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风云中的孙中山与上海
——一位伟人与一座城市
如果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做阶段性的划分，可分为前革命阶段与后革命阶段。他于1894年11月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起，然后经伦敦蒙难，转往日本策划革命，建立同盟会，及至多次发动武装起义被迫流亡海外为前革命阶段。而后，他结束海外流亡，于1911年12月回国来到上海。自1912年4月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寓居上海起，历经筹建国民党及北上会袁、二次革命及南下护法，就任非常大总统与陈炯明叛乱，改组国民党及创办黄埔军校等为后革命时期。前革命时期主要以流亡海外为主，后革命时期则以定居上海为主。然而，在以往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对后者关注甚少。
一、“地湾夏”号邮轮上的决策
1911年12月21日（辛亥年十一月初二），在海外政治流亡了整整15年1911年12月孙中山在上海留影孙中山在上海演讲的孙中山先生乘“地湾夏”号英国邮轮迎着初升的朝阳驶入香港维多利亚湾畔的码头，这是这位职业革命家第一次真正以胜利者姿态凯旋归来。漫长的中华五千年政治史，将随着这位辛亥革命领袖的到来而翻开崭新的一页，实现从“帝国”到“民国”的转变。
“地湾夏”号邮轮才靠岸，刚成立的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及廖仲恺、谢良牧就乘船到邮轮上谒见孙中山。战友重逢、同志相聚，自是激动不已，话语万千。胡汉民对孙中山说：“闻先生将抵港，即与陈炯明、朱执信等议，请先生留广东。因与廖仲恺乘兵舰赴港迎接先生。”广东，是孙先生的家乡，亦是他反叛大清王朝的初始之地。从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起义、1910年初的广州新军起义至1911年4月悲壮的黄花岗之役，广东的革命可谓风起云涌，英烈们可谓前仆后继，而且当时广东已光复，同盟会的胡汉民、陈炯明、廖仲恺等都担任了主要领导职务。因此，请孙先生留在广东不仅是可以理解，而且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在这历史的重大关口及时代的转折之处，孙中山却以领袖的高瞻远瞩和政治家的雄才伟略，决定不留广东而北上申城。他极有见地地指出：“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此其谓载何？我恃人心，敌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我所长，而用我所短？”在分析了当前局势和利弊得失后，孙中山又特别指出：“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最后，孙中山言辞恳切地说：“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子宜从我即行。”
由此可见，孙中山不仅自己决意北上，而且力邀胡汉民同行，以共创革命伟业，同襄共和盛举。胡汉民在其自传中云：“先生持之甚坚，余亦觉所见不如先生之远大，乃服从先生主张。”也就是说在1911年的岁末，在这艘“地湾夏”号邮轮上，孙中山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从整个辛亥革命的全局出发，做出了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并携胡汉民、谢良牧、李晓生、黄子萌及军事顾问美国将军荷子里夫妇，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池亨吉等共同赴沪。
1911年12月25日上午，在绵绵细雨中，孙中山所乘的“地湾夏”号抵租界十六铺金利源码头。在上海的同盟会领导黄兴、陈其美、宋教仁、汪精卫等亲临码头恭迎。伴着21响的礼炮，在激昂的《向往共和》的乐曲声中，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终于与他的核心骨干团队会晤在“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的上海。从这一刻起，在整个辛亥革命形势的版图上，上海已成为维系、支撑革命的桥头堡。在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中，上海已成为最有影响、最具实力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镇。领袖选择了上海，历史垂青于上海，时代倾情在上海。一场波澜壮阔的共和与独裁之争、民族命运的前进与倒退之战、英雄与枭雄的阳谋与阴谋之决将注定在黄浦江畔、租界内外轰轰烈烈而又惊心动魄地展开。
孙中山来沪后，不顾个人旅途劳累，马不停蹄、紧锣密鼓地投入筹备建国、组织政府的诸事中。他于12月25日上午下船后，便乘车赴静安寺路上的“海上大观园”哈同花园用午餐，并由革命僧侣黄宗仰负责安排会见了在上海的同盟会主要领导人。下午2时30分，应沪军政府外交总长、在上海主持“南北和谈”的伍廷芳之邀，赴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100号伍宅会谈，了解“南北和谈”之事。可见孙中山一来到上海，就为中华民国政权运筹帷幄，进而使上海成为民国的摇篮。
二、改用阳历，为辛亥革命后第一件重大改革之举辛亥革命胜利后的第一件重大改革之举是什么？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从上海乘专列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系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这标志着一个历史新纪元的开始。在中华民国成立前，我国数千年的历法用的是农历（阴历），而由孙中山先生倡导并力挺的民国改用阳历，正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件重大的改革之举，我国历法从此和国际社会接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早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前几天，即1911年12月27日（农历十一月初八日），孙中山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斜桥总商会后小洋房内会见各省代表会议代表时，就明确地讲道：“本月十三日（农历十一月十三日）为阳历1月1日，如诸君举我为大总统，我就打算在那天就职，同时宣布中国改用阳历，是日为中华民国元旦，诸君以为如何？”
“同人答：此问题关系甚大，因中国用阴历，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习惯，如毫无准备，必多窒碍，似宜慎重。”
孙中山却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从前换朝代，必改正朔、易服色，现在推倒专制政体，改建共和，与从前换朝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改用阳历一事，即为我们革命成功第一件最重大的改革，必须办到。”（《迎中山先生选举总统副总统亲历记》、《孙中山先生生平事业追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