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海派文化的更新与崛起
百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百年，在社会的沧桑变化中，却是风云激荡而波澜壮阔。百年前的1912年，随着大清龙旗的飘落，千年封建帝制寿终正寝。上海，也和古老的祖国一起，挣脱了封建的腐朽枷锁而迎来了新生。
此时的上海，凭借着东海之滨、长江口岸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凭借着金融商贸、工业制造乃至娱乐餐饮等勃发兴盛的都市效应，凭借着租界内外华洋杂处、中西互补的人文交融辐射，凭借着在东南亚经济圈的领先优势等，已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的改朝换代、社会的新旧交替之中，上海政治、经济集中反映的区域文化——海派文化，由此而更新与崛起了，拉开了走向鼎盛期的帷幕。
一、出版界的双子星座“商务”与“中华”
“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时节，百年文化老字号商务印书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等将集体重返百年前的诞生地上海再续前缘。这是文化精神的守望，也是人文传统的守护。“回家”温暖着历史的记忆。
上海，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初始之地，其标志就是1897年2月11日商务印书馆的挂牌。由曾在报馆当排字工人的夏瑞芳、鲍咸昌、高凤池等人以集资入股形式创办，主要印刷学校所用的课本，当时在闸北宝山路购地建厂。1901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五万元，著名学人张元济（1867—1959）因夏瑞芳之邀而入股参与经营。张元济乃光绪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总署章京等，1897年曾在北京创办西学堂，因参与戊戌变法而被清廷革职。张元济加盟商务后，大胆改革，开展以出版为中心的多种经营，力求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同时广纳人才，还聘请了一批文化精英任编辑，1909年将编辑收藏的古籍善本和参考书籍的图书馆定名为涵芳楼。
张元济是一位富于出版理想的学人，但由于受到封建制度的束缚，无法放开手脚将商务打造成全国乃至海外有影响的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历史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封建的生产关系及禁锢的条例被打碎了，一大批文人学者云集上海。张元济抓住了这一历史转变的重大契机，对商务印书馆作了重大的战略调整，当年他以很大的气魄在文化街河南路211号建造了面向全国及海外的商务印书馆总发行所大楼。它的建立，使商务在出版业务及多种经营上得到了整体性的提升，年出版图书达260种，一跃成为中国最大最先进的出版机构。商务当时出的大、中、小学乃至幼稚园的教材风靡全国，学术著作、刊物杂志及中外文工具书占全国60%以上。
而与商务印书馆一起被誉为中国出版界“双子星座”的中华书局，则于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可谓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创办者为浙江桐乡人陆费逵（1886—1941），陆曾就读于南昌英语学塾设日文专修科，倾向革命。清光绪二十九（1903）春到武昌任新学界书店经理，出售《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革命书籍，后又任汉口《楚报》主笔，因抨击时政而遭通缉逃至上海。1908年秋入商务印书馆，先任国文部编辑，后升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宣传教育救国论，在教育界颇有影响力。
陆费逵为了践行自己的国民教育、人才教育、职业教育的“三育”观，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遂借着民国成立的东风，在上海创办了以出版中、小学教材为主的中华书局，并提出了“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两条口号。《中华教科书》内容扎实，体例新颖，编辑生动，很受市场欢迎，日间摆出，未晚即售完，架上几乎无隔宿之书。后又创办了《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妇女界》及《大中华》等刊物，在全国，特别是在东南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继商务印书馆后的第二大出版机构。
二、新闻界的“横三民”与《申报》
1912年，随着共和曙光的出现，及言论的解禁和出版的自由，在东西方文明交融的上海，一时新出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可谓集报林之大观。据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载：仅上海一地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12年底，就先后出版了60多种报刊。其中尤以《民权报》、《民国新闻》及《中华民报》为翘楚，这三报中皆有一个“民”字，又是横排，故又称为“横三民”，从而与辛亥革命时期于右任所办的《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竖三民”相对应。“横三民”皆拥护孙文，力推共和，反对袁氏，言论激烈，痛斥时弊，反映了民心民情和潮流所向，在当时社会反响很大。
