴与运用较为常见，也不乏成功之例证。胡金城改编的《拿虎》，是川剧表演艺术家任庭芳先生的代表剧目。内容为县官下令到山中捉拿老虎，衙役伍三既怕老虎伤人，更怕县官威逼，无可奈何地背着一大竹筒酒上山拿虎。他醉眼蒙眬中，一会儿看到了要吃人的老虎，一会儿看见老虎变成了威严的县官，不由心惊胆战，踟躇徘徊。该剧中自由地运用了意识流的表现方法，将小衙役伍三那万般无奈、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态揭示得淋漓尽致。
2.对优秀传统剧目和表演技艺的自觉继承戏曲艺术要通过唱、做、念、打的功夫来完成舞台形象的塑造，尤其是像川剧这样以表演见长的古老剧种，历来对剧目技艺的创新、传承十分重视。这种重技艺的传统戏剧观，为川剧聊斋戏的继承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许多青年演1将聊斋故事折子戏作为自己的学习剧目，希望以此打好某方面的基本功。比如高腔《刀笔误·奔途》是一折唱功戏，其中有近百句的唱词，对青年演1来说是一个考功夫的戏，许多优秀青年演1都把演出这折戏作为衡量自己演唱水平的剧目之一。又如《活捉石怀玉》《杀船》，因剧中有较多的特殊技艺，也是小生演1希望学习继承的剧目。
传统剧目的推陈出新是戏曲界一个永恒的课题，而川剧聊斋戏因其观赏性、平民性而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所以一些有经验的编剧也8意在这些剧目上下功夫，往往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前面介绍的严树培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整理改编的《窦玉姐》，在表现手法上就化用了其他传统戏中的技巧：南三复迎娶春莺小姐入洞房之时，窦玉姐抱子来到南府请求收留，被南三复下令赶逐，窦摔死幼子，自己碰壁而亡。南害人心虚，神思恍惚，洞房中将新娘误作窦女逐打，活脱脱表现出他生活在巨大的心理阴影笼罩之下，自然是寝食难安。剧终，罪大恶极的南三复被处斩刑之时，刽子手以扮窦玉姐的演1充代。在此，编剧分别借用了传统戏中代角的手法，运用得十分妥帖，增加了剧目的合理性、观赏性。
3.以表演为中心实现舞台艺术的再度综合
戏曲是舞台艺术中综合程度最高的一种艺术形式，而戏曲艺术的发展，从本质上讲，也就是不断地对当代各种艺术形式进行再度综合的过程，新时期以来戏曲舞台艺术的发展，从不同侧面证实了这一戏曲艺术的基本规律。聊斋戏的发展也不例外。戏曲是以表演为中心的艺术，一般来说，越能展示演1艺术才华、技能的剧目或角色，越受演1的青睐，同样也越受观众的欢迎。改革开放以后，电视普及，为各种艺术形式之间的交融借鉴提供了捷径，在小小的荧屏上，只需通过按键，即可选择观赏电影、电视剧、戏曲、歌舞、曲艺、杂技甚至外国的歌剧、芭蕾、音乐剧等任何一种艺术形式。也正因为如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观众对艺术的欣赏水平得以空前提高，与此同时；戏曲艺术原有的结构形态也受到时代的严峻挑战。令人可喜的是，川剧聊斋戏在推进戏曲舞台革新、整合艺术资4、探索新的戏曲表现形式诸方面似乎独具优势，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
以《碧波红莲》为例，该剧有戏剧场面、传奇情节、爱情故事、龙宫奇观、水域异物等，同时在舞台呈现上，设计有虚拟的海上乘舟采莲、龙宫中书生与龙女梦幻相见、造型滑稽怪异的龙虾蟹鳖、能言善辩的龟老丞相既为演1创造了展示表演技艺的条件，也为舞台美术制景、服装造型、道具运用、声光技术、音乐配器各个方面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故当时四川省内有多个剧团同时排演此剧，争奇斗艳，各有千秋，显示出较高的艺术创作水准。
川剧《聂小倩》是新时期改编版本最多、演出场次最多的川剧剧目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1世纪初重庆市川剧院演出的《聂小倩》，可以看到，在该剧尽人皆知的故事情节和人重庆市川剧院2002年改编演出《聂小倩》，王晋华饰聂小倩，张建平饰宁采臣。
