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成都，峨影厂说我们同意你去读书，这个学费需要你自己出。转头我在电视台门口遇到四川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李达明，向他说了情况，他坚决支持我去读书，学费由电视台出。我又说：“拍实习作品需要经费。”李主任回答更干脆：“由台里出。”第二天我写了申请书，制作中心在申请上签字同意，由李主任交到电视台党组会上。看了这个申请，台里领导也都希望年轻人多学东西，这样我去了深圳大学。
李达明：当时四川电视台的电视剧制作刚刚起步，我们是支持每一个好学的人去学专业的，以加强我们电视剧创作队伍的素质。有没有因为欧阳是演过宝玉的演员而重视他？有，他这个因素不多。
康莉和我一起去的，她学的是公共传播专业，我的专业是两年，她是三年。在学校读书期间，还有不少的社会邀请，就会去出席活动，这些活动里面还有在海外的，比如去新加坡。
去新加坡参加“红楼梦艺术展”，我认识了当地一个商人，他十分喜爱曹雪芹的原著和电视剧，当时我正在筹拍我的实习作品《黄昏的太阳》，台里只给了我一万元的资金。这位商人要送礼物给我，我说，“我正在拍实习作品，需要资金。”他问我多少，我说：“六万元！”当时的美元和人民币的汇差是1：6，他马上吩咐公司的人给我送来了一万美金。
拿着这些钱，我提醒自己：一切都要精打细算。
揣着这一万美金回到成都，首先做的是买了大米，到罐头厂批发了很多罐头，又租了帐篷，准备自己做饭，野外宿营，这样做一是为了省钱，二是高原地区住宿都不太方便。
拍《黄昏的太阳》受电影《红高梁》的影响很大，就是讲究、追求造型和视觉冲击。完成之后，台里领导和看过的人都觉得不错。
李达明：欧阳的实习作品是《黄昏的太阳》，我们给了一万元。那时一个单本剧的成本是三万左右，一万元只是三分之一，成本应该是不高的。我们先前也看了这个剧本，至少这个戏剧本是没有问题的，就看欧阳的拍摄和制作了。
拍《黄昏的太阳》的钱没有用完，我用剩余的资金编导了我的第二部电视剧《逃往天国》。
刚刚起步做导演的我，这个时候和康莉的感情也出现了一些波折。本来我们打算这个时候结婚的。但她想留在深圳。我们就有了争吵，一吵我就很绝望，一绝望就决定出国。于是，我把自己的存款全部兑换成了外币去了新加坡，住在一位画家朋友家里。
在新加坡也出去找了工作，有时间还写文章发表在《联合早报》上面。可过去一个月后，始终找不到合适我的工作，有时间理顺自己的思路，感觉自己的一切都在国内，包括自己的爱情和婚姻，那就打道回府吧。
就是这个波折促进了我和康莉的感情，我们决定结婚。在生活里面我是一个马大哈，比较粗心，决定结婚也没有去影楼拍婚纱照，就是邀请了我们双方的亲戚吃饭。我家和康莉家的亲戚都到了新房了，我们俩还在街上的发廊做头发。这都不算什么，结婚那天的录像带最后还被我弄丢了，到现在康莉还因为这件事情不高兴。
我们是在谈了十年恋爱后结婚的，典型的晚婚。
结婚的房子是四川电视台的宿舍，就把阳台改建成了卧室，要睡觉就得爬进去，起床就得爬出来。拿四川人骂人的话，如果你不睡了你就爬出去。大间的房子分隔成了厨房、客厅和书房。
婚后，王导为拍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采景，到四川来我家做客，我就和康莉在家里做饭请王导，看见这样的居住条件，王导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有些不可思议！”
日子安定了，自己也没有什么业余爱好，不喝酒，不喜欢应酬，就是家里到单位，单位再到家里。
家庭就是一个自己的后院，后院安置好了，就是一门心思拍戏。拍《山梁上的太阳》，剧组条件非常艰苦，住在山上羌族山民的家里，我是单间，就是猪圈旁边，其他人是大通铺，那单间到了晚上也不安静，听见老鼠在屋梁上跑来跑去，落下很多尘土。
拍这部戏的艰苦还不只这些，我们在山上拍戏，暴雨之后就塌方了，我们被困在山上，如果不及时转点拍摄就会影响周期，困了大概一周左右，我就让制片主任去探路，看能不能下山。制片主任张玉伟回来犯难地说：“路都断了，真要走只能一段一段地走，每一段用山民的拖拉机载我们去下一段。”
