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笔耕不辍：斗士人生及译事活动
朱维之（1905-1999）生前是南开大学的知名教授、著名翻译家。他不仅是一位有高深造诣的老一辈的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专家，识古通今、学贯东西的教育家、文学家和翻译家，也是中国最著名的圣经文学学者。朱老不仅外语能力强，而且有很高的中国文化素养，曾在中文系讲授中国文学史。其勤奋与严谨的治学精神，给中青年学者启迪深沉。
朱维之出身于浙江省苍南县仙居乡朱家岛村的一个基督徒家庭，秀丽的江南水乡风光在童年的朱维之眼中是一幅永不磨灭的图画，是一部“读不完的大书”。他一生笔耕不辍，战斗不止，可谓是斗士人生。正如他自己在《斗士参孙》的《译者前言》中指出的那样，斗士参孙是“诗人的自况”。不仅参孙是朱先生的“自况”，深陷囹圄而笔耕不辍的弥尔顿也是朱先生的最佳写照。八十高龄时还在编一部50～60万字的外国文学史，它可与《简编》配套使用，是教育部推荐的高校教材。不仅如此，老先生还在新学科内勤勤恳恳地拓荒，还在计划准备文学思潮史的撰写。这部书名为《西方文学思潮史》的著作将与朱老再版《中国文艺思潮史稿》配套，是其对比较文学的一种探索与实践。
朱维之7岁上私塾，他记性好，认识多，先生就给他读古书《幼学琼林》等，两年后，父亲送朱维之到温州的一家教会小学就读，从此，他的一生就与基督教文学结缘。教会小学的师资力量雄厚，特别是历史老师王乐泉，知识渊博，讲课生动，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1919年，朱维之开始在温州中学读书，他认识了令他终生难忘的老师——朱自清，正是他的引导，让其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开始醉心于新文学。时至年轻的朱自清之所以值得尊敬，不仅在于他非凡的文学才华，还在于他诲人不倦、性格刚毅的师德。朱自清在朱维之的诗集上写上批语：“诸作气势奔放，佳句鲜绎，惟题材太狭，宜扩大生活范围。”这批语令朱维之铭记在心。中学期间，他不但发表论文，在金陵神学院求学期间，一部笼罩着神秘气息的《圣经》被他当做绝妙的文学美文来读。【1】
在温州中学，朱维之求知欲旺盛，喜爱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名人如徐志摩、冰心等人的作品，在中学时代，他就完成了《墨翟的人生哲学》，并在校刊上发表，后来他将此文投稿上海刊物《青年进步》杂志发表，引起主编注意，主编亲自询问作者，得知此文是出自中学生之手，觉得很惊奇。从此朱维之经常给该杂志投稿，《中国最早的文学家屈原》《诗仙李白》等都是当时完成的，该杂志创刊十周年时出专刊，朱维之撰写了决定他一生道路的文章——《十年来的中国文学》。他还喜欢读一些西方的书籍，他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受基督教影响甚深，因此特别喜欢读《圣经》，尤其觉得《诗篇》《雅歌》《约伯记》《马太福音》等篇目美不胜收。后来他也试着动手翻译一些西方作品，第一篇是美国作家欧文的散文《航程》，译文显得很幼稚，居然在校刊中刊出了，这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他在文学的殿堂迈出了第一步。
1924年，因家境清贫，他进入免费的金陵神学院学习，开始对《旧约》中那些美丽的篇章有了新的理解。他博览群书，潜心研究希伯来文化和基督教文学，宗教与文学的关系成为他关注的对象。他不仅确立了毕生的学术研究方向，并开始与比较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此后，他在上海青年协会书局的书报部当编译员时，不仅译过诗，编过剧，写过小说，更重要的是写下《戏剧起源与宗教》和《十年来的中国文学》等论文，前者较早地表现出他比较文学的学术思维，为今后进一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后者决定了他一生的生活道路，即成为他步入高校讲坛的晋身之阶。
1929年，风华正茂的朱维之应该校国文系主任王治心先生的邀请，来到坐落于岷江之滨、山清水秀的福建协和大学（现福建师范大学），得到校长林景润博士的首肯，开设中国新文学的课，内容是他1927年在上海《青年进步》杂志“创刊10周年纪念专号”上发表过的长篇论文《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这对他梳理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与此同时，他还以学生身份听课学习，一举两得。他主要是随班听日法语、英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等课程。
