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住所附近就是贫民区，那里有许多作坊。天刚蒙蒙亮，就传来锻造炉的喘息声，还有打铁声、刨子声、斧头砍木头的嘭嘭声、小贩的叫卖声。穷人就在微弱的路灯下劳作。彼得堡是一个黑暗与光明并存的畸形体。这一切不能使他无动于衷，不能使他安眠。每到深夜，当创作灵感来临，他就独自一人，面对着烛光，在想象的世界里纵横驰骋。当我读到这些章节时，我想起了旧上海的那些情景。他的愤怒、他的不平、他的苦闷，我都能深切地感觉到。
一年后，果戈理离开了封地局。他后来做过贵族子弟的家庭教师，当过中学历史教员。1834年受邀在彼得堡大学任世界史教授。这期间他结识了许多文学界的前辈和朋友，尤其是普希金。普希金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保护他，对他的文学发展起着巨大作用。这是他的新的起点。
1830年起，他写出了许多优秀作品，特别是中篇故事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在这些作品里，作者巧妙地利用了乌克兰的民间故事，用传统的形式，描绘了乌克兰美丽的自然景色，记述了乌克兰的风土人情，塑造了普通的、欢乐的、健康的人民形象。他在神话里用甚至荒诞的手段“惩治”恶势力，显示了人民的高超智慧。普希金从不说恭维话，可他高度称赞了果戈理的作品。普希金说：“我们对这部俄罗斯著作惊叹不已……它使我开怀大笑，从冯维辛那个时候以来，我们还未曾这样笑过。”这指的正是《狄康卡近乡夜话》。普希金认准果戈理是个才华卓越的人，对果戈理作品的寓意有着深刻的理解。后来果戈理又写了大量的小说，如《旧式地主》、《地鬼》、《涅瓦大街》、《彼得堡故事》，等等，其中包括中国大众都很熟悉的《外套》、《鼻子》、《狂人日记》等，无情地揭露了官僚体制的黑暗，充分表达了对小人物的同情。有一个时期，他十分苦恼，曾对友人说，微不足道的东西，我不想写，伟大的又想不出……一贯严格要求自己的诗人，从微不足道的东西里提炼出伟大的东西来了。后来，他的喜剧《钦差大臣》，史诗式的大作《死魂灵》，震撼了俄罗斯和全世界。1835年，别林斯基就说了这段话：“果戈理拥有非凡、强大而崇高的才能。至少，现在他是文坛的盟主，诗人的领袖，他站上了普希金空出来的位置。”①这句话道出了果戈理文学的地位和价值。我们该如何认真地研究和学习《钦差大臣》呢？不是排一排戏、看一看戏就完了，而是真的要仔细地想想他的作品含金量在哪里，其作品的思想力量为什么那么大？他作品的技艺和艺术性在哪儿？为什么会有永恒的价值？二百年过去了，该剧为什么还有那么大的冲击力？为什么那些人物仍然鲜活地出现在眼前？学习再学习，充实了我自己，才是排戏的保证。
二、《钦差大臣》为什么能超出同类作品？
据说《钦差大臣》的故事是普希金给果戈理提供的。普希金本身就遇到过这类事，一次他到外省去旅行，被当做巡视该省的官员。在果戈理写《钦差大臣》之前，也有类似的小说《京都来客》和《外省演员》的剧本出现。这个剧本的内容是，一个外省演员演出后没有来得及换上平常的服装，穿着戏中的将军服来到一个县城，他喝得酩酊大醉，然而县城里的人却把他当成正在等待的总督了。在《钦差大臣》没有出现之前，类似的作品还很多，为什么这些作品，没能形成气候，产生影响，只有《钦差大臣》在当时引起极大的震动，并流传下来成为经典呢？
我认为《钦差大臣》能有如此大的成就，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是果戈理具有浓厚的生活底蕴。他不是看到一个新闻，听了普希金讲的故事就关起门来编写，如果他没有在彼得堡那一段刻骨铭心的生活，是写不出来的。其实在他所创作的其他作品中，类似市长和赫列斯达柯夫这样的人物已多次出现。如果他没有写过《三级符拉季米尔勋章》、《狂人日记》、《婚事》、《赌徒》、《涅瓦大街》、《彼得堡故事》、《鼻子》等讽刺性作品，他就不可能写出《钦差大臣》。据说他当时和大学闹翻了，因为他的教学理念和学校当局的要求不一样，他不再做“教授”了，这时候也不再是“官员”了，而是一个自由的哥萨克，不再有任何束缚。生活环境反而促使他获得灵感，在普希金的关怀下，他很快写出了《钦差大臣》。他给自己的一个好友写道：“我在旅途生活中积累的故事情节和素材多得要命……只有十分之一写在纸上。”
其二，我觉得该作品之所以能产生那么大的冲击力，在于其大胆且成功的概括（不管作者意识或没有意识到），在于其彻底地揭露了俄罗斯帝国泛滥成灾的贪污腐败的官僚机构。