物形象上，负载了越来越多的表演技艺、舞蹈成分、服装制景、音响效果、声光技艺等，或者说，这些不同门类的艺术元素通过这个剧目被重新整合成为戏曲艺术的一部分。此剧不但继承了传统演出中所有的特技，如空中飞剑之类，燕赤侠与老魔搏斗时，还使出了变脸的绝招。该剧在灯光与色彩的运用上也颇有创意，由于剧中人身份特殊：半男半女专嗜人血的千年恶魔、身怀异术的道士、能幻化人形的女鬼、文弱正直的书生，他们的行动又多在月朗星疏之夜。因此，黑色天幕成为全剧的主色调，聂小倩、燕赤侠的服装均为白色和浅色，宁生与小倩夜间相会则为浅蓝色服装，老魔阴阳脸、半白半紫着装、深蓝色披风，在变换的灯光投射下，格外眼。当燕赤侠与老魔搏斗时，满台灯光时红时白、时明时暗，营造出时空转移、风声四起、变幻莫测的紧张气氛。在舞台调度上，没有太多的制景道具，却巧妙地将传统戏中的彩女马衣转化为当前舞台时兴的群角伴舞，老魔出场带有一群造型狰狞的鬼卒，与聂小倩相随的是一群白裙少女，既可以视为她的女伴，也可以理解为烘托气氛、协助表演的多用角色。总之，重庆市川剧院演出的《聂小倩》，不论在对传统表演技艺的继承化方面，还是对现代艺术的借鉴综合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使川剧聊斋戏的舞台变化跟上了时代艺术发展的新趋势。
四、倪国桢系列推理剧的创新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在聊斋戏创作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倪国桢创作的系列推理剧。
倪国桢（1929），早年毕业于武汉一所医务学校，长期在卫生系统工作，业余从事文学及川剧创作。改革开放以后，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到重庆市川剧院任专职编剧。从1979年开始任编剧至退休，他创作了30余个剧本，大多推上了舞台。其中尤以系列推理剧《井尸案》《古琴案》《婚变案》成就最大，不但在四川广泛上演，深受观众喜爱，还先后被移植为昆曲、汉剧、豫剧、秦腔、黄梅戏、采茶戏等，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倪国桢先生因此也成为那一时期在全国戏曲界有较大影响的作家。
在这三部系列推理剧中，《井尸案》《古琴案》系由《聊斋志异》故事改编而成。三部剧作均以胡图县令及夫人为主角，并随着他们独特的侦探、判案过程来展开故事情节，故该系列剧又名“胡图断案之一、二、三”。倪国桢创作的推理剧具有结构奇巧、情节迷离、推理严密、手法夸张的特点。在音乐布局上以传统高腔曲牌为主，曲牌运用较完整，川剧特色鲜明，为观众喜闻乐见；在故事情节的叙述方式上，借鉴了西方惊险推理小说的创作方法，悬念贯穿始终，事件环环紧扣，将艺术的形象思维与严密的逻辑思维有机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川剧样式。
其主要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公案戏重情节的固有模式，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剧情的发展扑朔迷离，跌宕多姿，绝无见开端而知结局的弊病，极大地提高了公案戏的文学品位。遗憾的是，在这三出推理剧之后，倪国桢先生却因疾病不得不中断了戏剧创作，使这一开川剧创作新样式之先河的推理剧未能继续发展下去。
《井尸案》创作于1980年，全剧共5场：《戏言》《审案》《认尸》《寻头》《折狱》。该剧根据《聊斋志异·折狱》中第二则故事改编：村民胡成表弟外出经商，将一百两银子交表兄带回重庆市川剧院演出《井尸案》，赵人愚（中）饰胡图县官，金果冰饰夫人。
家中保管，胡成归家途中遇好友秀才王祖德，热情邀请王到家中喝酒。王见胡背回一大包银子，问其故，王乘酒兴信口开河说是在南山抢劫杀人越货，又抛尸井中所得。新任淄川县令胡图闻王祖德报案，差衙役捉来胡成，又真的从井中找到一具无头男尸。
村妇何甲的母亲、妻子前来认尸，说何甲前天带了一百两银子去赶场未归。胡成有口难辩，县令看出事有蹊跷，故意出悬赏告示：找到人头者有赏。胡成妻为夫送饭，遇王祖德指点找到人头，忙到公堂交案。胡图得知胡妻找到人头经过，心中另生一计：让何妻改嫁，身价一百两银子，与何母养老，何母不同意，何妻似有悦色。县令张榜卖何妻，王祖德自8上钩。至此，胡图宣布王祖德与何妻为杀人案犯。原来，王与何妻早有勾连，偶听胡成戏言，暗起杀人心肠，将何甲杀死抛井，再到衙门报案。谁知胡图将计就计，破了此案。
该剧与蒲氏小说情节基本相同。原着中没有王祖德这个人物；胡成是在与邻里冯安喝酒时瞎编了杀人越货的戏言，冯安向淄川县令费韦祉报了案。县令向被杀的何甲妻说，只要找到人头就尽快结案，同村王五急忙上报人头已找到，后查明是王五与何甲妻通奸杀夫。冯错报冤案，也被判刑三年。川剧将报案人与杀人者合二为一，人物关系更为集中，便于舞台表现。
该剧最主要的创造性改编体现在作者对胡图县令这个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原着中的淄川县令费韦祉性格精细而稳重，俨然一个道貌岸然、清正廉明的儒生形象。川剧中的胡图县令却是一个以官衣丑应工的喜剧形象。作为系列剧之第一本，作者设置了《审案》一场戏，专门介绍胡图县令以及他那位自作聪明、不甘寂寞的夫人的身世。新上任的胡图县令登场唱道：
［香罗带］
自幼读破书万卷，十载寒窗砚磨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