孙中山对报刊历来相当重视。1912年4月16日下午，辞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和胡汉民、沈缦云一起来到位于望平街（今山东中路）160号的《民立报》馆，在于右任致欢迎词后，孙中山在答词中指出：“此次革命事业，数十年间，屡起屡仆，而能成于今日者，实报纸鼓吹之力。”第二天一早，孙中山又来到位于江西路4号的《民权报》报馆三层楼上的中华自由党本部出席欢迎会。自由党实为同盟会的别支，推孙中山为正主裁，孙中山在这次会上动情地讲：“当此共和时代，无论政党民党，有互相监督，相互扶持之责。”《民权报》上那些言辞尖锐、观点犀利的文稿，大都出于戴季陶之手。特别是5月20日，《民权报》发表的《反对北京政府筹措外债》的时评，公然号召国人诛杀袁世凯等国贼，民众拍手称快。但一场轩然大波由此而起，22日午后，公共租界巡捕房将主笔戴季陶拘捕，罪名是“毁谤袁总统”、“鼓吹杀人”，后经各方交涉及会审公廨审讯，罚款30元予以开释。正是通过此案，《民权报》在上海市民中声名鹊起。
值得一提的是《民权报》除了时评、言论引人关注外，其副刊也办得很有特色，最早的言情小说如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兰娘哀史》，李定夷的《红粉劫》等就是以长篇连载的形式在该报上刊登的，开“鸳鸯蝴蝶派”之先声。
1912年的社会大变革，也使上海《申报》经历了“涅槃”式的新生。这份创刊于清同治十一年三月廿三日（1872年4月30日）的报纸，由美国人美查同伍华德、普莱亚、麦基洛共同出资，后产权归美查一人所有，但经营和编辑均由中国人担任。1909年5月，该报买办席子佩出资7.5万收购了《申报》。1912年，席因经营不善、发行受挫而将《申报》售予史量才、张謇、应德闳、赵凤昌、陈冷五人，他们都是民国初年的风云人物。这个精英团队的加盟后，史量才出任总经理，史量才陈冷为总主笔。自史量才接手《申报》后，对《申报》的版面、内容、编辑及发行等进行了变革，以报业家的精神和实业家的气魄多方开拓，从而使《申报》发行量迅速上升。因此，在中国新闻史上，史量才于1912年接手《申报》，标志着《申报》进入了重大的更新发展期，具有里程碑意义。
三、娱乐休闲的“新舞台”与“楼外楼”
作为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看戏听曲的娱乐休闲是上海都市生活一道亮丽风景线。尽管上海自开埠后，就陆续建有一些戏园，如三雅园、一桂轩、丹桂茶园等，但这些都是传统的老戏园。戏台为正方形，正中摆放着方桌和靠背小椅。台下观众则就着正方八仙桌而坐，形式像茶馆，因而当时的戏馆又称“茶园”。
1912年4月5日夜，刚刚翻建一新的沪南新舞台彩旗飘扬，华灯绚丽，观众云集，孙中山应邀出席上海伶界联合会成立暨祝贺演出。当时，孙中山在观看了新编京剧《波兰亡国惨》后勉励大家：“编演新剧，提倡革命，让社会中因而感动，得奏大功。”孙回到行馆后，又书“光复沪江之主动”赠沈缦云，书“急公好义”赠潘月樵，书“热心劝导”赠夏月珊。
新舞台位于十六铺老太平码头，初建于1908年，系上海著名绅商沈缦云、姚伯欣和上海著名京剧演员夏月珊、夏月润、潘月樵、冯子和等集资而建。夏氏兄弟曾专门赴欧考察西方舞台及日本新式转台的剧场，并仿照当时上海兰心戏院的镜框式结构布局。在辛亥革命的上海光复起义中，夏氏兄弟和潘月樵还作为敢死队员参加了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1912年民国刚成立，夏氏兄弟和潘月樵马上就对新舞台进行全面的更新改造，将舞台拓宽加深，呈半月形伸出，同时可搭两台布景，剧场照明灯光设备全用电灯取代以前的煤气灯，布景也是专门请日本布景师制作的。观众席全部采用欧式前低后高的排座，设有三层，以精湛的舞台装置、科学的灯光设备、良好的观赏环境、气派的剧场装潢而成为当时全国乃至东南亚最先进的剧场，亦成为当时全国伶界向往的演出场所。谭鑫培、梅兰芳等都先后在此亮相。新舞台不仅为海派戏剧提供了一个先进的演出平台，而且汇聚了一批海派戏剧精英，著名戏剧家马彦祥在《清末之上海戏剧》中指出：“新舞台可以说是中国舞台史上的一次大革命。”
1912年的上海娱乐业另一大发展是在浙江路新新舞台的五层顶楼，开设了“楼外楼”游乐场，从而一改传统游乐场集市地摊化的特点，如北京的天桥、上海的城隍庙、苏州的观前街等。而新开的“楼外楼”游乐场，则吸收了西方游乐园的做法，将游乐场搬进了室内，让民间艺人驻场演出，如“楼外楼”就有杂技、滩簧、魔术、大鼓等。为显示其新兴时尚，还安装了通往楼顶的电梯，票价也分为：盘梯上楼的1角，电梯直上的2角。门口还装有荷兰进口的哈哈镜，镜中人忽大忽小，忽胖忽瘦，忽高忽矮，令人捧腹，极聚人气，一时游客如云，实际上这是以后大世界游乐场的雏形。
1912年的上海，在文化艺术上，亦是风起云涌、大师林立的更新期。随着清王朝的灭亡，一大批高官大吏、帝师名臣从庙堂官场上退下后来到了上海，其中有陈宝琛、陈三立、沈曾植、张謇、曾熙、李瑞清、朱祖谋等。他们在上海实行了华丽的转身，集体加盟职业艺术家的队伍，以卖画鬻字为生，从而为海派书画提供了一个整体发展的契机和创造辉煌的平台。也是在1912年，人艺俱老、诗书画印四绝的吴昌硕在王一亭的力荐下，正式定居上海，这位精研传统而又富有创新精神的书画巨擘，成为海派书画公认的领袖，开创了海派书画艺术的一个崭新时代。而在此年，17岁的刘海粟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图画美术学院”开现代美术教育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