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末年，由于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存世的古代书迹，包括近世出土的殷墟的甲骨、齐鲁的封泥、西域的简牍、河洛的墓志以及帛书、纸卷等，大量影印，流传甚广，加上各种形式展览会的盛行，特别是辛亥革命后故宫的开放，私人和内府珍藏的书迹名品公开陈列，使当时学者能见前人所未见，知前人所未知，学风丕变，仿秦汉、魏晋成为一时风尚。并开始出现南帖北碑自然融合，篆、隶、草、楷四体并用的新趋势。
民国初年，书法家以康有为、郑孝胥、沈曾植、吴昌硕等人最为著名。康有为的书法初临《乐毅论》以及欧阳询等，后改习六朝碑版，晚年则“欲孕南帖、胎北碑，熔汉隶、陶钟鼎，合一炉而冶之”。他的楷书，尤其是擘窠大字，纵极瑰伟，在曲铺横宕的书势中融合圆直狭长的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行法；行、草参合篆、隶笔法，显得苍古质朴，奇宕纵横。所著《广艺舟双楫》，抑唐尊魏，倡导碑学，影响很大。郑孝胥也是一位以帖入碑，由唐宋而上溯六朝的书法家。他的楷书，坚挺清刚，于冲夷处寓有激荡的气调，由此一矫清末以来赵之谦等的飘泛、板滞的习气。同时，他的篆、隶书，矫健飞动，也能自标一帜。沈曾植的书法，初学包世臣、吴熙载，晚年取法黄道周、倪元璐，且上追锺繇、索靖，能博综诸家，纯以神行，尤其用章草法写行书，气格高古，有人誉之为张芝复生。所著《海日楼札记》、《海日楼题跋》，用治学的方法论艺术，深入精微，特别是叙述书画融通之理，书体递变之迹，辨析“六代清华”与“三唐奇峻”的分野，石刻和墨迹的差异，擘肌分理，十分透彻，可以说是发前人之未发，代表了近代书学研究的高度与深度。吴昌硕以篆书擅名。他寝馈石鼓文，参用草法，凝练遒劲，朴茂雄深，面目一新，结体左右参差，行气如虹，卓然成为一代宗师。同时，“强抱篆隶作狂草”，行草书苍劲雄健，气度恢弘，也不同凡响。近代书法，吴昌硕、沈曾植最为大家，功力之深，境界之高，远远超过前代。
近代篆刻也以吴昌硕为代表。他融合浙、皖诸派，“凿窥陶器铸泥封”，尤得力于书法，运用石鼓文意态，钝刀硬入，朴茂浑成，开前古未有之奇，不仅时下成风，还远播域外，至今不衰。同时期的黄士陵以利刀切石，不做破损，又开新风，平中求奇，苍劲跌宕，金石意浓，与吴昌硕无分轩轾，并峙印林。
20世纪30年代，书法发展渐入正轨，熔今铸古，已不分碑、帖之学，且广拓新境，竞趋光大，启开现代书法的艺术门户。当时李瑞清的书法用笔遒练，体势开张有致，亦一时之俊。当时有马宗霍著《书林藻鉴》，汇编历代有关书法评论的资料，引征书籍达367种，体例雅正，因人见书，因书知人，检索十分方便，而且能利用新出土的史料阐述各朝书法，颇有新意。胡光炜的《书艺略论》与沈曾植一样，也用治学的方法论艺，其中不乏精深的论述，尤其碑、帖并重和融合南北书风的观点，为时立言，对当时书法艺术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自从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倡导“若欲复古，当写章草”之后，王世镗编纂《稿诀集字》，卓定谋编著《章草考》，相继鼓吹章草，影响所及，研习章草之风十分炽盛。其中王世镗书法古拙沉雄，最为著名，于右任称之为“古之张芝，今之索靖，三百年来世无与并”。其后于右任受其影响，在北碑的基础上兼善章草，傍古汲今，博采狂草书诸家名迹至汉魏木简，终于以苍劲奇宕的风格，成为近代继沈曾植、吴昌硕之后的又一位大家。于右任鉴于章、今、狂三体草书形态各异，辨认困难，乃倡导标准草书，并在1932年创立标准草书社，1936年出版《标准草书千字文》，后又相继成立标准草书研究会，对草书研究有一定的贡献。与此同时，谢无量、马一浮有“谢沉马浮”之评，相映成趣，马一浮兼工各体，成就卓著。
篆刻则有赵石等。赵石刀笔凌厉，朴茂雄深，也堪称一代名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书法和篆刻作为一种艺术门类得到国家的重视与提倡，并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得到了新的发展。沈尹默专精褚遂良，深淳凝整，又由楷入行，致力于王羲之、王献之体系，取精用宏，特别讲究用笔，精力弥满。他晚年在上海主持书坛，有专著《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和《二王法书管窥》二书，阐发笔势、笔法，倡导以腕用笔，影响很大。
同时林散之以作画的原理写草书，意趣双畅，常见虚实变化，笔墨双茂，不涉浮华，气韵境界也为之一新。沙孟海的行草，参合锺繇、索靖、欧阳询、颜真卿笔意，能错综变化，独出己意，沉雄茂密，特别是在晚年，融会贯通，更加精善，深受海内外人士的激赏。王遽常的章草，沉着凝练，险劲古朴，尤为精绝。其他写章草的诸如高二适，能融合今草、狂草，骨力遒劲；郑诵先参以汉魏，气势浑朴，也各具新意，并称时彦。吴玉如、启功等，则著称于北方。
