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君①
我与“学院派”戏剧表演有着不解之缘。上世纪60年代初，我初中毕业就进入了上海戏剧学院的预科班。1961年，我还在预科班的时候就拍了《兄妹探宝》。后来因为当兵，比同龄人晚了一年进大学。毕业后我留了校。后来上戏附属的实验话剧团改成上海青年话剧团，从学院那里分了出去，我这才算离开了上戏校园。这次《钦差大臣》剧组打电话给我，让我过来“救急”，邀我扮演剧中的两个“群众角色”：一个是小旅馆里的小伙计，另一个是“告状”的商人。我接到电话马上就答应了。想到这部戏能把上戏的老教师、老校友以及“青话”的老同事聚集在一起，排一部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学院派戏剧力作，我深深感到，即使扮演“群众角色”也丝毫马虎不得。
首先，小伙计就是一个跑堂的，一个打工仔。他做这份工作，与其说是出于主观上的工作热情，不如说是迫于生计。小伙计一上场的规定情境，就是彼得堡来的这位客人，初来乍到时似乎来头不小，但两个礼拜下来，这位客人总是拖欠房钱和饭钱，于是掌柜的开始怀疑这位客人想赖账，就关照小伙计，“他不把前账结清，就不给他开饭”。所以“我”一方面看掌柜脸色行事，一方面我也看不起这个上海人讲的“洋装瘪三”。于是，我们在小伙计上场时，将他设计成一种“才睡醒，打呵欠，心不在焉”的模样。赫列斯达柯夫找他过来问话，他回答的时候须得“冷淡地、不看着对方说”。反倒是赫列斯达柯夫一开始还轻声地、殷勤地问：“朋友，你好！你怎么样，身体好吗？”“旅馆的生意怎么样？”而小伙计只是漫不经心地回答，“托福。”“一切都好。”接下来，当赫列斯达柯夫要求开饭时，小伙计明确地用掌柜的话拒绝了赫。一开始，我们处理小伙计拿掌柜的话做挡箭牌，拒绝给赫列斯达柯夫开饭的这段话时，让小伙计边转述掌柜的话边学着掌柜的发火的样子，以吓唬赫列斯达柯夫。但焦晃先生认为，这样处理，好像是小伙计在“斗蟋蟀”似的故意激怒赫列斯达柯夫，具有主动挑衅的意味，似乎与一个“跑堂的”身份不符，下面就很难下场去给他端饭。尽管后面赫列斯达柯夫听说“不开饭”，加重了语气说“我是彼得堡来的客人……要是我出了事他要负责的”时候，小伙计说：“好，好，好，我去说。”可见，小伙计没有这么强势，不能完全以挑衅、蔑视、仗势压人的态度说话。于是我做了一定的调整，软顶，也带点油滑。拒绝开饭的时候，既拿着掌柜的话做挡箭牌，摆出没有商量余地的样子，又把调门降低一些，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以“我只是一个伙计，我也无能为力”作推脱。导演指出，最主要的还是要当场适应，要听对方的话，这种小角色就是要灵活，看对方的笑话，看他的狼狈相。
不久，小伙计给赫列斯达柯夫端上了“汤和烤肉”。这顿粗劣的饭食让饥肠辘辘的赫列斯达柯夫边吃边骂、大为光火，同时又无可奈何。这也是一段很生动的、深刻揭示人物性格特点的戏。赫列斯达柯夫又是嫌菜的品种少档次低，又是嫌没有调料，边喝汤边说它是“涮锅水”，边咀嚼烤牛肉边称之为“烤斧头”、“树皮”。不论再臭、再硬，他还得吃。乍一看，这里大段大段的都是“焦晃”的戏，“我”只不过在一旁做陪衬，看着“焦晃”吃饭。但其实小伙计三言两语的几句话都起了推动情节往下发展的作用，小伙计一定要托得好。赫列斯达柯夫要这要那，小伙计毫无表情地以“没有”、“就是没有”作答。赫列斯达柯夫骂小伙计“你这蠢货”，小伙计居然厚起脸皮、满不在乎地回答“是的”。赫列斯达柯夫要小伙计换别的汤，小伙计说：“掌柜的说，要是他不愿意喝，就别喝，端走。”真的去收，吓得赫列斯达柯夫站起来拦住。赫列斯达柯夫喝汤的时候，发现浮在汤上的“不是油，这是什么毛”，他气鼓鼓地拈起那根“毛”，随手往上一扔。于是，小伙计的戏也来了。那根“毛”恰巧飞到了小伙计的脸上，小伙计皱起眉头，撇着嘴，小心地把那根“毛”从自己脸上摘下来，嫌恶地看了看它，把它扔到地上，然后偷偷白了赫列斯达柯夫一眼。赫列斯达柯夫问：“这是什么肉？”小伙计答：“烤肉。”赫列斯达柯夫说：“这不是烤肉。”小伙计便讽刺地反问：“那么你说是什么？”赫列斯达柯夫大骂烤肉是“烤斧头”、“树皮”，问“还有什么”，小伙计答“没有了”。赫列斯达柯夫吃完了还在骂“混账”、“坏蛋”、“下流”，一连串的骂，小伙计冷眼旁观，暗暗地好笑，不搭腔，赶紧收拾好餐具，使劲地把账单向桌上一扔，退场。迫于“跑堂”的身份，小伙计对这个难缠的客人的百般指责和辱骂“刀枪不入”、岿然不动，但他出了房间门即刻说了一句：“哼，看他下回还吃不吃。”算是出了一口恶气。我虽然在这段戏中主要起陪衬、接应的作用，但如果处理不好，不但小伙计的角色黯然失色，而且反过来会影响主角形象与性格多面的展现。赫列斯达柯夫的这种处境、这种穷酸狼狈相和后面的吹牛有个对比，对其贯穿行动的连续性和逻辑性要有铺垫。“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这句戏谚是千真万确的。
