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三种历史形态时，曾对存在于这三种社会形态中的人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历史的具体分析。在“最初的社会形态”，由于分工尚未产生或尚未充分发展，一方面使“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104 页。）另一方面部分个体却实现了低水平的全面发展。在自然经济形态中，劳动者往往一人从事整个生产过程的工作，掌握各种生产技能和生活本领，人与人之间发展的方向与水平也相差无几，个体几乎可以成为其他社会成员的代表。处在这种发展水平上的人，各种需要和能力尚未得到充分的独立发展，感性与理性、肉体与精神也尚未分裂或对立，而是处于混沌的和谐状态。马克思评论道：“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与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109 页。）正是由于个人与社会还处于混沌的同一关系，所以，个人的发展水平与社会成员的集体发展水平基本一致，也就是说，个人达到了低水平的全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描述为“原始的丰富”。
随着分工的发展，近代机器工业的兴起，人的原始丰富性被打破了。这是一个矛盾的历程。从整体上说，人类的能力得到了空前充分的发展和丰富；从个体上说，每一个人的发展水平却远远落后于集体的总体发展，显得相对片面与贫乏。这是由于分工把人的活动按职业进行划分，把原先属于个体整体性活动的各个方面割裂和孤立起来，形成了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社会活动与个体活动的疏离甚至对立。在个人身上，道德意志、审美情感与理智等能力也被分割开来，感性与理性、肉体与精神的原始同一也被打破，造成了个体人格的分裂与片面发展。但是被相互分离开来的人的需要和能力，却由于其专门化的独立发展而达到空前发达的地步，从而使人类总体的发展达到了空前的水平。这就是近代以来，在“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社会形态中，人的发展的二律背反。这种状况在现代工业劳动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现代工业生产是社会化的大生产，劳动成为一种多方面合作的程序。这种程序当中，往往包含着人类所能达到的各种智慧、热情、创造力和其他能力，但对每一个劳动者来说，他只是高度综合的复杂程序中的一个环节，一个要素，犹如一只大挂钟的一只小零件，终日重复着一种动作程序，只发挥他的一小部分才能。于是，丰富的个体对生产过程来说，可能只具有一只手或一条腿的意义。影片《摩登时代》中由卓别林扮演的那位装配工人，只是在装配线前紧张而机械地重复做着一种动作，他实际上已沦为机器的一个部件。人本来应该具有的个体主动性、创造性，他的热情、想像力和个性趣味等等在社会化生产过程中往往没有发挥的机会，有时反而受到严重压抑。不仅体力劳动如此，脑力劳动也是一样。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等从事精神性生产的人也不可避免地走向片面发展的道路。他们的劳动不仅往往与身体运动分离，而且由于专业知识和技能等等高度细致的划分，他们在精神能力方面也只发展了一小部分。智力的发展常常导致情感、敏感性和个性兴趣的丧失，有少数科学家几乎已失去了感受生活和欣赏美的能力与兴趣。而情感与想像的丰富又常常妨碍着智力的发展。由于个人的精力和实践所限，为了在某一专门的领域中获得进展，必须牺牲与此关系不直接的需要与能力。这些已成为现代化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
马克思认为，由于高度分工而造成的人的片面发展，集中体现为个体与社会的分离，也就是个体的类属性的抽象化。人类总体需要和能力的空前丰富证明每一个体可能蕴藏着多么丰富的潜能，相比之下，每一个体实际上所达到的发展水平却低得可怜。马克思一方面愤然谴责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又辩证地指出，人的这种高度片面化发展恰恰是人类总体能力丰富发展的必要前提。只有在这种社会形态（即社会发展的第二阶段）中，“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所以说：“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共产主义——引者注）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104 页。）而在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中，个体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也就是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高度和谐关系上的个体对人类总体本质力量的全面占有。这种全面性不能被理解为每一个人在每个活动领域中都达到最高的水平，而是指他的各种潜能都得到一定的发展，而不是只发展了某一种能力，而使其他各种可能发展的能力处于压抑或沉睡的状态。再则，由于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个体在某一领域中的活动也不再被孤立为只片面地发挥他的极小部分能力的单调劳动，而是为个体发挥多方面的才能和满足多方面的需求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主义历史地阐述人的全面发展的方法，为我们认识我国现阶段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具体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分工仍是必要的，甚至还不够，工业化的社会大生产不仅需要，而且还要充分发展。因此，现阶段人的全面发展不可能达到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理想水平，但又有了一定的现实条件。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体的需要和能力与社会总体的需要和能力相统一的全面发展方向，我们应努力使二者尽可能地趋于一致。