篆刻以齐白石最为著名。他参考汉代急就印，及《三山公碑》单刀直下，劲辣有力，而且印从书出，笔力刚健，布局又能逸趣天成，戛然独造，终于以奇肆劲挺的姿势驰誉印坛，名闻遐迩，国内外皆有影响，追随者甚多。寿石工融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于一炉，工力颇深，刀笔老到，虽少见开张之势，但寓拙于巧，又以其诗词文学修养，渗入印中，韵味隽永，在北方颇有影响。
其他如易孺，亲炙黄土陵，后来变化，参吴昌硕之长，纯朴善良，自具风貌。乔曾劬服膺黄士陵，更参以出土的金石遗文，呈现新的境界，整饰清刚，轩轩霞举，别具风貌。诸乐三和陈巨来、方介堪等，也能谨守师法，发挥光大。至于邓散木，继承赵之谦的衣钵，也有声名，尤其是他的《篆刻学》一书，论述印章源流、篆刻流派以及章法、刀法，翔实扼要，对于篆刻艺术的入门，有着良好的向导作用。
书法教学进入大学文科。自北京大学开设金石学课以来，至1963年潘天寿、陆维钊于浙江美术学院创立书法篆刻专业，延请名家沙孟海、诸乐三、方介堪、朱家济教授。1979年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又设班指导书法篆刻研究生。1988年，中央美术学院亦设书法篆刻专业，招收4年制本科生。一批精通书法篆刻技法与理论的中青年脱颖而出。
书法理论研究近现代的书法理论研究也日趋繁荣和深入。诸如碑版的写手、刻手问题，1932年沙孟海《与吴公阜书》，早已提及，后又几次论及。至20世纪60年代，北方启功，南方商承祚不约而同地在文中阐说此问题，这无疑是近代书学研究的新突破。旧时论汉印，至多区分西汉、新莽、东汉3期。罗福颐不时引用考古发掘新资料来论证古印制度。马国权新著《汉印概说》，更用考古发掘资料论证汉印分期，区分为西汉早中晚、新莽、东汉早中晚7期。这个印学界划时代的新工作，虽属初创阶段，却表明印学研究已经开始向细密化发展。
书法篆刻史自沙孟海1928年发表《近三百年的书学》和《印学概论》有系统地论述以来，其后有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陈定三《民国以来书家势评》、于大成《书史概述》、庄严《六十年来之书学与帖学》、丁念先《六十年来甲骨文金文与碑学》，最后沙孟海又撰写《中国书法史图录》、《印学史》。这样经过50余年努力，中国书法史和中国篆刻史初具规模，并且日趋完善。
近现代有关书法篆刻理论的著述，除上文提到的以外，有影响的还有杨守敬《学书迹言》，杨逸《海上墨林》，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并吴辟疆补，叶德辉《游艺卮言》，张伯英《法帖提要》，张宗祥《书学源流论》，诸宗元《中国书学浅说》，林志钧《帖考》，沈尹默《书法论丛》，朱建新《孙过庭书谱笺证》，启功《启功丛稿》等。以资料丛辑著名的则有罗振玉《流沙坠简》、《殷文存》、《三代吉金文存》，张凤《汉晋西陲木简汇编》，邹安《周金文存》，祝嘉《书学史》，丁福保、周云青《四部总录艺术编》，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以及《故宫博物院藏历代法书选》、《上海博物馆藏历代法书选》、《辽宁省博物馆藏历代法书选》等。
自从清代乾嘉年间李味庄创立平房山房以来，1839年蒋霞竹的小蓬莱，1851年吴宗麟的萍花社书画社，相继成为中国书画会的开端。其后，书法篆刻艺术的学术团体也应运而生，最著名的是1908年丁仁、叶为铭、吴隐等人创办的西泠印社。西泠印社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集拓印谱，影印历代篆刻艺术作品，风行海内外，对发扬和研究中国书法篆刻艺术有着一定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北京、上海、广州先后成立书法篆刻研究会，至1981年，召开第1届全国书法家代表大会并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各省、市、自治区又先后建立相应的分会机构。
上述书法专业机构还先后创办了《书法》、《中国书法》、《书法研究》、《书法丛刊》等杂志刊物。各种类型的书法艺术展览（包括中日书法艺术交流展）亦频繁举行。这样，书法界不仅结束了分散自流的无组织状态，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汪士慎（1686-1759年），字近人，号巢林，又号七锋、甘泉老人等，歙县人，寄居扬州，“扬州八怪”之一，诗书画印俱佳。印章取法小篆而参合汉篆，以画意入印，法度之中别有意趣，如“巢林”和“七峰草堂”。因平生极少治印，加上印名为画名所掩，传世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