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永菲①
问：您是以电影《雷雨》中的蘩漪成名的，您塑造的悲剧人物形象深入人心。那么，您为什么愿意这次在话剧《钦差大臣》中饰演一位爱慕虚荣、风流、可笑、滑稽、与女儿争风吃醋的喜剧人物，即19世纪俄罗斯某小城的市长夫人安娜呢？
答：我演蘩漪时的性格和现在很不一样，我现在比年轻的时候开朗、快乐，所以我现在也不排斥塑造喜剧式人物，因为演员塑造的某个角色的性格特征总有一些和自己的心理因素相通的地方。外向、乐观，这是现在的我塑造这位市长夫人的心理基础。我与《雷雨》有不解之缘。十五岁的时候在南京艺校的话剧片段中饰演《雷雨》中的四凤，三十五岁时在电影《雷雨》中饰演蘩漪，五十多岁的时候又在北京人艺的明星版《雷雨》中饰演鲁侍萍。随着自己年岁的增长，在《雷雨》这同一部名著中把花旦、青衣、老旦这三个角色一一拿下。这次排演话剧《钦差大臣》，我演的市长夫人是一个“彩旦”。“彩旦”要在舞台上活起来也需要花工夫揣摩人物的时代背景、心理活动，找出她行动的依据，理顺她与丈夫、女儿和“钦差大臣”的关系。这位市长夫人的人物形象是肤浅、虚荣、可笑的，但作为她这一形象的扮演者则不能肤浅，演员必须认识到剧作家设计这样一个人物的深刻用意。很高兴能在这个剧组里和上戏的老师及校友合作。这个戏的排演过程充满了学术的、研讨的气氛，充满了对果戈理这部名著的挖掘，也充满了导演与演员的艺术再创造。这在一般的、商业性强的剧组里是难以达到的。2004年我在明星版话剧《雷雨》中饰演鲁侍萍，那次登台，离上一次已有三十年之久。想不到这次没隔几年又能重返话剧舞台，而且还能和老师、老校友进行深度合作，真是人生一大幸事。
问：您虽然不经常参加话剧演出，但我在这次《钦差大臣》的排演过程中发现，您动作的灵活程度、语言及台词功夫、舞台空间感受力、速度节奏感、人物的张力和表现力等基本功丝毫不亚于常年从事舞台演出的演员。所以您前面说您五十多岁时再出演话剧《雷雨》，离上一次的舞台演出已有三十年，我听了十分惊讶。
答：这是因为我虽然离开话剧舞台多年，但我一直没有丢失我的话剧演艺功底。我当年在上戏读书期间是非常努力的。毕业后，我在新疆军区话剧团做演员，排演了很多话剧。这些早年的功底不仅使我能在多年后的话剧舞台上树立人物形象，而且还为我饰演的影视剧人物形象增添光彩。比如我在电影《瞬间》中有一段一分五十二秒的戏。“我”——一个年轻女子本来在河边悠闲地唱着歌，忽然远远地看见“我”所爱的男子与另一个女子走来，他们从“我”前面走过，卿卿我我，见此情景，我扭过头去，避开他们，眼泪“唰”地流下来，继续弹我的曲子，唱我的歌。这段戏我是一气呵成的，但因为中间还要插两个剧中男子与另一女子亲密的镜头，导演不得不把我的这段戏剪开。导演当时说他简直舍不得剪切，因为在这个镜头里，远景、中景和近景的画面都非常优美，我所饰演的人物的情感在这两分钟不到的时间里有着丰富而完整的体现过程。这个镜头奠定了我今后在影片中演女主角的地位。又比如我在电视连续剧《花非花》中与陈瑾演一对母女。在我与陈瑾的最后一出戏中，我们这对母女撕破了脸，女儿把我逼疯了。这段高度紧张、富有张力的戏由两架机器同时拍摄，一气呵成，一遍通过，连导演都惊呆了。这是因为，陈瑾和我都有话剧功底，我们可以把人物的情感、互动的交流关系流畅、连续、酣畅淋漓地体现出来。除了舞台基本功，生活积累也是极其重要的。演员不要把生活和艺术割裂开来，要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没有生活基础的艺术就像海边的沙雕一样，一个浪头就能把它轻轻抹去。我一直觉得，同样的一件事由不同的人经历，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同样的一个教训，一段坎坷经历，有的人能吃一堑长一智，举一反三，把困苦变作人生的财富，而有的人则始终懵懵懂懂，木知木觉，不思考，不吸取教训，让人生经历白白地过去，得不到任何技艺的提高。所以，当我看到有些演员外部形象条件那么好，但似乎又徒有虚名，靠“一招鲜吃遍天下”，塑造人物走进了自己所设的套路中去，我总感到无比的惋惜。