“一段一段地走也得走。”咬牙作了这个决定。张玉伟赶紧和台里联系，要他们在山下接我们。
于是剧组浩浩荡荡一大队人马透迤走在山路上，设备由人扛着走。这样走了十几个小时，在傍晚的时候到达山下，见到台里的车和人都要虚脱了，体力和心力也透支了，就一个感觉：想哭。
李达明：欧阳的《山梁上的太阳》荣获了十三届全国“飞天奖”，1993年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最佳故事片提名，这是他做导演后第一次获奖，奠定了他在四川电视台电视剧导演的地位。说到获“飞天奖”还有一个插曲，当时的评委都认为《山梁上的太阳》可以获一等奖，评委主任阮若林说年轻人机会多，不能这么早就给太高的荣誉，就给了这部戏二等奖。这个奖项一等奖当年空缺，欧阳的这部戏在获二等奖的三部片子里排名第一。
也从这部单本剧上我们看到了欧阳作为导演的能力和潜力。
黄邛波（和我合作了近二十年的制片主任）：欧阳是个对工作很认真的人，性子也急。比如我们拍《爱在雨季》，那是欧阳的第一部长篇电视剧，但是资金很紧张，戏里要搭的景又多，他都怕超周期和超预算。超周期和超预算可能对于其他导演没有什么。可欧阳不一样，他觉得既然领导信任他，他就要在自己承诺的时间和资金里面完成。
如果他一看景还没有搭好，就和我急。我说：“你急什么，到时候不会影响你拍戏的。”那部戏搭的景，台里领导和央视的人来看，以为我们花了二十多万搭的，其实只用了不到七万元。
李达明：央视影视部的张华山和海政的周振天到四川办事，看了《爱在雨季》的样片和搭的景后，张华山马上说：“我们买这部戏了！”周振天还要我把欧阳这个剧组的制作人员借给他用。所以，这部戏当时就收回了成本。
黄邛波：和欧阳合作是比较辛苦的，他太玩命了－－要考虑资金和周期，要改剧本和组班子。他改行后，变化那么大，和屏幕上的贾宝玉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投资小，可以不做？那不行，欧阳认为他是四川电视台的导演，台里给的戏不仅要拍好还有去拿奖的任务，拍不拍？肯定得拍。他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
我们是比较早进入电视剧到市场的，从1996年我们就开始自己融资拍戏。四川地方小，做影视投资的概念不强，就是要投资也是很少。《爱在雨季》我们紧张到什么程度？他在四川配音，我已经在北京请著名作曲家雷蕾做音乐了，两边一起同时进行，我飞回成都都马上就进行合成。
黄主任经常对我说的话是：“细水长流，不怕做不出成绩。”
拍戏我是细水长流，生活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有许多不尽人意，但这就是生活。
我是晚婚，更是晚育，康莉的怀孕的时候已经过了三十岁了，妊娠反应很厉害，看她怀孩子这么辛苦，心疼得不得了，就说“我们不要孩子了。”她坚决要孩子，说来挺奇怪的，只要她想呕吐的时候，我就开着当时的小奥拓车在城里慢慢溜达，她就不吐了。
爱人怀上孩子，父母、朋友都问我是想要儿子还是女儿，我说：“男孩女孩都无所谓，但要想要个女儿。”
说这话，大家都以为是我演了宝玉，就喜欢女孩儿。其实不是，我是觉得女儿乖、听说、省心。既然康莉怀上了孩子，也想知道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去了医院做Ｂ超，由于胎儿的胎位问题几次都不知道胎儿的性别。
有人为孩子出生时间算了算，说是下午三点钟出生。康莉临产的那天，我们都在产房外面等着，看看手表，都快三点了怎么还不生啊？这个时候，就听见产房里面传出一阵婴儿的哭声，正好是三点！
一会儿护士出来。
“谁是康莉的家属？”
“我是，她生了什么？”我急不可耐地问。
“你是想要独生子还是女儿？”护士反问我。
“我？我想要女儿。”
“那恭喜你，你们生了一个女儿。”
抱着女儿，心理特别高兴。女儿出生前和出生后，给我的感觉完全不同：我发现自己太爱孩子了。
女儿可能是受胎教的影响，只要她一哭，哭起来就不停。我就让保姆抱着她上车，像康莉怀她那个时候一样，开着小奥拓在城里的大街小巷慢慢溜达，她就不会哭了。
