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顿不像莫扎特那样，敢于同古老的封建世界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同封建大主教毅然决裂；海顿虽然对长期当奴隶感到痛苦，对听命作曲感到束缚，但是他却能安于仆役的身份，他对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对那时遍及全欧的革命热情是不理解的，即使是他后期最成功的交响曲，同当时欧洲的革命运动仍然没有什么联系。
作为奏鸣曲式的大师，海顿很善于利用对比这一根本手段的。大多数海顿的奏鸣曲更适于想像成一个性别不同的姿态，或立或卧，或行或宁，便是行也是相仿的步态走在阳光下和树阴间。这样的对比保持在统一平衡的框架内，既是不过分的审美观，更是那个时代以听觉和学识敏锐为风尚的鉴赏家们感官与心理的需要。即便如此，在海顿成熟的交响曲中，常常有富有深意和典雅异常的篇章，令现今的听众也不禁要惊喜于它出其不意的音响，更不用说那些珠玉般的小步舞曲和中段了。
莫扎特与海顿也是有着不浅的渊源的。年轻的莫扎特在萨尔茨堡时就已经对迈克尔·海顿——伟大的天才弟兄约瑟夫充满钦仰之情，而当他抵达维也纳后不久，就遇见了海顿并认识了这位天才。他们的关系（海顿当时24岁）是音乐史上最动人的篇章之一。海顿在听过莫扎特所作的一首新的四重奏后，对他的父亲说：“我以人格担保，您的儿子是我认识的最伟大的作曲家……”莫扎特向海顿学习赋予乐器以人的“灵魂”，以及用乐器表现每一种人类的感觉。
莫扎特一生的曲风大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以1770年为界，此时作品中可以看到前古典乐派和意大利古典乐派的强烈影响。中期以1786年30岁为界，此时作品富有典雅的嘉兰特风格和海姆乐派样式的投影。30岁以后的略偏向巴洛克样式，并以此在古典的乐型之外植入更深远的意境。
莫扎特的音乐细腻、华贵、含蓄、典雅，风格明朗，旋律优美，结构严谨，具有强烈的古典色彩和超然物外的特点。人们曾有一度认为莫扎特的音乐技巧复杂，思想艰深，具有一种华丽的洛可可风格，属于华而不实的类型。其实，无需深入地推敲，我们就可以发现上述观点与其艺术个性完全相左。我们看到，18世纪，许多著名的音乐家、哲学家和诗人都具有同样的理想主义倾向。他们渴望充分地表现自己的个性，并且积极投身人类的解放事业。其作品贯穿着表面相互矛盾其实却相互补充的个性与仁爱两种思想，实现了个性与共性的高度统一，并且超越了信仰、种族和民族的差别，具有宗教与世俗的双重特色。超然独立的艺术家们于是成为宣扬个性的斗士与和平的使者，莫扎特就是其中的代表。他积极宣扬人性，具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并且不屈不挠地追求自由，其艺术创作真正体现了自己的个性与思想。卢梭倡导的“回归自然”的思想就是指导莫扎特生活与创作的基本原则。他认为一切矛盾的产生都源于自然与非自然因素的对抗，是否合乎自然原则是解决矛盾的标准。虽然我们无法指出巴赫、亨德尔、莫扎特与贝多芬孰优孰劣，但是却可以肯定莫扎特的个性和音乐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真正的自然主义特色。伟大的音乐天才往往各有千秋，而莫扎特的音乐创作则完美地体现了歌德的一句名言，即“艺术就是自然，自然就是艺术”。
而且，莫扎特是惟一可以在优美的乐曲中表现悲伤和痛苦的作曲家。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而海顿却是）。即使是他高兴的时候，他的音乐中仍然有一个悲伤的低音。他知道生活是由悲伤和欢乐组成。他能表现人类的灵魂，在他之前或之后却没有别的音乐家能做到。伟大的德国作家歌德，认为莫扎特是“秉承了上帝旨意的创造力的化身。”莫扎特“化身为”音乐。
莫扎特因其音乐作品形式高雅、简洁对称，具有高度美感而声名鹊起，而他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历久不衰，就是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回避它的真正魅力——自由与人性。
海顿和莫扎特，情态各异，各具高雅，又互为补充，他们的乐风甚至影响了一个时代，堪称德国乐坛的“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