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9年11月18—28日，《钦差大臣》在上戏剧院首轮公演，成为上海话剧舞台的文化事件。2009年12月7日，上海戏剧学院在佛西楼会议室召开研讨会。以下是现场发言，略有删节。
孙惠柱（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教授）：各位老师、各位前辈，很高兴今天在这开《钦差大臣》的研讨会。在东方喜剧展上《钦差大臣》是一个很重要的喜剧，上次我们在此就一般的喜剧理论展开了研讨。因为这个戏的演出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们在此就戏本身做一次更加深入的研讨。首先请韩生院长致辞。
韩生（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钦差大臣》已经超越了一部喜剧的要求。它的学术价值和当代意义都有待于我们深入地挖掘。这次演出创作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奇迹”。
首先，证明了经典作品的强大生命力。《钦差大臣》原本是一个有关19世纪俄罗斯的故事，但它却能够跨越两个世纪，与21世纪的中国社会现实产生深度的联系，依然引起当今中国观众强烈的共鸣。这进一步说明经典作品具有超越时空的伟大力量。正值中俄文化年，这次上演也是中国艺术家向俄罗斯戏剧大师果戈理表达的深深敬意。
第二，证明了表演艺术能够跨越年龄的限制，真正的表演艺术会在舞台上焕发青春的光彩。演员导演等主创人员平均年龄超过了七十岁。在当今的舞台和银幕上，一般总是年轻演员或青春偶像的天地。然而这部戏中，这些高龄艺术家却能在舞台上持续地绽放魅力，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的观众，并引起思考与共鸣。所有这些，都来自艺术家们深厚的功底和精湛的演技。
第三，这是一次现实主义表演的优秀示范，是严肃的创作精神的延续和发展。在充斥着“娱乐”、“搞笑”和低俗，或者急功近利的“创作”风气之下，能够坚守艺术追求，保持对创作的精益求精的专业标准，保持不为评奖、不为升迁的单纯艺术动机，体现了以艺术为最高准则的学院艺术价值观。这部作品为今天戏剧学院的教学做出了示范和榜样，是对学院核心精神的弘扬和引领。
上海戏剧学院五十年前的毕业生，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来完成他们当年未能演出的作品，可见，真正的艺术创作在他们心中的恒久地位和崇高价值。众所周知，在当今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学院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社会上存在浮躁之风、急功近利思想，也严重地影响着高校。这也正是阻碍产生艺术大家的深层原因。这部戏在这样的时间和环境下上演，不仅对学院师生，对我们每一个社会人，都是一个提示和警醒。坚守艺术，关注社会，贴近时代，超越功利，是培养和产生艺术大家的思想价值根基。
这部戏的创作过程和模式，体现为一个更加健全的社会艺术生态系统，体现着对艺术大学的文化建设追求。学院的行政系统，秉持“服务”的理念，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艺术家永远是第一位的，学校的行政系统为第一线的创作、教学而服务，通过作品和人才培养，进而为社会服务。这一理念体现了对大学精神的追求。
这部戏的成功，也为我们学院“教学链”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该剧由上海戏剧学院和上海焦晃艺术工作室联合制作。艺术家、制作人、教师、学生都参与了这部戏的创作。戏剧学院不仅要培养表演、导演、编剧、设计等艺术家，也要培养制作人、艺术管理者、戏剧评论家、媒体工作者等。从创作到运作，学院要进一步建设完善由多个环节组成的“教学链”，从而建设更加健全的艺术教育体系。
