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彦军
1977年是我从中戏毕业要决定去向的重要年份。记得那年元月的一个下午，北京的天气很冷，当时中国话剧团的肖驰老师打电话给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我当时没来得及多问便匆匆赶到东单北大街95号（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肖驰老师已在剧院的传达室等着我了，没有多说什么便神秘地带我走出剧院的大门。
我们匆匆地穿过东单三条的胡同，走进了一家宾馆。我被她的神情弄得有些紧张，也许是天很冷的缘故，我下意识地裹紧了我的大衣。肖驰老师笑了，她也平息了一下兴奋的情绪，把围巾从头上摘下，很自然地在脖子上缠了一圈，然后对我说：“别紧张啊。待会儿你看见就知道了。”
我把大衣扣一个一个扣好，又轻轻地跺了跺脚，仍有些不解地问：“要见谁呀？我认识吗？”肖驰老师还是神秘地笑笑：“别问了，马上就见到了，走吧！”
我们在八层的一间房门前停下，肖驰老师轻轻地敲了一下门。门里走出一位五十多岁的女士把我们请进屋里。一进门，我就看见从沙发上站起一个人来，六十岁左右，一身黑色的皮衣皮裤，头发很长，手指缝里夹着半支快要燃尽的香烟，眼神中透着沧桑和锐利。
他的目光并没有在我身上停留，而是随着爽朗的笑声不停地打量肖驰老师。我发现肖驰老师的眼圈红了，泪水在她的眼里转动。我从那笑声中忽然发现，眼前这个长者就是著名的艺术大师——金山。
我也在刹那间激动起来，使劲地回想金山大师在电影《夜半歌声》和《风暴》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风暴》中他扮演的施洋大律师的那段独白。当时的我是幼稚和单纯的，从进屋那一刻起我的眼光就没有离开过他的身影。我感到，他的笑声虽然沙哑，但很亲切；他的目光虽沧桑但又柔和而慈祥。我看到他的香烟快烧到手指了，便替他担心，于是轻轻地把烟灰缸放到他的面前。
但烟灰还是落在了他的身上，他随意地抖了抖身上的烟灰，这时才转身看着我。
肖驰老师向他介绍我是中戏刚刚毕业的学生，当然免不了夸奖我一番。
他又点燃了一支烟，然后把背靠向沙发。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或者是什么勾起了他的回忆。我站起身恭敬地向他问好。他突然把刚点燃的烟捏灭在烟灰缸中，转回身看着我，那神态很深情。我的脸有些发热，心在扑通扑通加速地跳。金山大师用他无比有魅力的动作突然指着我对肖驰老师说：“你看，你看，你看他很有些像当年的我呀。演保尔……啊？他可以演保尔！”他也有些激动，随手又拿起一支烟，几次想点燃都没有点，只是把香烟在手指里快速转动着……我有些莫名其妙的紧张，越发激动了。我轻轻地说：“我练台词的时候喜欢念您演的施洋大律师的那段。”
他的眼里放着光彩，擦着了火柴，但仍然没有点。他把点燃的火柴捧在手里使劲地晃了晃说道：“好啊！你念几句我听。”
肖驰老师朝我努了努嘴，她期待的神情我理会了。我站起身，施洋大律师的影像在我的脑海里清晰地显现，我感觉血液在往头上涌：“……今天下午四时许……姜老太爷……”我一口气说完了，我的身上汗珠在大衣里滚动。
金山老师一直闭着眼睛，一段段烟灰落在他的腿上……他笑了，笑得很开心，招手让我坐在他的身边。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是最乖的。我脱掉大衣走到他的身旁，像《雷雨》里的大少爷一样，很有规矩地坐在了他的身边。
此时我的脸是潮红的，头上还有微微的汗珠儿。他看看我，对肖驰老师说：“啊……真的不错，可以演很多戏呀！”
肖驰老师马上说了带我来的本意：“是啊。但他被大庆要回去了，您和大庆的领导都很熟，要是能给我们留下就最好了。”
金山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肖驰老师，并且还告诉我，他要把《初升的太阳》拍成电影，很快就要投入。我很能理解他要拍这部戏的心情，他的妻子孙维世是周总理的干女儿，也是著名的戏剧导演艺术家。孙维世在大庆艰苦创业的时候开始深入生活，写出了话剧《初升的太阳》，后来她受“四人帮”迫害含冤死在狱中。金山也在不久后入了大狱。我这次见到他就是他刚刚从监狱出来。