1930年秋到1932年秋，他负岌东流，到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专修科进修学习。他在早稻田大学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山口刚教授的启发下从事中国历代文艺思潮变迁的研究，其成果《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在1939年由长风书店出版，1946年又由开明书店出版。书中着重记述了儒、道、佛思想对中国文艺思潮的变化与文学创作的影响。半个世纪之后，该书在框架上大体不变，以“中国文艺思潮史”之名，由南开大学出版社于1988年重新出版。这部书实际是运用西方文艺批评的方法，重新审读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尝试，对朱维之先生日后形成比较文学研究的思维方式有极大的帮助。
1932年秋，他回国后继续在协和大学任教，同时担任不定期刊物《福建文化》的主编。这段时间是他的学术积累时期。1936年夏，他开始到上海沪江大学中文系任教，不仅出版了前文提及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略》，而且出版了对后世比较文学研究影响颇大的《基督教与文学》（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41）。首先，该书将一部宗教经典世俗化为文学经典，并进一步分析了圣经文学的特质以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其次，探讨了《圣经》中的圣歌、祈祷、说教等内容与文学的关系；最后从诗歌散文与基督教的关系和小说戏剧与基督教的关系两个方面，分析了《圣经》中所包含的各种文学体裁。《基督教与文学》集中体现了朱维之早年对宗教与文学关系的探讨，是他宗教文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之作。
1951年，他在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了重要的论文集《文艺宗教论集》。他认为，“从原始时代以来，艺术和宗教一向是不可分离的”，“宗教是一种艺术，是人类的艺术产品”，“宗教的祭坛是人民的舞台，人民艺术的摇篮”。1952年，朱维之调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曾任系主任等职。“文化大革命”后，他以学贯中西的学养主编了《外国文学史》（欧美、亚非两卷）和《外国文学简编》（欧美、亚非两卷），被国内许多高校广泛使用，泽被深远。晚年的朱维之在学术上日益精进，尤以希伯来文化和基督教文学研究见长，先后发表了《希伯来文化》《圣经文学十二讲》《古犹太文化史》《古希伯来文学史》等，这些著作继承并发扬了他早年的宗教文学思想。他曾在《自传》中写道：“以往别人谈欧美文学的源头，只注重希腊文学，不涉及希伯来文学，我不盲目从众，兼谈‘二希’。其实，欧洲在古希腊罗马文学衰落后，并不是历史的空白，而是以早期基督教文学为代表的希伯来文学的传人，希腊文学与希伯来文学的交汇融合，便成为欧美文学的新起点，开创了西方文学的新纪元。这是我对历史的一个大翻案，也是文学史的一大翻案。”他的这种学术思想不仅融入他主编的两部《外国文学史》中，而且体现在他主编的《中外比较文学》中。
动荡不安的“文革”时期，朱先生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斗士”精神更是得以彰显并弥足珍贵。1966年，“文革”到来，朱维之第一批被打成“牛鬼蛇神”。在那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朱维之与许多教授一道被红卫兵押解上街游行，有的教授不甘受辱而自尽，而他凭借超于常人的意志，熬过了苦难严寒的冬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朱先生以其学识人品赢得南开师生的尊敬，1979年朱维之重返南开教坛，担任了中文系主任，他不顾年高体迈坚持一线教学。当时大学中外国文学教育百废待兴，许多教师、本科生苦于没有教材，朱维之下决心编写一套系统的外国文学教材，他于1977年发起倡议，联合京津及华北地区一批专业教师，共同编写外国文学教材。经过多次写作，反复修订，由朱先生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外国文学史·亚非卷》和《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相继出版。对这两套教材的编写、出版，朱先生十分认真负责。从拟定大纲、审读初稿，到最后定稿，他都逐字逐句过目、修改，还亲自撰写了有关章节，绝不当挂名主编。这套教材至今还在大学沿用。