果戈理写的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一群贪官。以市长为首的官僚们，串通一气对抗沙皇派来的钦差大臣。我们最好不要陷入搞笑的陷阱里去，要是生活中来的不是赫列斯达柯夫这个假钦差，而是真钦差，他们这样做是什么性质？这是在公开和“中央”对抗。剧本一开头，市长的贯串动作就十分清楚，他们就是密谋筹划如何应对钦差大臣的到来。
市长：这么早叫你们来，是要告诉你们一个要人命的、可怕的消息！钦差大臣就要到我们这里来了。
……
市长：你们全都要当心……我自己这方面大体都安排好了，我劝你们也赶快回去安排安排。
所谓的“安排一下”是什么意思，市长难道不清楚吗？自然清楚。市长高明之处是不点明这是大家的事，也不讲这是自己的事，而是“心照不宣”。接着市长聪明地及时提醒医院、学校、法院等各个部门，让他们快去把欢迎接待的表面工作搞好。他同时命令警察动员全城老百姓把街道打扫干净，违章建筑统统拆掉，让长得最高、最英俊的警察站在桥头上……市长在布置好以后，准备去迎接钦差大臣时，悄悄地对警察局长说：“如果他问起五年前拨款建造的慈善医院的教堂为什么还没有盖好，别忘了说，盖好了，让火给烧了。千万别傻乎乎地说没有动工。”请看，这是悄悄地说的，轻描淡写地说的一件事，可见他们背后有多少罪恶。把市长在剧中透露出来的事情，一件一件地罗列出来，真是罪恶滔天。钦差大臣来了，他们掩盖、哄骗、行贿，拉人下水，集体对抗。这是戏剧行动的中心事件，这是这个官僚机构腐败的本质反应。这些腐败不是个别人的行为，而是整个官僚机构，所有的人。这些贪污分子、腐化分子集体行动，不务正业、营私舞弊、相互勾结、相互包庇、侵占人民的利益，在喜剧背后有多少悲剧。赫尔岑在《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文中一针见血地说：“果戈理离开他的俄罗斯人和哥萨克走向俄罗斯的时候，就不再描写老百姓，而集中注意他们的两个最可诅咒的敌人：官僚和地主。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个人把俄国官僚的病理解剖过程写得这样完整。他一面嘲笑，一面穿透进这种卑鄙、可恶的灵魂最隐秘的角落。”①1851年，赫尔岑在沙皇统治最为黑暗的时期，就如此明确地指出了作品的思想深度。
自然我们清楚果戈理并没有想要推翻沙皇政府，而只是把活生生的真实写出来了。他借助喜剧的批判力量，和这些不良现象作斗争。但他也许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作品会有如此摧枯拉朽的力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大胆写“真实”，而不去“粉饰生活”，这是坚持批判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结果。
其三，通过这出戏，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专制社会的腐朽原因之一是其组织构成的问题：下级向上级负责，而不是向人民群众负责，做官的中心任务是使上级满意，时时处处小心上级的指示和爱好，逢迎拍马。只要能把上级骗住、哄住、捧住就万事大吉。因此，上级来“检查”，他们就要全部出动，弄虚作假，做好“面子”工作，做好“迎宾”工作，款待好、侍候好上级，让上级心中舒畅满意。
人们期待钦差大臣，期待清官，这是人民的愿望，人民的期待，不能讲钦差无用，清官不好，而是不能只是“治表”，要“治本”。要从制度上改，要实行严格的法治。要有真正的人民群众的监督机制。比反腐、反贪更重要的是防腐。不但要让这些人“不敢贪”、“不能贪”，而且要“欲贪无门”，把所有的洞都堵住。这不是题外话，这是剧本给我的启示，也是一些敏感的观众从演出中所看到的。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贪污腐化是世界性的一大难题，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腐败现象。
其四，从《钦差大臣》中，不能只看到一个“贪”字，不能简单化，不能光从“贪官”这个概念上去发挥，而是要看到果戈理塑造了一群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即使是那些贪官，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面孔，而是各有各的职务，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生活形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的追求、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性格、他们丑恶行为的本质。果戈理用形象论说，而不是图解。