问：您前面提到《花非花》中您与陈瑾塑造了一对关系紧张的母女，还有，在此次话剧《钦差大臣》中，您演的市长夫人安娜妒忌女儿获得了“钦差大臣”的“爱情”，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您与女儿关系非常好，堪称母女关系的典范。那么，您是怎样刻画安娜这个与您本身有很大差别的人物的？
答：就像文学名著要塑造人物一样，演员的使命还是要塑造人物、创造角色，演员如果只能演自己，恐怕就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演员。我中年以前基本上演的都是悲剧人物，而且经常是悲剧人物中的女一号，“大青衣”。2007年我在明星版话剧《雷雨》中演鲁侍萍的时候，一开始仍有点顾忌，怕破坏自己原先树立的“大青衣”形象。但想到在84版电影《雷雨》中，我演蘩漪，秦怡老师饰演鲁侍萍，她也是从原先的花旦、青衣过来，现在来饰演老旦，而且是认认真真地塑造这样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佣人，我就豁然开朗了。花旦青衣有花旦青衣的美，老旦也有老旦的美。同样的道理，这次饰演《钦差大臣》中的市长夫人安娜，她已经到了女性角色中最夸张、最具喜剧性的级别了，可以说是一个“大彩旦”，但我一样要认真体验她的思想感情。虽然我本人和安娜有很大的不同，但我前面说过，我在中年以后开朗了很多。喜怒哀乐我都经历过，所以我也并不缺少喜剧人物所应该具备的心理的土壤。另外，剧中安娜与女儿争风吃醋的情形虽然比较夸张，但现实生活中，如果一个女人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被另一个比自己年轻的女子抢走，她该是怎样醋意大发呢。我演安娜，就是要找到她行动的心理依据。作为19世纪俄罗斯某小城的市长夫人，夫贵妻荣，安娜比当地所有其他的妇女富贵、快活，她甚至还是一个颇有风韵的美妇人，但又绝不是高贵典雅的那种，而是“俗香袭人”，所以才会与来自京城彼得堡的所谓“钦差大臣”“一见如故”、“一见倾心”。她当然也爱自己的女儿，她们母女在“钦差大臣”到来之前是很亲密的，但这种亲密是那种小市民的亲密，在一起讲吃、讲穿，张家长李家短的，没有那种高尚的感情，也是争争吵吵。所以，当她发现自己的“心上人”居然跪着向自己的女儿求爱时，看到女儿捷足先登，那一刹那她怒从心中起，大骂女儿“小贱人”。可没想到“钦差大臣”转而又向她热烈地求爱，弄得她惊喜连连，神魂颠倒，不能自已。但当“钦差大臣”向女儿“正式”求婚后，她的心情再次跌入“谷底”，甚至公开表示反对，不给他们祝愿。但想到丈夫已被商人告了，要维护丈夫的利益，想到女儿能攀上这样的高枝，而自己奈何已是一个有夫之妇，便既高兴又酸溜溜地做起“岳母”的梦来。所以你看，塑造人物，哪怕一个可笑的喜剧人物，都要找到丰富、合理的生活逻辑和心理依据。
现在想来，我演的蘩漪是一个“贵妇”，一个忧愁、哀怨、挣扎不已的深闺贵妇；在陈凯歌拍的《荆轲刺秦王》中，我演的秦国太后也是一个“贵妇”，一个“雍容华贵、饱经沧桑、风情万种”的王室贵妇；我演的市长夫人安娜也是一个“贵妇”，一个虚荣、浅薄、“俗香袭人”的小城贵妇。哪怕是“贵妇”，也会在不同的规定情境中有着质的差别。在陈明正、杜冶秋老师的帮助、启发下，从如何抓住人物基调开始，在语言节奏、肢体表现方面加大力度。每场排练认真和对手交流，得到准确的反应，再通过夸张的形体动作表达出来。我为自己设计了三件小道具来刻画安娜的俗：
一、羽毛扇。在我所看过的欧美影视中，上流社会的贵妇通常会用的，市长夫人这么一个“贵族迷”，一定会效颦。我几乎场场都用，特别是第三幕赫列斯达柯夫醉酒吹牛，倒在沙发上的时候，我给他献媚，给他打扇子，他朝我发嗲，通过道具交流特别有意思。
二、小镜子。市长夫人有几分姿色，且很自恋，对于一个“自恋狂”来说，这一定是必备的随身物件。第三幕开场，她和女儿争穿淡黄色的长裙，女儿说黑眼珠的人穿了才好看，安娜生气说：“难道我的眼珠不黑吗？”她一边说一边从腰间掏出一个小镜子，照照自己，得意地说：“黑得不能再黑了。”说完跨着大步、扭着屁股走下场。奇丑无比。