在南开任职期间，朱维之厉行改革，破除了大学中的一些清规戒律，废除了一些无用的形式，为教师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让教师能够放开手脚一门心思做学问，提高了行政效率，调动了教工的工作积极性。改革初期，正值拨乱反正，有些教师还习惯于“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生活方式，而身为系主任的朱先生却很少给大家开会、作报告、布置工作。记得有一个周末，一位教师在系办公室遇到了朱先生，竟下意识地问：“朱先生，今天下午我们该干什么？”朱先生十分幽默地引用了《巨人传》中的一句名言作答：“随心所欲，各行其是。”在场者无不忍俊不禁。
朱老对外国文学教学曾提出见解。他认为中文系教师理论素养较好，外语系教师语言能力较强，两支队伍各有所长，但是又互有不足，长期独立作战，影响着我国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迅速发展，因此提出必须首先解决师资问题。建议外语系要引进文学教师，授课加强深度，不但要介绍基本的知识，还要教给学生方法，培养感受和鉴赏能力。同时安排外语系教师以及外籍教师去中文系讲外国文学，改良教学法。总之，不要互相排斥，而应团结携手把我国外国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值得一提的是，朱维之于1988年4月出版的《中国文艺思潮史稿》从平行研究、影响研究等角度梳理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建构了从上古至“五四”中国文艺思潮史独特的理论框架。它在分期上亦以思潮的起伏和流变为原则，所以不是切瓜式的，而是波浪式的，表示出思潮起伏消长的本来式样，令人耳目一新、颇受启迪。
中国学术界对朱维之先生的学术界贡献一直相当重视。2005年7月，南开大学文学院与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联合举办“纪念朱维之教授百年诞辰暨基督教文化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会的70余名学者共同缅怀我国已故著名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研究专家、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代大师级学者朱维之教授，并就基督教文化与文学的相关问题展开学术讨论。该会议围绕纪念朱维之教授、圣经文学与基督教文化研究、基督教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三个议题展开。学者们一致认为，过去的20多年中国希伯来文学研究在三个方面取得成就：希伯来圣经文本研究、希伯来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研究，以及希伯来文学研究领域的理论探讨。朱先生其中的译介推动功不可没。2007年出版了《圣经文学与文化》。朱先生不但进行学术研究及名著译介，与前者相辅相成的还有他在圣经文学方向的专门人才培养。该工作始于80年代中期，朱先生率先在南开大学招收硕士研究生。2001年，朱氏主编的国内首部《古希伯来文学史》出版，突出特色是按照历史线索分述古希伯来民族前王国、王国、亡国与俘囚、复国和希腊化时期的文学，最后止笔于《塔木德》文学。
综上所述，朱维之一生从教70年，著述三十余种，近千万言，可谓桃李天下，著作等身。特别是在希伯来文化和基督教文学领域，他精耕细作，贡献巨大。
朱维之译事活动：
1928年，翻译了叶芝的诗剧《心所响往的国土》，均在《青年进步》月刊发表。
1935年，专著《李卓吾论》、译著《李卓吾年谱》（铃木虎雄著），由协和大学书店出版。
1951年，朱维之开始翻译弥乐顿的《复乐园》，并于同年由广学会出版此译著。1957年11月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59年7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951年，与周煦良合作俄译中的《苏联卫国战争短篇小说选》。
1959年，译著《聪明之误》（格里鲍耶陀夫著）和《宗教滑稽剧》（马雅可夫斯基著）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66年到1976年“文革”期间，翻译《失乐园》，后稿件丢失，转译《斗士参孙》，后《失乐园》的译稿失而复得。朱维之对译稿进行重译、补译、修改、润饰，于1985年由上海译文社出版。
1981年，译著《斗士参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1993年，译著《弥尔顿抒情诗选》，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同年，编著《圣经奇文妙语选》，由百花出版社出版。
1998年，《弥尔顿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