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厚（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看了戏，我非常感动。之所以感动，有两点，一是舞台上呈现的为艺术献身的崇高精神。人都是需要有精神的，如同一个人的信仰，是心灵的支撑。老艺术家们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重返舞台就是为了他们年轻时代的理想和他们所热爱的戏剧艺术。这种为艺术献身的精神升华为一种感召力，让戏剧变得神圣起来，让台上的演员变得神圣起来，也让台下的观众变得神圣起来。它让观众认识到艺术的真正魅力。第二点是舞台上演员炉火纯青的表演，我在看的时候，甚至忘了他们的年龄。这对当今一些自命不凡的导演、演员来说，是一种反省。对我们青年演员和学生来说，是一种无声的榜样。看完戏，我收获到的不仅仅是看了一出精湛的戏，感受更多的是给我们的借鉴和启迪。
何雁（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副主任、副教授）：我给大家一个信息，我的学生很年轻，但他们非常喜欢看这个戏。我们的大艺术家把剧场做得那么平和、宁静、舒服，这源于他们的心态和生存方式。刚才几位老师谈到化妆问题，大家现在对化妆不太重视了，一抹脸就上了，这是不对的。在这个戏里，焦晃老师化妆后就像年轻人一样，不得不服，化妆真是一门艺术。大家都提倡这个戏应该短点，我倒觉得不长。现在的观众，让经济意识搞坏了。前些天，我去看一个戏，一味地讨好观众，我很气愤。戏剧到底是什么？现在的社会对文化的侵蚀太厉害了。因此，我认为《钦差大臣》会给很多年轻人起到一个典范作用，让大家看到老艺术家们是这样来诠释一个经典作品的，看到他们是用生命来捍卫舞台。
曹树钧（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发言内容已成文，见本书演出评论部分）
陈加林（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我今天参加座谈会，心情有点两样。我是表演系59届的成员之一，我没有参加这个戏的创作，因此有比较客观的一面。有些老师赞美59届是表演系的喜马拉雅山，这可能是溢美了。这个班出了很多很优秀的演员，焦晃、张先衡、杨在葆、杜冶秋、李家耀，等等，但是，59届的根本特点我觉得是对艺术事业的热爱和追求。这个跟老师的传承有关系，当时我和陈明正老师都已经是年轻的助教了，我们都受过苏联功勋艺术家列普柯夫斯卡娅的传授、朱端钧先生的传授、胡导老师的传授，等等。因为对艺术的执著，才会有这么一股创作热情。这种执著的精神活在每个人心里，就像火一点就着了。还有一个特点，我们这个班很团结。这种团结精神超越了一般的庸俗表面化的利益追求，值得我们发扬。这个戏刚才大家讲了很多，从客观上说，这个戏很好，导演好，舞台设计好，演员更好。导演基本上遵从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创作原则——导演死在演员身上。这一点很不容易。在今天这个多媒体时代，花花哨哨的东西很多，但我们这一次把演员放在了舞台的中心。舞台设计也不错，它的时代感，俄罗斯的风味是有的，对这个戏的空间的处理都很好。我特别要讲一下表演。焦晃演的赫列斯达柯夫，张先衡演的市长。刚才讲到谁是主角的问题，我倒觉得，这两个人物都是主角。一个是掩盖丑陋，一个是不自觉地本能地张扬丑陋。所以，这个戏不管偏到哪边都不好。焦晃不容易，老当益壮，他的形体保持得这么好，真是令人惊奇。到了台上，刚才他讲控制是不易的，从头到脚都是在角色中，这很难，他做得非常好，而且越演越自如，越演越进入状态。张先衡的市长演得也非常精彩，比如第二幕，市长和赫列斯达柯夫见面，这两个人相互窥测，赫列斯达柯夫怕市长把他抓去坐监牢，市长怕赫列斯达柯夫揭露他，想尽量掩盖自己的丑行。
