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于中国最具现代主义特质的诗人之一，“穆旦”（1918—1977）和翻译家“查良铮”均赞誉有加。但相当一段时间内两个形象是分离的。王佐良誉穆公为“最成功的诗译家”，卞之琳将查译《唐璜》称为“中国译诗走向成年的标志之一”。穆旦少年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便对文学有浓厚兴趣，开始诗歌创作，才思敏捷，笔锋锐利，显示出非凡的文学才能。1934年5月，散文诗《梦》发表于《南开高中生》（1934年春季第4、5合期），作品署名“穆旦”，是迄今发现最早署名“穆旦”的作品。1935年穆旦考入北平清华大学外文系，与同学一起参加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就读期间创作了大量诗作，并成立或参与了多个文学社团，其诗风颇受当时的外籍教师、英国诗人兼文论家威廉·燕卜荪的影响，1940年，穆旦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1942年，参加“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亲历了与日军的战斗及随后的滇缅大撤退，历经艰险后从绝境中生还。1945年，穆旦的第一部诗集《探险队》由昆明文聚社出版。诗风沉厚凝重，蕴藉含蓄，表现手法独特。1947年，穆旦和一些接受现实主义传统，借鉴欧美诗歌表现技巧的青年诗人一起，以上海的《诗创造》《中国新诗》杂志为重要阵地进行现代诗歌艺术探索，因出版诗合集《九叶集》而被称为“九叶诗派”或“九叶诗人”。穆旦同年自费出版了他个人的第二部诗集《穆旦诗集（1939-1945）》。1948年，穆旦的第三部诗集《旗》被收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在他的诗歌中，穆旦将西欧现代主义和中国诗歌传统结合起来，诗风富于象征寓意和心灵思辨，从而成为“九叶诗派”的代表性诗人。1949年，他赴美国留学，进入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195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年底在经过不懈努力、突破重重障碍后获准经香港回国。1953年回国后，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一生坎坷的穆旦，即便在恶劣的环境下，仍坚持文学翻译工作。他在刚过完59岁生日后，于1977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穆旦是中国现代诗派的杰出先驱，才华横溢，品格高洁。他更是一位精益求精、匠心独运的诗歌译者，既能够准确把握原诗的风格和氛围，同时又能以中国读者的语言习惯来表达。卞之琳将穆旦所译《唐璜》称为“中国译诗艺术走向成年的标志”，【1】而王佐良则将他与戴望舒并列为20世纪中国最成功的翻译家。从穆旦的历尽坎坷而又笔耕不辍的一生，我们可以了解他的诗歌创作和文学翻译对中国近现代文学事业的影响。
第一节 受难诗人：坎坷人生及译事活动
穆旦出身于浙江海宁查氏名门。其先辈查慎行，中过进士并担任过康熙皇帝的文学侍从。到穆旦祖父时家道中落，其父査燮和为人不善趋炎附势，一生平淡清苦。母亲李玉书虽是一位家庭妇女，却性格坚韧，常常教育子女要好好读书，奋发向上。在母亲的影响下，穆旦从小读书便非常勤奋，兼很早便显出过人聪慧，二年级时的作文《不是这样的讲》就被发表在邓颖超等人主办的《天津妇女日报·儿童花园》上，通过小女孩天真的语言巧妙地讽刺了当时的有钱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穆旦护校队队员随清华大学南迁长沙，他的诗风和诗歌语言受到了英籍教师威廉·燕卜荪的影响，于1937年11月写下了那首被认为是他第一首成熟的诗篇——《野兽》，表现了中华民族面对危亡的觉醒与抗争，语言凝重而深沉。1938年春，穆旦和清华、北大及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师生两千余人一起步行西迁昆明，经历了一路风雨困苦，使穆旦更深刻体会到了山河破碎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在途中，穆旦写下了《三千里步行》，描写了“一群失去了一切，又把茫然的眼睛望着远方”的“鲁滨逊”，“他们的血液在和原野的心胸交谈”，但“我们不能抗拒，那曾在无数代祖先心中燃烧着的希望”。