爱孩子是每个父母的天性，康莉对于这个迟到的女儿更是宠爱，还专门去学了儿童心理学，女儿是她一手带大的。相反，虽然我很爱很爱女儿，她对我却不是那么“亲近”，还总是和我唱反调。每次我要出去拍戏，问她，“爸爸出去工作，你想不想爸爸？”女儿总是毫不犹豫地摇头。而康莉和我一起出去拍戏，她就非常舍不得她妈妈。
每次我们夫妇俩出去拍戏，只要女儿一放假就会立马把她接到身边，抽空去旅游。
我和康莉在重庆拍戏，让同事把我女儿接了过来，玩了几天后，女儿和剧组的一个演员一起坐车回成都。
后来那个演员告诉我，车开动后，女儿就哭了，悄悄流泪，她问：“雯鑫（我女儿的名字），你哭了啊？”
“没有，有沙子进了我的眼睛。”
听了女儿的回答让我很心酸。
那年，康莉先去涪陵别的剧组拍戏，我要去西藏拍《回到拉萨》，就陪着女儿好好玩了两天，我要走的时候，她哭了。看见女儿哭，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她也是那么爱我。女儿的哭让我真想不去拍戏了，就好好陪着她。
在拍《回到拉萨》的时候还遇险了，现在想起来都很后怕。
那天在藏区草原上拍完戏已是半夜了，我和几个演员先坐车离开现场回住地。开着开着，就起雾了，四周白茫茫一片，能见度很低。坐在前排的我透过雾气看见了湖水，第一反应就是亏声嘶力竭大喊一声：“停车！”
司机刹车后，大家下车一看，离湖只有一米多的距离，车她陷在泥泞里不能动弹了。天色越来越晚，大家商量后决定留下司机守车，我们四个人走回住地。
走着走着，感觉到我们后面有两个绿森森的像小灯泡一样的东西跟着我们，大家的一致反应是－－狼。
那匹狼就一直跟着我们，吓得我们毛骨悚然，总得想法子甩掉它才行。于是，我们拿出身上的拍戏计划单点燃了，往身后一扔，把狼吓退了一点儿。就是那么一路走一路烧，可那狼还跟着我们。最后，大家身上的计划单都烧完了，那匹狼还跟着我们，忽远忽近。
走到半夜，看见前方出现点点火光，我们大叫：“有效了。”
原来剧组已经发现我们没有回到住地，这么长的时间也没有回来，就派出了二十几个小伙子手里拿着家伙，开着车找我们来了。
当地人告诉我们，如果不是其他人赶到，那匹狼很可能招来狼群，那我们真是会被狼群吃掉的。
赵天（我的副导演）：我就是从《回到拉萨》开始给欧伯伯做副导演的。其实以前我们认识，他和我父亲还有哥哥都挺熟悉的，但欧伯伯比我大十几岁，所以我在他面前就是一个小孩儿。他拍完《红楼梦》之后回到成都，见到我父亲就像以前那样很尊敬地叫叔叔，不像一个明星。我后来工作之后，对自己的职业不是很满意，非常懒散。我哥看我这样着急，就跟欧伯伯说：“我把我弟弟交给你吧，让他在你剧组做做个工人什么的！”这样我就去了欧伯伯的剧组做了灯光。
有次，欧伯伯的副导演在现场不行，他挺急的，突然对我说：“赵天，你来做副导演。”
当场我就愣了，自问：“我行吗？”
可导演说话了，那就做吧，一做吧我还行，就一路做起他的副导演了。
为什么叫他欧伯伯呢？一是他年龄比我们大，二是他在生活里面挺老成的，就像一个老伯伯，这个叫法被大家叫开了。
做欧伯伯的副导演很不容易的，被骂是家常便饭。不是他喜欢骂人，是他对工作严厉甚至苛刻，对我们这些比他小的人就更加严格－－不准迟到、不准随便外出、不准出差错。
他对剧组外的人都挺客气的，就是对自己人严厉。我被他骂到见到他人影都哆嗦，患上了“恐欧症”。其他人也一样有“恐欧症”！
有次我在重庆拍戏，我妈打电话，说她骑车摔骨折了。一听老妈伤了，我急啊！可是剧组又离不开我，只要安慰老妈，要她好好养伤。
第二天欧伯伯对我说：“你妈妈的事情我知道了，你回去看望老人家吧，组里的事情不要担心！”
现在的欧伯伯只要想发火和着急的时候，我就会指着他说：“冷静冷静，念佛珠。”
欧伯伯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名人，有人找他签名，他一般都拒绝，尤其是在工作的时候。有次，我朋友要找欧伯伯签名，我们都不敢。怎么办？我就把欧伯伯的剧本借来，让美工模仿欧伯伯的剧本借来，让美工模仿欧伯伯的笔迹给我朋友签了名。
做导演肯定是辛苦的，有时也想：还是做演员好啊，就只管演好自己的戏，其他不用操心。但做导演是我从少年时候的梦想，真要舍弃还是舍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