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冶秋①
一个以七十高龄为主创班子的剧组，把《钦差大臣》这样一个重磅话剧托举起来并最终推上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不说绝后，也是空前的。
而今要出版一本专辑，弄得像“非物质文化遗产”似的，我只想写两点，凑个话题。
一是焦晃的感召力从何而来？有感于演员的性格。
二是当今的话剧。
怎么想到这两个题目呢？很简单，因为那一段时间，我经常思考的就是这两个问题。先谈焦晃。
每当帷幕落下，掌声尽了，后台就有一帮拥趸接踵而来，此情此景，我总会闪回到半个多世纪前随佐临先生去北京看完《万尼亚舅舅》到后台去道贺的情景。那一刻，众人虚席以待，却不见主角金山露面，导演孙维世奔到拐角处轻声埋怨道：“黄先生他们来了，你就不能快点吗？”少顷，金山身着缎袍，手捧一堆棉花，边擦拭边慢条斯理地走了过来，轻轻一声“黄先生”，便坐落下来。那时，我刚入行不久，算是开了眼界，原来功成名就的演员是这个模样的……
焦晃在当今也有这样的声誉。只不过前者孤傲，后者热忱，而台上给人的印象又大不相同，前者亲和柔顺，后者则霸气冲天，两人的性格都是独特的。这个现象耐人寻味。
演员在舞台上要去塑造不同性格的角色，而演员自己的性格则必须具备独特性。我思考的就是这个非常微妙的问题，也就是说，演员的性格强烈地影响到他对角色的掌控。
焦晃是这样的演员，他在公众场合总是那样的谦恭，也许他不认为这是虚伪，而是礼貌。而在角色塑造的全过程中，却又那样强势而霸气，似乎要把舞台的空间都据为己有，而他并不认为这是不顾对手，相反是要把演员的自信推向极致。对焦晃的性格核心，三言两语很难说得明白。但人们应该研究的，不是他的是与非，而是他的成功。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
不妨再剖析一下他的行为轨迹。
在他从艺的半个多世纪里，始终如一地坚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学派的“规定情境”、“相互动作”等基本教义，又绝不舍弃被别人戏称为“焦派”的演员气质，他演的角色，都像他，但又都不是他。相反，有些演员力图摆脱自己去塑造角色，玩得挺累，结果弄出个四不象。这戏外之功，值得玩味。
尽人皆知，他知禅悟易、打坐、太极，数十年如一日，宁静时可以听得见银针落地，火爆时可以把电话机摔碎，作为演员性格上的绝对反差，在他塑造角色的过程中，同样累见不鲜。
他的敬业，甚至让人觉得不可理喻。比方说他会面对观众突然从台上跑下去，叫侧幕边看戏的人走开，然后再跑回来，这是任何演员不可能产生的行为。耍大牌吗？不，学生时代他就这样，一般演员的性格允许吗？
每场演出他都严阵以待，边化妆边不时地去翻看他那本排演笔记，上面是他抄下来的台词，还有那些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符号。室外传来嬉笑声，他就要出来喊：“轻点！轻点！”斯坦尼说后台就是圣殿，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他会弄得跟真的一样。我与他虽是同窗，但后期很少合作，这次算领教了，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他演戏有个明显的毛病，也许是太投入或者太追求生活化，导致一些台词的句首和句尾听不清楚，别人提醒再三都不见改正。什么原因呢？弥补掉这点不足不是更好吗？细想想，也不足为怪，他是个极度追求总体形象，而不求尽善尽美的人，否则提醒再三怎么会充耳不闻呢？但你千万别以为他不重细节，你看他上场时摆的那个招势、角度都极为考究，此时常有掌声，但有时也成静态，但他我行我素，招势照摆不误。静止在台上的这个形象，是赫列斯达柯夫还是焦晃？是又不是，不是又是，这就是演员的特殊气质。说到底，还是那非同寻常的演员性格。