例如剧中的市长安东·安东诺维奇，绝不是一个所谓的笑剧中的漫画式人物，而是一个丰满的典型形象。
他是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在剧中他的夫人时常嘲笑他没有见过世面，但他是一个“实干家”，他精通官僚机构贪污盗窃的方法。这位专横跋扈的市长知道手握权力的重要性。法院、监狱，都牢牢地抓在他的手中，必要时他随时可以逮捕控告他的人。别看他愚蠢粗鲁，貌似一头野驴，但他并不缺乏见机行事的天赋，他懂得如何处理自己的事务和笼络属下。他更有高超的逢迎谄媚的本事，他在摸不清赫列斯达柯夫的真面目之前，巧妙地伪装成一个关心旅客疾苦、廉洁奉公的市长。在剧中，他从头到尾都在说谎，虽然满口豪言壮语，实质上时时处处溜须拍马、装腔作势、口是心非、两面三刀。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当赫列斯达柯夫成为自己的乘龙快婿之时，市长即刻就梦想马上当将军，住到彼得堡去，他那官瘾十足、一心想要向上爬的野心暴露无遗。
果戈理再三提醒演员注意：“这个市长不是漫画式的人物，不是滑稽闹剧中的角色，不是被夸大的现实。”“市长一点也不是蠢材，而是个有其独特性的极其聪明的人。”果戈理为什么要这么说？《钦差大臣》不是喜剧吗？不是要看他们愚蠢、被骗的丑态吗？那是因为果戈理十分害怕把《钦差大臣》演成一般的通俗闹剧，特别是一些喜剧演员不从生活出发，不从现实出发，用一种程式化的闹剧手段去图解角色，忽视了在喜剧中也要塑造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其五，《钦差大臣》涉及面极广，还塑造了其他许多典型人物，如赫列斯达柯夫、市长夫人、女儿、法官、慈善医院院长、督学、邮政局长、陶布钦斯基、波布钦斯基。该剧不单单写贪污问题，而且对社会上存在的自私、贪婪、虚伪、欺诈、妒忌、奉承拍马、虚荣、腐化等种种恶习给予全面有力的讽刺，彻底地揭露了人性中共同的弱点。正如果戈理后来写道：“我是想把当时在俄罗斯看到的一切丑恶现象，一切在需要人们主持正义的场合所发生的非正义的行为都汇集起来，然后给予淋漓尽致的嘲笑。”①喜剧针对这些丑恶现象产生了十分强大的摧毁性力量。许多人物成为文学上的典型。例如赫列斯达柯夫。
赫列斯达柯夫是一个花花公子，在京城当一个小文官。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成天吃、喝、玩、乐“至死”，活在世上就是为了“享乐”，是一个社会的“寄生虫”。要是这样看他，还看不到他性格特征的全貌。赫列斯达柯夫长得很漂亮，很有风度，很自信，有些小聪明，有点文化，能说会道，整天装模作样，呼风唤雨，时时处处要摆谱、臭美，并养成了一种天性（潜在的意识），那就是要时时处处抬高自己、美化自己、吹嘘自己，指望他人给自己脸上贴金。此人这一生也就生活在梦幻之中，自我陶醉之中……赫列斯达柯夫已成为一个艺术典型。我们时时处处可以看到这种人。
果戈理曾说：“任何一个人都至少做过一分钟（如果不是几分钟的话）的赫列斯达柯夫，禁卫军官有时会变成赫列斯达柯夫，国家要人有时也会变成赫列斯达柯夫，连我们这些罪孽深重的文学家偶尔也会变成赫列斯达柯夫。”①这就是说，任何人身上都有赫列斯达柯夫的影子。果戈理再三提醒人们好好地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我排过莫里哀的《吝啬鬼》、《伪君子》，哥尔多尼的《一仆二主》、《施嘉本的诡计》等经典作家的喜剧，我对他们的作品也十分喜爱。他们有他们的风格，他们的戏更为轻松，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写法上和体现人物的手段上，有一定的套路和“程式”，比较风格化，能明显地分出好人和坏人。贵族财主多数是奸诈的，而小人物则是聪明的、智慧的，讲求逗乐，比较轻松。不过，果戈理的喜剧摆脱了这些套路，更强调人物的心理塑造，即使是夸张的处理，也讲求“性格化”而不是“程式化”，更具有生活的真实性和现实性，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更为辛辣、深刻，更具有俄罗斯风格。所以，《钦差大臣》的喜剧风格应该和法国、意大利的经典喜剧模式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