这个窥测的过程你来我往，一步一步地发展。我这么多年很少见到这样的舞台交流，他们的表演是这样的有机、这样的有层次、这样的自然，没有很深的表演根基，是做不到的。焦晃演的赫列斯达柯夫吹牛，借钱，索要贿赂，一直到最后得意忘形地去市长家里调情，这些动作的层次的发展，贯串行动的发展非常清楚。张先衡也是同样的。现在我们表演教学的传承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最原始的道理——舞台行动规律，我们现在有些人忽视这个规律，或者轻慢这个规律，或者是慢慢淡化这个规律。这个规律是最原始的，现在有很多人不以为是主要的和核心的。从亚里士多德起，人们就发现了这个规律，“三一律”里行动一律是主要的，后来历史发展中，法国人把它倒过来了，时间一律、地点一律成了主要的，把行动变成次要的了。到了18世纪，德国人莱辛在《汉堡剧评》里就捍卫了这个原则，他认为法国人是不对的。舞台行动是主要的。到了19世纪的俄罗斯，斯坦尼把这一规律发展成了体系，今天世界上还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第二个体系。当然，我们黄佐临先生发现了梅兰芳的体系，加上布莱希特的体系，这三大体系并存。不过，我认为布莱希特形不成表演体系，梅兰芳能形成表演体系。我们中国的体系，是靠师傅带徒弟这样传承的，至今还没有一个人把中国的表演体系真正总结出来。记得若干年前，我在中央戏剧学院开教学交流会，问中国戏曲学院的老师李紫贵，梅兰芳能不能形成表演体系？就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样能教。他说难，难在真正的内行，缺理论，搞理论的又不懂舞台。李紫贵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我说不能两者结合吗？他说这个结合也相当难。所以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总结出来。斯坦尼体系是完整的，从训练演员开始。这个我觉得上海戏剧学院是有传统的。我们既有中国自己的东西，又接受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影响，教学上的确形成了一套。不能轻视它，不能怠慢它，这就叫现实主义的教学传统。有人一听现实主义，似乎认为不能概括这么多，我个人认为现实主义是个很广的概念。莱辛总结希腊悲剧，讲《诗学》就是现实主义，现在西方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荒诞派艺术家，他们认为他们是当代的现实主义。易卜生他们叫写实主义比较恰当，或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流派。戏剧学院应该好好传承这个现实主义传统，发展这个传统。
杨伟民（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钦差大臣》之所以是部伟大的作品，在于它的喜剧性和喜剧精神表达得比较好。1836年4月19日，《钦差大臣》在彼得堡演出，尽管这次演出是空前成功，但是果戈理回来以后，是抱头痛哭的。几个月后，在莫斯科演出时，史瓦普金要他来看戏，看戏的时候，他坐在很后面的位置，看不下去，第三幕时就悄悄离场了。演出后，史瓦普金请作者果戈理上场，结果他没有出来。不久后，果戈理就出国了。他对这两次演出都不满意，原因在于赫列斯达柯夫这个演员一上来，就把整个的戏变成了一个闹剧。这脱离了果戈理的本意。果戈理的这个戏，揭示的是看不见的眼泪，这是它的核心，这不是一个闹剧。由于赫列斯达柯夫的带动，后面几场全变成了闹剧。对此，果戈理专门为《钦差大臣》的演出写了一封信，指出了戏里哪一些是表演者不该演出来的地方。为什么他对几次的演出都不满意呢，我觉得是没能张扬他的喜剧精神。今天我们这次演出，恰恰是张扬了果戈理的喜剧精神。
什么是喜剧精神？我觉得有几个方面，一是讽刺批判，二是乐观主义，三是狂欢化的色彩。我非常喜欢第四幕，形形色色的行贿的方法，观众太熟悉了，尤其是最后一个慈善医院院长，这个修改相当棒。赫列斯达柯夫暗示要借钱，慈善医院院长便指了指桌子。这些表演，是我们中国特色的贿赂。真是好比一部关于贿赂的病理解剖学教材。果戈理把千疮百孔的尼古拉一世的俄国社会进行了批判，这是第一个方面，即批判精神。
第二个方面，是乐观主义。果戈理没有把赫列斯达柯夫写成一个骗子，而是有很多正面方面。我看了很多版本的《钦差大臣》，基本上是夸大来演出这个角色的，焦晃老师没这么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