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庆阳书法全国万里行”郑州首展的一个学术性侧面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全国性书法大展对各地域书风特点的综合接纳乃至扩散，使之泛化为书界的共性风格。于是，传统地域观念中的书法风格差别日渐缩小，作者图式个性在古今通变意义上的寿命日渐缩短，地域书风已悄悄宣告消亡。在跨地域的书法比较研究中，只有作品质量和作者数量才是真正寻找地区发展差异的绝对性量化指数。在西北书法创作群体中，广大作者历经对展厅及相关媒体上书法样式的汲取与杂糅，基本脱变出与全国大展风格、路径相近的作品，就目前而言，西北书法作者的风格和水平，已处在全国同等可比的发展秩序和格局当中，正因如此，西北过去曾是相对落后的书法地区，在当下的全国书法大背景下，完全有勇气，也有条件用自己自足的书法话语，与发达书法地区进行交流与对话。置身于新的书法环境中，即便一个完整的文化语境圈子，若自我封闭，不与其他发达、先进的文化圈子进行学习与交流，以至不主动让别人来认识自己，这无疑等于使生发于现代情境中的个性书法风格又弹回了古人书斋孤芳自赏式的独己消费，缺少了艺术作用于现实世界的体认和关怀。
甘肃庆阳对笔者来说毕竟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地方，过去只知道离西安很近，生活环境与陕北差不多，此地民风淳朴，文化底蕴很深。近年来，我们经常能从全国性书展的名单上找到庆阳作者的名字，并且在大展开幕式上能见到庆阳书家来去匆匆的身影。他们这种对书法艺术的痴情和耽怀，虽则来源于全国书法潮对广大作者的激励和刺激，但笔者认为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一种书法文化在本土的滋演与承传。在庆阳这块古老的文化热土上，曾走出了明代文学“前七子”之李梦阳，也孕育出明代“邢、张、米、董”之大书家米万钟。马啸在《民间书法》一书中认为，甘肃是中国书法发展的源头，这是很有见地的。甘肃曾为后世留下了武威、敦煌、天水、甘谷等地大量先秦、汉代简牍，为书界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性样式；曾走出了张芝、索靖、赵壹、李白、王任裕等一大批披载历史的书法大家。自唐代以后，甘肃书法家在中国历史上名不彰显，原因之一便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向东带去众多人才，而西北只留下了不能为艺术家提供良好创作环境的艰苦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在由落后的经济所造成的艰苦生活环境中，属天才不奋斗终久是庸才。对于甘肃书法而言，当下的庆阳书法就属于一个例外，中道出现了书坛领袖人物米万钟，这一个人物的出现就没有使庆阳书法与传统中断，也没有使庆阳书法发展丢掉根基。我想，目前庆阳书法的异军突起，不属偶然，完全是一种本土文化的崛起与延续，过去的某种保守，正意味着长远性的可持续性发展。
在这几年甘肃书法的收藏热潮中，相信广大收藏者不是经济动感中的暴发户，也不属唯利是图的小商贩。他们在骨子里是热爱书法艺术的，这种痴心和坚诚，曾感动了许多夜走江湖的书画家，而这批书画家在甘肃异土的现场示范和讲解，在最大意义上解构了传统甘肃书法创作保守、封闭的艺术立场，这是对书法观念与技术性知识操作的输入，是一种极为深远的文化交流；有人能历数出全国名家拿走了甘肃收藏者多少货币，而没有人分析过由这种市场运作所转入文化的等价交换，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了几乎全省书法人的创作方向和艺术立场，这是甘肃书坛来自民间个体行为对本土书法的一次巨大而彻底的革命。庆阳书法，也就是在这种书法革命中迅速成长起来的。
庆阳书法是传统的。庆阳的书法交流大多是西向兰州，南结西安。从古人法帖及碑系化资料到展览的现代性实物接触，无疑其知觉是传统的，也是内倾的。韦国栋交糅章草的粗犷意味，王正岷简静的魏体楷书，王憨群、高旗草书的传统型形式，李万里的欧字描摹，马成璋的蝇头小楷等，都在无意于求变的个体热爱中营造着自我情调。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他们既钟情于古调，亦独自吟诵着古调，这是一种自遣式的人生态度，或者说，他们对书法的耽玩和爱好，是对周围世俗环境的清洗，是对一种传统文化的呵护和热切回望。
庆阳书法也是开放的。张宣以生辣的线条较多地吸收了当代观念书法的结字、用笔效果，散发着一种朝气；王正楷极力在魏碑的结体中强化块面和空间感；金希明行草在章法上吸收了传统手札特点，强调装饰效果；黄风贤学张瑞图，能将张氏风格迥异的《千字文》与其他书卷结合，收敛了外向迹痕；马克新、苟会峰跌宕的草书节奏感极强，具有较强的视觉效果。以上这些作者，有一个最显明的特点就是外向性地吸取了当代书法的一些优点，以其较为新异的面貌展现自我艺术主张，这批作者在当地应该是最适度、也最有深度的当代书法观念传播者。
庆阳书法也是综合的。卫玮、安石、贾继智等人能将汉代前文字与现代形式结合，入古求新，既古老又活泼，这更接近理想中的甘肃本土文化所萌动的艺术精神。安文丽、杨浩奇诸人在传统的基础上综合了当代书法的创新命题，谋求思变，尽管变式不属太大，但毕竟赋予了自已的一些想法，难能可贵。李锐、郭亚宁写帖主静不主动，虽未脱去前人程式，亦属自有心得。
庆阳书法体貌多殊的不同取向，已然为今后当地书法的发展构筑了坚实的群众性基础，我们不能责备广大创作者在自我图式构造中所出现的小失误、小缺点，也许，这些由本身缺欠所引入的问题，正是庆阳书法将来展现群体实力最为重要的形式基础，他们摒弃摹仿，杜绝追风的个性化书法实践，正在履行、实践着一个更高、更广的书法目标：既不背离伟大的传统，又不过分迷信当代。这无疑是庆阳书法展览所深藏的一个学术性观念，在这种热烈而严肃的书法氛围中，相信庆阳广大作者在艺术上的磨砺，既属一种生命热情，也属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