自见到金山老师后，我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我期待着他能和大庆的领导讲我的情况，并能愉快地到国家剧院工作。
1977年3月28日，我在泪水中告别北京回到了大庆。
早春的大庆天气仍然寒冷，和我心情一样，迎接我的是漫天的大雪，风刮得几乎让我睁不开眼睛。我被大庆文化局的几个领导接到了驻地，吃了碗热面后，局里的领导告诉我先不报到，要马上参加金山导演的《初升的太阳》剧组。
大约是晚上，我被送到大庆的创业庄，见到了刚刚分别不久的金山老师。
他对我的到来非常高兴，他的面色比我在北京见到的那次好了许多，还是不停地抽烟。这次见面他和我开了个玩笑，他说：“这回好了，专家回来了！”我当时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他让我和他一块吃晚饭，我记得是两盘韭菜馅的饺子，没有菜。我没敢放开肚皮吃，撒谎说我吃过了才来的。他吃得很香，边吃边说：“这很不容易了，真的不容易了！”我不知道他的感慨是什么，就说：“老师，您说什么不容易呀？”他嘴里吃着饺子对我说：“饺子呀，饺子！真是谢谢他们了！这样的季节里能吃到韭菜……啊？”我说：“您在监狱里受了那么多的苦，现在出来了，大家都很尊敬您，吃几个饺子也没什么呀。”
他问我，“四人帮”猖獗的时候为什么有的人进了监狱，有的人没进去还为“四人帮”工作？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就顺口说了一句：“可能是他们的错误改正得好吧！”
他听了我的回答，嘴里的饺子差点吐出来。他很严肃地看着我说：“不是的，不是你说的那样。什么是改正好啊？”见我不好好回答，他又问：“还认识谁，喜欢谁？”
我不假思索地说：“吴雪，吴雪是我心目中非常尊重的人，他也差点进去！”
他突然放下筷子不吃了，眼神刹那间变得很阴郁。我感觉到了他突然的变化，但我实在不知道这种变化是为什么。我还是抑制不住地和他讲了吴雪老师怎样遭到不公对待及戏剧学院如何批判他的错误思想，还讲了诗人郭小川迫害致死后，他找到我把几百块钱的存折交给我替他保存的事……金山老师突然发出了一阵不知所以的大笑，也许是他的笑声有些怪，我似乎明白了什么，不敢再往下说，便说：“老师，您的饺子都凉了，快吃吧！”他摇摇头点燃了一支烟：“不吃了。你今天刚到累了，去早点儿休息吧！”
我和金山老师的认识让大庆文化局的同志很意外，他们对我非常的客气，我也决定参加他导演的《初升的太阳》。但我心里一直期盼着金山老师能在大庆帮我通融，以便让我早些回到北京。那些日子可谓心急如焚。
大约4月初的样子，沈阳军区歌舞团来大庆演出，我作为陪同金山老师的一员也参加观看，我挨着金山老师就坐。开演前他对我仍然很热情，问了我一些工作生活的事情，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又问我什么时候到他的组里报到？
他说他的一切事情都要听大庆领导的安排，我没有再多问。他很高兴地看完了演出，谢幕鼓掌之后，他突然拉过我的手说：“大庆有六十多万人，要有一支专业的演出队伍，你是专家，还是留在这里好！”他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到我的头上，刹那间我感觉回北京的事情完了。我记得我是恍恍惚惚送他上的车，他的车开走了很远我还在原地站着，神情沮丧透了。
我服从领导的安排参加了《初升的太阳》的拍摄，但我的情绪始终不好。
我无心关注我演的什么角色，心里始终在琢磨一个问题，为什么金山老师突然变了，在北京答应我好好的呀，是我哪里说错了，还是我做错了什么？
那段时间，我无法把我的心思放在戏上。于是决定给吴雪老师写封信，把我的苦恼跟他说说。我知道吴雪老师很喜欢我，我也敢什么都说。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寄给了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兼中国话剧团团长吴雪老师。他没有给我回信，但我调回北京的事情他已经交代了下面的团里，还找了当时的石油部领导。这个消息是石油部一个贴近领导身边的朋友告诉我的，我很激动。可由于我的情况特殊，大庆的领导不同意放我。那时正是全国工业学大庆的时候，大庆的事没有小事，谁也不能对大庆下强令。我度日如年。