总之，想论证一个观念，课堂里只能依托元素的训练将你带入门，排练厅只能帮助你梳理剧本和角色的脉络。怎么把自己蜕变为剧中人——就是依附于演员身上的那个角色，这就要看演员的魅力了！这个魅力的发动机，就是演员独特的性格。这一点，在焦晃身上展露无遗。
照此论理，这次在张先衡、顾永菲这些功成名就的演员身上，同样可以找到依据，之所以要谈谈焦晃，还因为他对《钦差大臣》的推出，付出了极大的心力，他的成功也应该用文字记载下来。
关于当前话剧。
《钦差大臣》的推出，必然会引生出另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即在中国话剧发源地的上海，当今的话剧情况又如何？
有人说：“你们是不是看不惯眼下话剧市场的现状，有意推出一台经典名剧来宣泄一下？”这肯定是误会了。我们只不过是怀旧而已，但怀旧就必然会产生新与旧的碰撞，这也无须回避。可有些问题，必须站在制高点去看，中国话剧的百年历史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的苦难史的，这和莎士比亚、莫里哀、果戈理们不同，他们自由自在地荟萃了古典戏剧的精华。我们呢？尤其是“文革”前后，话剧始终摆脱不了政治的阴影，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半死不活的话剧似乎吃了催化剂，尤其是京、沪两地的话剧，忽然成了“财神爷”。十多年来只报得出《商鞅》、《秀才与刽子手》那么两三台经得起敲打的戏。一夜情、小三上位、中年危机、车震潮流、侠光剑影，加上大量无厘头的搞笑剧，不仅占领市场还大有冒充主流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一批老人不识时务地推出经典话剧《钦差大臣》，要说这仅仅是老同学同乐同乐，也未免太欠幽默了吧！
据说母校的老师为适应当今的话剧市场，连选择毕业剧目都没方向了。猛一听，还没弄懂，难道经过经典剧目严格熏陶的毕业生，演不了所谓的“白领戏剧”？原来问题并不在这，而是担忧毕业公演遭冷落，师生们望而却步，悲哀啊！堂堂话剧竟然不意间处在这么一个浑浊的历史瞬间。
我深思良久……
冥冥中想到了同窗家驹老弟，年前他满腔热忱地为了怀这个旧，来到我们身边，而今却静默无言地安眠黄泉。很巧，前不久从视频上听到他儿子小帅在戛纳电影节上的一段话：“就电影这个市场而言，商业片强似一块岩石，艺术片犹如一个鸡蛋，两者相撞，鸡蛋肯定是粉碎的，但你得把鸡蛋拾起来闻闻……”言下之意，碎掉的不一定是臭的。这话说得肯切！在当今商业戏剧强如岩石的环境中，《钦差大臣》幸免于碎，这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遗憾的是在当今话剧舞台上，又有几个这样的鸡蛋呢？能让这帮老人永不止息地去扔鸡蛋吗？
说到商业戏剧，也有雅俗高低之分，看过《舞林外传》、《39级台阶》等精心制作的商业戏剧，其展现的表、导演才能，令人称赞，使我们切身感受到，话剧作为高雅艺术，样式的千变万化其严肃本质是不变的。作为话剧人大家都应该有自律的精神，共同维护话剧舞台的圣洁。当年把“寓教于乐”搞成“高台教化”，现在也不能因为商品市场便“走火入魔”，话剧毕竟是可登大雅之堂的，权衡当今的话剧，千古自有评说。
老人版《钦差大臣》远去了，留下这些点滴思考。
①1959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国家一级导演。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曾在话剧《法西斯细菌》、《战斗的青春》、《吝啬鬼》、《无事生非》、《决裂》、《甲午海战》、《樱桃园》、《南海长城》、《桃花扇》、《商鞅》等中外名剧中担任主要演员。1975年后出任导演，执导话剧《战船台》、《毋忘我》、《天才与疯子》、《白色幽灵》，京剧《刘姥姥与王熙凤》，越剧《瓜园曲》、《杨贵妃》、《林则徐》，沪剧《清风歌》、《爱在澳门》等二十余台大型剧目。其中《毋忘我》、《瓜园曲》获首届及第三届上海戏剧节导演奖。《清风歌》荣获文化部首届“文华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