焦晃（《钦差大臣》监制、著名演员）：这部戏排演的起因，是我们59届以及前后几届的同学想重温五十年前的旧梦，我们只是想通过排一部戏，让老同学老校友聚在一起，共同探讨一下艺术创作，总结一下各人的艺术人生。我也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演出才选了这部戏。如果是为了自己在舞台上的亮相，我或者会选择一部更接近自己的戏。但我们59届的同学都很喜欢喜剧。当年在学生时期，苏联专家就准备为我们排演《钦差大臣》，可惜这部戏只排了一部分就由于种种原因而搁浅。离开校园以后，我们心中一直怀着复排这部戏的愿望。时光荏苒，当年的青年如今也两鬓苍苍。但我们觉得，我们对艺术的那份执著的追求始终未变，这种追求汇在一起，就会变成一股力量。我们不能让这股力量白白流失，相反，我们要凝聚这股力量，把它发扬光大，呈给现在的观众，尤其要把我们的审美理想和艺术价值观传播给年轻观众群。上海过去是一个文化创作高地，既然是“高地”，就应该有相应的文化品格，要弘扬经典文化、倡导人文精神。于是，这部戏就这样开始排练了。
从演员的创作上说，喜剧是最锻炼人的。没有激情、没有速度节奏，就没有喜剧。喜剧的表演讲究夸张的真实、夸张的细腻。在喜剧的风格样式上建立起一个生动的人物系统，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话剧表演中，创造角色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演员扮演的角色，就好像一个人要推开一扇关得很紧的门，从这个房间进入到另一个房间。他一开始往往找不到推门进房间的方法。后来，通过各种手段，他逐渐经历了种种痛苦的折磨、零星的喜悦等各种感受，才能慢慢地推开一条缝隙，看到那来自另一个房间的光亮。然后，他继续通过各种努力，直至把整扇门推开，完全地让自己的身体来到另一个房间。他要脱胎换骨了，从自我出发—非我—非非我。演员创造一个鲜明的人生，往往会经历一个“自然—非自然—新的自然”的艰苦过程。《钦差大臣》的排演很艰苦，但也很令人兴奋。
孙惠柱：我说一点。事实上，我脑子里一直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前辈和专家们。我记得9月初看你们连排的时候，我来看之前，听说你们在排这个戏，非常地期待。脑子里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是话剧吗？一般认为戏曲可以老人演年轻人，俞振飞80岁还在演小生，话剧一般不行的。9月初，我看了完全没有化妆情况下的排练后非常吃惊，年龄这个概念居然不存在了。看之前，我在想你们是在演现在的年龄还是剧中要求的年龄，看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现象。话剧居然也可以不考虑演员和角色的年龄差距，而且这不是一点点的差距。记得十年前，我刚回国的时候，俞洛生导演《日出》，周野芒演的方达生，所有的演员，平均年龄比角色高了二十岁，大家觉得不舒服。这次不止高了二十岁，却觉得很舒服。这个奇妙的魅力在什么地方？怎么来的？可不可以说，这是一种规律，只要演技到了一定程度，可以忘了年龄。还有一点，不少观众反应，多年没有看到这种染成金头发演外国人的演法了。到底是不要化妆，以中国人的脸演外国人好呢，还是这样化妆更好？这两个问题，我特别想知道各位艺术家、专家和观众的看法。
焦晃：电影主要通过摄影机的介入予以强化和强调，这张脸很重要，所以这个地方限制就比较大。舞台演出不一样，第一排观众离舞台至少有五米远，后面的离舞台有十米，十五米，二十米，甚至三十米。这个时候，脸就不是最重要的了，当然我们要尽可能地把它搞得好一点。舞台表演更注重形体手段，包括内部掌握与控制、速度与节奏。作为演员的外部的一个眼睛、一根眉毛，那个不重要了。舞台表演是一个总体造型的概念。演员总是有局限性的，我演了四十年的小生，最近十年专演老生。在我这个年龄段，来演一个假钦差，在全世界的演员行列里，都会认为是件蠢事，是难以想象的傻事。演这个戏，大概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演小生。演员和角色需要拉开幅度，我们59届有个传统，哪个同学通过一个片段或小品，能创造一个特别拉开幅度的角色，大家都非常高兴。谁要把自己的创作幅度弄得非常狭窄，在班上好像吃不大开。我觉得学校教育中也可以加强形象塑造方面的训练。
余匡复（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陈明正导演在这出戏中继续贯彻他一贯的现实主义风格，不论布景、道具、灯光、舞美和服装等都具有浓郁的现实风格，这一切使观众很快进入“规定情景”，立即明白发生剧情的时空和剧中人物的相互关系和矛盾冲突，所以戏很好看。不久前，我看了德国梅宁根剧团来上海演的《阴谋与爱情》，看完后我大失所望。它用写意的手法来演一个写实的戏剧，这是不行的。写实的戏，就应该用写实的手法来演。刚才孙惠柱老师提的要不要化妆的问题，我认为是要化妆的，观众通过演员的化妆、服饰，才知道人物关系，进入到剧情中去。
