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对中国图案画构图原理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个原理，以阴阳鱼式的太极图案为代表。表现了S形两侧图案的变化与统一、以及条理与反复的规律。变化与统一原理在太极图中表现的非常明确。图中有用S形隔开的黑和白两大部分，代表着阴与阳的区别。两部分之中，又分别具有各自的对立面。阴鱼中具有阳睛，阳鱼中具有阴睛。他们既有矛盾和区别，又在动和变化中求得和谐的统一；既有条理性，又遵循着反复无穷的变化规律，从而构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统一图案。这种S形图案，起源于中国的原始社会，象征着运动变化中美的韵律。到商周时得到发展。秦汉时成为定式。唐宋以来，进而为铜镜、金银器、纺织印染、陶瓷器等实用工艺品的装饰艺术广泛采用。最为典型的图案，就是流行了上千年的缠枝蔓草、缠枝忍冬、缠枝牡丹、缠枝芍药、缠枝菊花和折枝牡丹、折枝菊花、折枝梅花、折枝花卉等。其他的图案，如人物、动物、庭园小景之构图，亦从s形之太极图的节奏和韵律中汲取营养。除太极图外，《河图》和《洛书》的构图，亦在中国绘画艺术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后两者的构图，采用的是均齐与平衡、对称与呼应、对比与调合、比例与权衡等图案的形式法则。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绘画艺术，还影响了中国的建筑布局、陵园和墓葬的构筑、家庭生活的室内布置、以至华夏民族待人处事的心态平衡等等。就绘画艺术而言，不论是中国的图案画，还是工笔画、写意画，其绘画所遵循的构图原理和法则，都脱离不了太极图、《河图》和《洛书》的构图原理和法则。
绘画主题的选择，往往亦受《易经》思想的影响。如前所述，《易经》有“六五，黄裳，元吉”。文言解释为：“君子黄中通理”。强调了做人要修修美内德才是君子。影响到艺术家绘画花鸟画时，往往使花卉和鸟禽寓以拟人化的意象特征。如宋元时期的画家和工艺师，喜好绘画松树、竹子和梅花。往往将三者画在一起，称为“岁寒三友”。有的再加绘兰花，谓之“四友图”。以四种花卉树木的特性，表达了作者对清风亮节和坚忍不拔的优秀品德的追求。到了明清，又出现了专辑成册的《梅竹兰菊四谱》，进而名之为“四君子”，连名字都拟人化了，象征着文人和艺术家的清高。在动物和飞禽的意象构图上，这种影响也很明显。如《易经·乾第一》：“九二：见（现）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样龙就成了象征吉祥和尊位的标志。在唐五代以来的金银器，和五代宋元明清的瓷器中，只有给皇室贡奉的器皿上，才能有龙的图像出现。又如《易经》和儒学到汉代经董仲舒发展引伸。强调了“天人感应”和“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描绘某些飞禽的绘画，就有了封建伦理的意象内涵。在《蜀经》中有：“鸟之属三百六十，凤为之长，飞则群鸟从，出则王政平，国有道。”将象征母后的凤凰，又加喻了君臣之义。该书还记有：“鸣鹤在阴，其子和之。”将历来喻为长寿的鹤，又新喻了父子之亲。在《张华禽经》中有：“鸳鸯匹鸟也；朝倚而暮偶，爱其类也。”所以绘出鸳鸯戏水，比喻夫妇恩爱。还以《诗经》的“鸽在原，兄弟急难”。“莺其鸣矣，求其友声”。用鸽比喻兄弟之情，用莺比喻朋友之信义。更有甚者，到清康熙时，在同一件瓷器上，绘出以上的五种飞禽，称之谓《五伦图》，喻义着封建伦理道德中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等“五常”。从此例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意象艺术其喻意是复杂的，在象征和追求吉祥和美好的同时，还往往搀杂有封建的伦理道德，以及为不平等的封建等级制度进行辩护的现象。这些，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我们今天研究和继承传，统造型美学观，应该正确认识。并予以剔除。另外，《易经》的八卦爻象还曾成为主题构图，出现在一些工艺品和艺术作品上。在元代，有很多烧瓷产品上出现了贴饰的八卦爻象构图。陕西的耀州窑遗址金元文化层中，就发现过一些这样的瓷器。出土的这种器物多是鼎炉，可能是做为庙宇中烧香敬奉神灵的祭器。还有甚者，就是山西芮城的元代永乐宫壁画中，有一组八卦神君。画中将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物质现象，用拟人化的意象艺术来表示，塑造了八个不同性格的神君，每个神君的头上都戴有冠。在冠的中央分别绘出了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等八卦的爻象。用来代表天地万物及其变化。在明清时期，以《易经》辞意做主题进行构图的画面也不少。最明显的是明清瓷器上曾绘有“三阳开泰图”。它取自于《易经》：“正月为泰卦、三阳生于下。”画面上为田野山川，一轮红日高照，青草正在大地上萌发，三只羊在绿树下正相互顾盼。表示着冬去春来，阴消阳长，岁岁吉祥。因“三羊开泰”含有吉祥祝福的意象，不仅古代制成为艺术品，今天仍在继续制作。20世纪60年代以来，景德镇艺术瓷厂创新烧制的彩釉“三阳开泰”瓶，就名享国内，远销港澳和国外，受到国内外艺术喜好者的欢迎。