不能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阶段才能实现，在目前情况下还只是一种理想，于是就不关心个体发展的全面性。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曾对历史上的某个时代或某些人物的发展水平极为赞赏，肯定了人的全面发展在某种程度或某种范围内实现的可能性。例如，马克思称古希腊为人类“发展得最完善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 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104 页）恩格斯称文艺复兴时代是需要和产生了“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445 页）据此，我们可以说，虽然在人类发展的现阶段，人的全面发展只是阶段性和局部的，水平也不很高，但是，如果我们把共产主义看作是人类为摆脱各种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束缚而争取自由解放的过程，把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理解为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丰富个体人格，尽可能地实现人在感性与理性、精神与肉体等方面的平衡的过程，那么在不同历史时期里，个体需要、能力与社会总体的需要、能力之间的矛盾、分裂的减缓，在不同程度上具有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
更值得注意的是，普通教育不完全等同于职业培训，前者的目标是培养通才，后者的目标是培养专才。虽然职业培训也有育人的任务，但其主要目标是训练人的专长。而普通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它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教育的人文性和理想性都意味着应该为学生各种潜能的发展提供机会，是造就素质全面、优良的人，这是素质教育观念的核心所在。事实上，由于个体内部各种素质有着密切的有机联系，所以只有素质相对全面的人，才可能在今后特定的领域做出较大的专业化成绩，才可能去创造和享受美好的生活。人文艺术教育的缺失，使得比较偏重于科学技术教育的学校照样不可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这对我们已不是陌生的教训。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憧憬美好的未来，而忽视了现时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也不能是一个美好而遥远的许诺，而应该是一个由今天达到明天的实践过程。我们应该时时铭记，作为实现人格理想的人，不仅是手段。而且是目的，他今天的生存与发展本身就有一个全面发展的问题，应该以意识到了的理想为指导，在现实的条件下，努力提高人的生存发展质量。再则，现代化社会建设者也应该具有丰富的需要和能力，因为使每一个体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恰恰由具有丰富需要和能力的劳动者创造的。这正是我们重温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根本意义所在。
二、审美的人生价值
（一）审美：作为一个生存范畴
美育学与美学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美育学的一些基本范畴直接来源于美学。但是，由于中国当代美学主要是从美出发并围绕着美的本质展开的，是一种关于对象的美学，而把“审美”范畴缩小为对应着对象（“美”）的美感，而且对作为美学最基本范畴的“审美”又长期缺乏深入研究。（详见笔者：《审美范畴研究述评》，载《哲学动态》，1999（2））然而，无论是从中西美学史上看，还是从美学的应有之义上讲，美学都应该从研究审美出发，审美是美学的核心范畴。美育作为感性教育，其基本意义也是从“审美”（即感性）生发开来的，审美是美育理论在美学上的逻辑起点。以往诸多的美育理论由于从美这个范畴出发，在美和美感这一对范畴里展开美育理论，既无从全面把握美育的性质和功能，也不可能深人揭示美育“审美育人”的主体性价值。审美作为一个主体性范畴与教育有机融合，就是把审美的价值转化为一种教育资源，这是美育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美育理论作为美学和教育学交叉的分支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因此，现代美育学应当把审美作为其美学上的出发点。
审美是一个广阔的领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描述或界定它。但是，它在根本上是人的一种基本的生存方式，属于生存范畴。这不仅是由于人的最基本活动是生存活动，而且还由于审美的最终意义在于它的人生价值。因此，美学和美育学都应抓住审美这个基本意义，把作为认识论范畴或实践论范畴的审美还原为生存论范畴，从而使自身获得对人生的关切，对生命的关怀，重新确认审美和美育的应有之义，重新确认现代美育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促进人格完善的人文性。再从美育活动的内在特征来看，审美育人过程主要不是以思维为特征的认识过程，也不是物质性的实践过程，而是表现和升华情感、激发个体的生命活力、发展创造性、开启心智、养育性情的体验过程，有着鲜明的人文导向。所以，只有把审美作为一个与人的生存发展、与人的个体生命活动直接关联的范畴才可能真正揭示现代美育的应有之义。
把审美（艺术）当作人的一种生存状况，一种崭新的人生境界，这是中国美学的一大特点。中国传统美学一直与人生哲学内在联系着，可以说一种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生存美学或人生美学，其核心问题不是美为何物，而是审美对人生有何意义，是人的生存如何实现艺术化、审美化，是人如何借助艺术和自然景观来达到生命的完满和精神的自由。由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美学中，审美根本上是一个生存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