我在第四幕和第五幕中又饰演了“商人甲”一角，里面的台词就更少了。这里出现的两个商人，本来全部由学生来演。但陈明正导演考虑到内蒙班的学生普通话还不够熟练，舞台经验不足，于是叫我饰演其中的“商人甲”，“带一带”学生饰演的“商人乙”。在第四幕中，一群商人在窗外喊冤告状，赫列斯达柯夫叫奥西普让两个商人进来，他们跪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做主。他们痛陈本市的市长及其他官员勒索商人、鱼肉百姓的斑斑劣迹，获得了赫列斯达柯夫口头上的支持。在这里，“商人”和底层的小伙计不一样，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可以带着礼物来见“青天大老爷”。这也是一种讽刺。当赫列斯达柯夫向他们每人“借”五百卢布时，他们痛快地“献”上钱款——期待着“青天大老爷”拿了财物后替他们伸冤做主，再次讽刺生活中就是如此。从这些情节我们也可以看到俄罗斯当年的一些社会风貌。“商人”对活跃社会经济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比社会底层人民富裕，但在政治上仍处于弱势地位，常常会受到贪官污吏的盘剥和敲诈，于是他们在内心深处也非常痛恨这些贪官，渴望“清官”过来整肃吏制。可悲的是他们的愿望彻底落空了，而且还引来了大祸。在第五幕的一开始，陈明正导演就安排这两个“商人”各被两个警察押送着，由观众席上场，几经申辩和挣扎，再从幕前的侧门被押送下去。而接着，市长家的大厅里灯火辉煌，盛大的舞会就要开始。这样的导演处理，带出了何等触目惊心的对比！在被押送上场时，商人甲挣扎着喊，“钦差大臣已经接了我们的状子”，商人乙也呼天抢地，“钦差大臣会给我们做主的”，可是警察狰狞道：“你们白日做梦！你们还不知道市长的女儿就要嫁给钦差大臣了。”说完，就传来了教堂的钟声。两个商人这才知道大事不好，大呼“青天大老爷救命”。导演再三叮嘱，要真情实感地叫，要想到这下非死不可了，不是在演喜剧，而是悲剧，甚至要有恐怖感，要让人们看到贪官的狠毒无情，让大家看到对举报者打击报复的残忍。剧中的“商人”尽管戏份不多，但他们的悲惨命运却深刻揭示了社会的一个侧面。
我对创造角色的看法是，无论是配角还是主角都要一样认真。配角就做好绿叶的作用，并且还要让它绿得生动可爱才能完成它的使命。我曾在后来演出中塑造了慈善医院院长这一角色，同样突出了他是个狡猾、贪婪、爱打小报告的小人，同时他又是个笑面虎，吃进去的东西从不吐渣。在塑造这个角色时，我说话的声调有些细声、嗲气，有些奉承拍马的味道，语言的速度稍慢，便于察言观色，节奏上时快时慢，有些跳跃，带些调侃、幽默感，总之我应用了一些手段，包括走路，有时用一些碎步，站立一般是半蹲的姿态，尽一切所能去体现角色的特点。我深深体会到，塑造角色的过程是痛苦的，既要体验、理解、感受，又要讲究外部体现。但得到观众认可时又是愉快的，塑造生动的角色是我的毕生追求。
（采访整理：吴靖青）
①1967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上海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先后参加近30余台话剧的演出，如《南海长城》、《费加罗的婚礼》、《秦王李世民》、《一个人一个梦》、《吝啬鬼》、《人生》、《捕鼠器》、《红房间·白房间·黑房间》、《相逢不是在梦中》、《歌星与猩猩》、《谁是赢家》、《正红旗下》、《商鞅》等，影视作品有：《兄妹探宝》、《孙中山与宋庆龄》、《花都梦》、《仇海香魂》、《孽债》、《上海的故事》、《九十九朵玫瑰》、《詹天佑》、《半生缘》、《一江春水向东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