中国的意象艺术的表达方式。与具象的写实艺术及抽象的超现实艺术均不相同。它受到《易经》的抽象思维和具象寓意表达方式的影响。《易经》由“一”（阳）与“一一”（阴）两种最根本的爻象，相叠变化组合起来，变为八卦、六十四卦。用其有限的爻象和卦象，寓意了变化着的万象。再采用卦辞和爻辞的抽象思维，来表述卦和爻的寓意。中国的意象艺术，将《易经》中的这种具象寓意和抽象思维的表达方式融会贯通，合而为一。使作者的抽象思维的·意图，艺术的寓在具象的图面中。这种创作与表达方式，不是将看到的现实物象再现于画面，也不是超越过现实物象随心所欲的在画面上下意识的涂抹。而是艺术家先从抽象思维中立出意境来，再采用适当的具象画面来表达象中之意。艺术家在此将意和象通过创作融为一体，达到画面本身含而不露，但象的形态和意的神韵得到了共鸣。
另外，中国意象艺术的着色亦受到《易经》的影响。以瓷器的釉色来看，东汉时期我国劳动者就在商周以来的原始青瓷的基础上，创造了烧制成熟的青瓷和黑瓷。到南北朝时期，又创烧出白瓷和黄釉瓷。但是，直至唐宋，人们并不注重黑、黄釉瓷，而是注重青、白两色釉的瓷器，原因是青瓷“类玉”，白瓷“似哀玉”。在青、白两种釉以的瓷器中，世人更注重青瓷。原因是白瓷虽“似哀玉”，但同时还“类雪”。不象青瓷更类玉。在此，以玉作为判断瓷釉标准的条件，就是受了《易经》和儒学的影响。《周易·说卦》曰：“乾为金，为玉。”决定了金和玉的高贵地位。进而《礼记》记载：“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何也？为玉之寡而之多耶？子曰：昔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若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我们从这位封建社会的圣人口中听到玉的这么多可贵处，无怪乎这种意识一直影响着近两千年中国制瓷业的发展。到异族蒙古人统治中国的元代，烧瓷业的面貌才由“尚青”改为“尚白”，但到明代传统意识重新占统治地位以后，“尚青”的喜好又占了上风。
除《易经》外，阴阳五行说对我国古代意象艺术的用色和绘彩有着较大的影响，阴阳五行说与《易经》都是把宇宙间的万事万物分为阴和阳两大类。通过阴阳的对立、交融、互克、互生。组成世界和万物。五行说认为：“五行，一日水，二日火，三日木，四日金，五日土。”（《尚书·洪范》）将世界看作是由以上的五种基本物质构成的，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发生、发展、变化，都是这五种物质相克和相生的结果。到了汉代，五行进而发展出五方，并用五种颜色作为五方的代表。这五种颜色是：左青龙代表东方，右白虎代表西方，前朱雀代表南方；后玄武代表北方，四方之中央为黄色是主位。这种用五色表示方位的着色方法，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具有重要意义。现在北京天安门右侧的中山公园，原来曾是明清两代的社稷坛。坛为方形，用白玉砌成。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的台面由五色土铺成。五色土的分布为中央黄色、东面青色、西面白色、南面红色、北面黑色。象征着五行。也象征着中国封建王朝拥有的五方之国土主权。这种以五色象征五行的用色意识，对中国古代意象艺术的着色绘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方面。从狭义方面看，这五种颜色代表着五个方位，也决定着其方位的象征性的具象（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着色之色彩，从广义方面看，中国古代的意象绘画，基本上以青、白、红、黑、黄五种颜色为基调。
（本文原题《浅谈（易经）与中国古代的意象艺术》，原载《1991年意象艺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第706-7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