由于《初升的太阳》动用了太大的人力和物力，拍摄遇到了很大的难度。
加上剧组风传个别人有作风问题，事情闹得很糟。此时正好赶上大庆要组织演出队伍赴北京给中央领导做演出，文化局的领导把我抽走了。
当时我很年轻气盛，我调回北京的事使金山老师有些生气。所以我走的时候没有和他告别。以至他后来在北京见到我时还说我是逃兵，这是后话了。
1979年3月，经历众多坎坷和波折的我终于回到了北京。我如苏醒的禾苗，饥渴地吮吸着话剧复苏的春天气息。1980年春天，剧院决定复排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并邀请老院长金山回来执导。这个消息让全院的人都兴奋不已，像特大喜讯一样在院里传来传去。
我被指定为这部戏的主演，饰演匡复。我的心情自不必说，完全沉浸在创作的喜悦当中。期盼着快些见到金山老师，是想好好向大师学习。但我又有些忐忑，总想到两年前在大庆没和金山老师打招呼就走的行为多少有些不对，担心他会生气。在等待他到来的那几天我的心情很复杂。
这一天终于到了，我和很多老同志在剧院的门口等着金山老师的到来。
说真的，不讲那种迎接他的场面，单就那么多老同志既谦恭又兴奋的神态也让我几十年来不敢忘却。是啊，那是对前辈、对艺术、对不炫耀成就的大师的一种由衷的崇敬与尊重。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明白了一个艺术大师的真正价值是活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的这个道理。当二十几年后的某一天，我自己不小心被大家叫“明星”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了金山。与大师比，我感到了惭愧。
终于，金山老师和所有的老同志握完手了，每双握过的手都是无声交流。
那是我平生见到的最让人感动并震惊的场面：50岁的人哭……60岁的人哭……70多岁老人流泪更是让人震撼。在场的男的女的他们都是笑着哭的，且没有声音。
我没敢上前，而是尾随在大家的后面走进了排演场。当剧院领导向他介绍剧组主要演员时，我站起身向金山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他的目光在我的脸上稍稍停顿了一下后，他哈哈大笑地指着我对大家说：“我们早认识了，早就认识了！”两句“认识”对我来说可是莫大的荣幸，可谓受宠若惊。金山老师在那么多人的惊奇眼光的注视下招手让我坐在他的身边。“啊！你回来了，回来好，回来好！”我有些羞愧地说：“我……我再也不当逃兵了！”他紧攥着我的手再次哈哈大笑向众人说：“他从我的《初升的太阳》里跑了！”排演场里一阵哄笑……
当戏排到我的时候，我自认为我已很精心准备了。谁知一上场就连吃“闭门羹”。金山老师连续让我上了几十次场，到后来我的脑袋完全成了糨糊，形体也有些不支了。可是他还是强令我再跑二百米上场。我被他彻底打碎了，气喘得也不匀了，脚步也散乱和踉跄，话也说不出来了。我下意识地抱住布景中的一根柱子，眼神散乱地寻找……
这时大师笑了，指着我对大家说：“不容易啊，他找到了这个人物的感觉。
一个蹲了十几年大狱的人（指我戏中的角色——匡复），他的目光能和正常人一样吗？他的肢体、神情、语言都不能一样。”
接着，他说出了影响我一生创作的、我认为是做演员必须牢记的经典语言：“一个演员没有权力去说他自己还没有弄懂的台词，也没有权力去演他自己还没弄懂的人物。”
金山老师虽然早早地离开了我们，我也仅仅排过他的电影《初升的太阳》和话剧《上海屋檐下》。但他作为一代艺术大师所留给我的人格、品格、艺术风骨，以及在实践创作中指导我们的那些不能忘怀的经典语言，将永远铭记在我心中。他是我受益匪浅的前辈老师，是我心中的一座挖不尽的高耸入云的表演“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