1938年4月，原“长沙临大”正式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知名最高学府，汇集了来自全国的一流学者：闻一多、朱自清、卞之琳、陈寅恪、吴宓、金岳霖、钱钟书、沈从文、傅斯年、吴晗、冯友兰等，多数具有完整的中西文化背景和很高的欧美化程度，因此能够熏陶出穆旦这样具有现代意识的学生，是不难理解的。穆旦在此期间开始了俄文学习，并先后参加了南湖诗社和冬青文艺社等文学社团，成为同学们中间有名的校园诗人。1940年，在从西南联大毕业前夕，穆旦写下他生平仅有的两篇诗评《他死在第二次》（评艾青）与《〈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评卞之琳），认为必须有适合抗战时代的新的诗风，应该摒弃空泛的情感渲染，中国人民“需要一种欢快、洪大的脉搏在诗里和他们共鸣。他们需要‘新的抒情’！”，而在语言的使用方面，他赞同艾青提出的使用“朴素的语言”，“我们终于在枯涩呆板的标语口号和贫血堆砌的辞藻当中，看到了第三条路创试的成功，而这是此后新诗唯一可以凭借的路子”【2】。
1940年，毕业留校任教后的两年里，穆旦创作了大量诗歌，成为联大文聚社的一分子。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赞美》，便发表在1942年《文聚》的创刊号上。在诗中他刻画了一个农民的形象：“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是同样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他诉说了民族的灾难与屈辱，但他更通过该形象，象征地概括了人民的觉醒，在民族奋起与抗争的感召下，走向了新生。
在穆旦的诗歌创作成长过程中，天资与勤奋的写作固然为他打下了深厚的根基，但决定穆旦诗歌的面貌与深度的，却是他那非常人所能有的、独特的生命体验。1942年，穆旦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热血之志，参加中国远征军，任司令部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此次远征给穆旦带来很大的影响。对于这场经历，他从不愿意提起，但这种对死亡的贴近体验与观察和亲身经历的对生命的强烈渴盼，成为他后来写诗的强大内驱力。1945年，他发表了最优秀的代表作《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诗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沉重和悲悯，被评论界称为中国现代诗史上“直面战争和死亡，歌颂生命与永恒的代表作”【3】。
接下来的几年，穆旦的生活可谓颠沛流离，肩负家庭生活的重担，时时面临失业的危险。1948年上半年，诗人杭约赫与辛迪、陈敬容等创办了《中国新诗》，加上在北方的穆旦和杜运燮、袁可嘉等人形成了“中国新诗派”（后因出版诗合集《九叶集》而又被称为“九叶诗派”）。他们没有明确打出结社的旗号，但有着共同的美学观点和相似的表现风格。他们主张在新诗写作中追求现实与艺术、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平衡美。要讲究意境和色调，多作诗艺上的探索，反对标语口号式的空泛作品。在艺术上，他们自觉追求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结合，注重在诗歌里营造新颖奇特的意象和境界。可以说，九叶诗派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吸取和对中国诗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有重要的贡献。他们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风格，而穆旦则是其中的佼佼者。