三、小手帕。这个物件对一个“卖弄风情”的女人来说，再好不过了。赫列斯达柯夫一进市长家，看到“我”就被吸引住了，殷勤地坐到“我”身边，而且说了一些奉承的话，说什么“如果没有得到您今天的关照，我真不知该有什么能称得上是我这一路风尘的补偿”，这说得太使“我”激动了。“我”情不自禁地表示感谢：“你太客气了，我真愧不敢当。”“我”真有些意外，这话是真实的，他接着说：“您是当之无愧的！”他是那么真切地说，渴望地表示，他整个身子冲着“我”，“我”被他吸引了，“我”小心翼翼地坐到他身边，靠近他，从胸前抽出我备好的那条手帕，这么一挑，“我”便惶惶地说了一句：“我只是一个住在乡下的女人。”他紧跟着说了一句：“乡下也有山有水。”他这话说的不是真正的山水，而是冲着“我”说的，他的潜台词和眼神，“我”都听出来和看出来了，导演要求俗，要求两个外表看上去十分典雅的人，骨子里要俗，俗到家。这种俗也只有在人物相互交流中，才能充分表达出来，通过处理，我自己也完全感觉到了。
一个成功的女演员，必不可少的是自信，自信让人没有杂念，自信让人不畏惧自己，自信更让人能博取众长为自己所用，从而立于不败之地。我在处理安娜这个人物时，觉得她身上充满了自信，在家中她是老大，女儿怕她，丈夫虽是一市之长，老奸巨猾，但在家里宠着她。她是家庭妇女，一般不去干预政事，但是她常常会过问丈夫的事，如丈夫在家开秘密会议，要到旅馆去迎接一位“彼得堡来的官员”时，她会跑到大门口直叫“安东，安东”，想知道来的是什么人，来宾是不是漂亮，是不是黑眼珠，真是一个好管闲事、多嘴多舌的妇人。“钦差大臣”来了，她老三老四地接待，拉“钦差大臣”坐在她身边，把丈夫扔到一边不顾，当丈夫批评她在“钦差大臣”面前太随便时，她讲她丈夫什么也不懂，这是女人的事，处处卖关子。在“钦差大臣”面前最随便放松的也是安娜，她应付自如。当听说赫列斯达柯夫家经常开舞会时，她会毫无顾忌地请“钦差大臣”和她一起跳舞。原剧本没有跳舞的，导演突然叫“我”请他跳，这一下正中“我”心意，也中赫列斯达柯夫的心意，这一下我们可以找到接触的机会了。在俄罗斯，不熟悉的男女相互邀请跳舞，也不是很随便的事。这也是一种情感和欲望的流露，说实话也正中演员的心怀，这样可以充分地发挥一下。“我”跳了，女儿也抢着跳。赫列斯达柯夫因为喝多了酒，昏昏倒倒，倒在圆桌边，导演让女儿要了一片西瓜给赫列斯达柯夫吃，赫列斯达柯夫吃了西瓜就讲，彼得堡有700卢布的大西瓜。虽然是胡说八道，但是导演处理跳舞和吃西瓜，使赫列斯达柯夫的语言有了没有逻辑的逻辑，使整个戏很舒展、很流畅。“我”的戏在激情方面，也有进展。一般演悲剧要有激情，但演喜剧同样要有激情，那就是赫列斯达柯夫跪下来向我求婚，这不是一般的事，安娜再十三点，在此时她还是要当真、要激动、要意外、要高兴。我表演一直不到位，在性格化阶段，导演要求演员大胆地应用语言、声音、动作体现出来，要我们找到准确的外部形式。有一天我排到这里，看到赫列斯达柯夫朝我双腿一跪时，我闪开身体，大叫了一声，而且不是短促的一声，而是“啊……”很长地尽情地叫了一声，好似在唱歌。这一下，我感觉到动作和声音有力地带动我内心激情的舒展。这次排戏收获不小，都是老演员，大家都是真刀真枪地对着干，交流起来毫不含糊，毫不拖泥带水，戏排起来很流畅。从这次排练中可以看到，文化修养和生活积累是艺术生命的源泉，只要有很好的底蕴，就能在短时间内捕捉到角色的形象，然后通过纯熟的技巧把栩栩如生的人物展现给观众。
《钦差大臣》是我回到母校补课和汇报的极好机会！
（采访整理：吴靖青）
①1966年毕业于上戏表演系，曾任新疆军区话剧团主要演员。主演的电影有：《瞬间》、《风浪》、《峥嵘岁月》、《雨天》、《但愿人长久》、《雷雨》等十余部。并在中央电视台、上海电视台、江苏电视台、山东电视台等多台“春晚”担任主持。1984年转业后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1986年移居海外。1998年回国后出演了电影《荆轲刺秦王》，电视剧《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保姆》、《田教授家的二十八个房客》、《花非花》、《雾非雾》、《刁蛮公主》等，并出演了明星版话剧《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