孙惠柱：我很高兴余老师回答了我刚才提出的关于化妆的问题。我补充性地提一下这个问题的背景。阿瑟·米勒1982年不让北京人艺的艺术家演外国人时化妆，他不是为了写意，他是莫名其妙地把美国人的政治理念带过来。差不多100年前，美国有过一种滑稽戏，专门是白人把脸涂黑演黑人，来嘲讽黑人。后来民权运动以后，说这是种族歧视，种族歧视在美国是个大问题，所以他们决不可以让演员在化妆上变成另外一个种族的人。奥赛罗决不能让白人把脸涂黑来演，美国可以这样做，因为任何种族的演员都能找得到。
唐宁（《新民晚报》资深记者）：在这个戏里，我感受到他们毕业那么多年还保持着这么旺盛的创造力，应该把这种东西拿到社会上去发扬光大。我个人认为戏长了一点，现在的观众生活的节奏变快了，在接受艺术的感觉上也会有变化，希望在短的时间里得到更多一点的信息，假如剪掉10—15分钟，可能戏的节奏会更好一些。另外，还有一个建议，做这种经典戏可以更开放一些，比如排练的时候可以吸引更多的学生来看，或在谈戏的时候吸引一些戏剧爱好者来参加，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文化事件。我们可以向社会开放戏剧教育，我认为戏剧教育是人文科学的基本教育，如果上海戏剧学院能够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对学院的影响力是有好处的，也可以给予更多的人以戏剧教育。
李光一（《解放日报》资深记者）：舞台演出和其他演出有一个区别，它要成为一个经典的东西流传下来，是和这个时期的观众有关系的，因为它是由创作者和接受者共同来完成的。这次的演出，除了果戈理的剧本是经典，上戏59届老艺术家的演出，本身也是经典。话剧传入中国后，从观众的角度来看，北京是西风东渐的一个消化的口子，受北京的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上海作为吸收西方文化的桥头堡来看，走的是另外一条路。所以，北京人艺有北京人艺的做法，上海青话演外国戏，也形成了自己的路数。这条路一方面发展了世界经典的舞台演出，同时也开创了话剧传入中国后另外一种发展路径。这样的经典演出，在现在还保持着它的魅力，这种现象值得研究。如果说北京人艺创造了一个高峰，那么我认为由上海戏剧学院培养的这些艺术家演的外国戏，也创造了一个高峰。这也证明了话剧发展多样化的存在。我觉得对现在的话剧要宽容，只要它有观众，都可以存在，但是它能不能成为经典，这要由历史来检验。从《钦差大臣》的这次演出来看，表演的本身也是经典。今天我们要向果戈理敬礼的话，也要向这些老艺术家敬礼。当初听焦晃说要演这个戏，我的反应跟一般艺术家不一样。我是做媒体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戏的演出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文艺事件。这个戏在今天演出的现实意义，可能会超越1959年焦晃先生他们的毕业作品对社会的影响。刚才说的化妆，当表演艺术家的表演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成为经典后，我看戏时完全没有出戏。所以，在今天的时间节点上，上海话剧舞台上有这么一台戏，我觉得对上海话剧的繁荣和多样性是非常有益的。当然，戏的长度也还可以压缩一点。
张曙（《解放日报》资深记者）：这次看戏前本来有点担心，毕竟焦晃年龄放在这了。但是他一出场，我有两个感觉，一个是焦晃赢了，他的出场像京剧演员亮相一样精心地设计了动作；第二个感觉是话剧会赢，很久没看这样的戏了，这台话剧的效果只能由这些老艺术家才能体现。听了大家的发言后，我觉得《钦差大臣》的演出仍旧那么吸引观众，但是不要刻意去把这个讽刺喜剧和当前的生活去对接，如果那样去做，一是不相信果戈理是经典，二是画蛇添足了。
沈立群（作曲家）：我是一个观众，提几点意见供参考。第一场我始终不能进戏，市长怎么就轻信了呢？他动作上应该有些表现，最后一场结束的时候，到了高潮，钦差大臣到了，啪，大家突然一个亮相。现在是雷电声中灯光昏暗，大家混乱一片，再亮相，这一暗场，时间已经过去了，震撼的感觉差了一点。再有，幕间的音乐选择得很好，但是有些地方太炸了，建议控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