1949年8月，穆旦终于实现了赴美深造的愿望，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等课程，学习成绩出类拔萃，特别是俄语和俄国文学。当时的留学生活非常艰苦，他必须靠半工半读来维持生活和学业，在艰苦的生活中，写诗成了他唯一的休息和精神享受。他笔耕不辍，常有诗作在美国的报纸杂志上发表，渐渐地他在美国也小有名气了。1951年，穆旦将自己的若干诗作译成英文，其中两首《饥饿的中国》和《诗八首》（节选）被美国诗人赫伯特·克里克默尔选入他编选的《世界名诗选》，集中仅有两位中国近代诗人入选，就是穆旦和何其芳。穆旦完全可以靠写诗在美国生活得很好，但他却坚持认为：“在异国他乡，是写不好诗，不可能有成就的。”【4】1952年夏，穆旦和妻子周与良拒绝了去“台湾”或者印度德里大学任教的聘请，决定返回祖国。当时留学生拿的还是国民党政府颁发的护照，又值朝鲜战争时期，美国不批准他们回大陆。他们四处奔波，托人疏通，才获准赴香港。1953年初，他们夫妇终于辗转回到祖国大陆。
至穆旦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起，便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和翻译工作中，先后翻译出版了前苏联的文学理论作品《文学原理》的三部分，同时用惊人的速度翻译出了普希金、拜伦、雪莱、济慈等浪漫主义抒情诗人的作品，如《普希金抒情诗集》《拜伦抒情诗选》《济慈诗选》等等。他的译文流畅优美，细腻传神，很受欢迎。令人扼腕的是，穆旦在工作上的斐然造诣和性格中的正直坦率却很快给他带来厄运。1954年底，在批判《红楼梦》研究错误的批判会上由于发言被阻止，穆旦立即离开会场，被打进了“反党小集团”。1955年穆旦成为“肃反”对象，而1957年他写下的《九十九家争鸣记》更被批判为“向党进攻的毒草”。1959年，穆旦被判为“历史反革命”，“接受机关管制，监督劳动三年”，罪名便是他参加中国远征军的经历。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即使每天在整理图书、抄录索引甚至打扫厕所之类的繁重劳动之余，穆旦依然坚持着翻译工作，在恶劣的环境和抑郁的心境下，他热爱的文学就是他的精神支柱。1964和1965两年中，穆旦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翻译拜伦的长篇叙事诗《唐璜》，到“文革”前夕，他终于完成了《唐璜》的译文初稿。
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受到多年的不公正待遇，穆旦从来没有流露过丝毫对从美国回来的后悔情绪，也没有动摇过对祖国的信念。他始终相信“中国总有一天会需要知识，需要艺术？？这是我喜爱的工作。我懂得中国需要诗”【5】。在残酷的现实中顽强地生活着，默默地工作着，“虽九死其犹未悔”。在“文革”结束前他又重新拿起笔，创作了他人生晚年的六十多首诗歌。1976年春天，穆旦不慎摔断了腿骨，在腿伤病痛的折磨中，他坚持继续翻译《唐璜》和改译《普希金抒情诗集》的工作，常为了一词一句的推敲而深夜不能入睡。1976年岁末，穆旦写下了被周珏良誉为“可以代表穆旦晚年的成就”的《冬》，它凝聚和概括了诗人晚年的人生感受和思考，表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绝望的边缘里，诗人仍然不放弃生存、抗争和追问的努力。1977年2月，穆旦因心脏病突发，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离开了他挚爱着的祖国和文学事业。1981年，他的冤案终于彻底平反昭雪，南开大学在天津烈士陵园举行了“查良铮同志骨灰安放仪式”，这距穆旦逝世已四年半。近年来，穆旦和他的诗日益受到文学界和诗歌爱好者的关注，各种版本的穆旦诗集和译著也相继出版，他和历代生前失落的文人雅士一样，赢得了煌煌身后名，这颗被历史的浓云所遮蔽、过早陨落的诗界巨星，终于重新绽放出璀璨耀眼的光芒。
穆旦译事活动：
1953年，从香港经深圳、广州到达上海，继续北上北京，在京居住期间，着手翻译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
1954年，译著普希金《波尔塔瓦》《青铜骑士》由平明出版社分别于3月、4月出版。10月，撰写《（普希金抒情诗集）译后记》。
1957年，穆旦与袁可嘉合译的《布莱克诗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普希金的译诗。
1962年，开始翻译拜伦的《唐璜》，于1965年基本完成译文工作。
1972年，完成拜伦《唐璜》译稿及《唐璜注释》的第三稿。
1977年，完成普希金《欧根·奥涅金》译稿的修订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