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这前一天，即12月26日，在孙中山所居住的宝昌路（今淮海中路）408号寓所，由孙中山主持召开了同盟会的最高层干部会议，讨论并决定了三条措施：（一）改正朔为阳历；（二）起义时以黄帝纪元，今应改为中华民国纪元；（三）组织政府采用总统制。在孙中山筹建新政权的三大措施中，前二条就是关于历法的改革。由此可见，孙中山竭力改用阳历，并将其看作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件重大改革之举，正反映了孙中山先生开放的政治意识和更新的历史理念。同时，这也是和上海独特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和人文氛围分不开的。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就开始从封建的吴越区域小农城市向开放性的沿海近代型城市转变，随着租界的设立、外来文化的涌入，已形成华洋杂处、中西交融的城市格局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地域内涵。因此，改用阳历，可以和世界文明相接轨，更直接地融入国际社会。而这一点又是和孙中山本人所受西文化教育和革命活动分不开的。孙中山自13岁起便离开家乡赴檀香山接受西式教育，其后由于其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而长期流亡或奔走于日本、英国、法国及美国，为此他的思想观念、认知形态及行为方式，都带有鲜明而强烈的国际性与时代性色彩，这也就从根本上反映了孙中山的政治理念具有那种自觉的“趋时骛新”性和先进的“思想引领”性，这种“包含由文化和有目的的人类行为所造成的状况”，也正是他作为一个领袖所具有的精神资源、政治觉悟和践行能量，从而在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真正体现了一位伟大的先行者的思想风采。
1912年1月1日成立的中华民国是当时亚洲第一个共和制政权。孙中山坚持改用阳历，正是为了从国家政治制度及社会意识形态两个方面，确立共和制度，使之在政权构建及民俗心理上得到确认，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强调的“改建共和，与从前改朝换代不同，必须学习西洋，与世界文明各国从同”。诚然，农历乃农业文明的结晶，农耕的春播秋收离不开二十四节气，但保留农历而使用阳历，在更宏大和更深层的革命背景与政治概念中，是为了彰显共和政权的新体制和新气象，是为了打造共和理念的需要，使之成为国基之本而深入人心。如此，我们才能诠释孙中山先生为何那么坚持“改用阳历一事，即为我们革命成功第一件最重大的改革，必须办到”。历史地看，正是有了这个重大的历法改革，日后袁世凯复辟帝制，改用洪宪年号时，遭到全国上下的一致声讨，连他的心腹将领冯国璋等人也坚决反对。阳历已成为共和的历史走向和政治抉择。
三、1912年4月3日夜，孙中山就此与上海结下不解之缘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于4月3日在唐绍仪、胡汉民、于右任等的陪同下，乘专车离开南京来到上海，偕子女来到宝昌路（今淮海中路）401号宋耀如宅。老友相见，倍觉亲切。忆及往事，感慨万千。
孙先生在询问了宋耀如从日本横滨迁回上海的生活情况及经商状况后，见到了宋耀如的长女、从美国卫斯理女子大学毕业的宋霭龄，诚邀其为自己的英文秘书。是夜，宋耀如热情地执意留孙中山住下以作秉烛夜谈话旧。历史应当记录下这一天。此后至1913年8月2日因“二次革命”流亡日本，孙中山先生曾六次从上海赴各地视察、访问、会谈，而回到上海后，大多住宿在宋宅。也就是以1912年4月3日为起始，从此，孙中山就把自己个人生活和革命活动的基地放在了上海。上海成了孙中山的第二故乡。
孙中山当年在致李晓生的信中，曾以深情而真挚的笔触回忆了1912年4月3日住宿宋宅的情景：“宋君嘉树者，20年前曾与陆烈士皓东及弟初谈革命者，20年来始终不变，然不求知于世，而上海之革命得知此好结果，此公不无力。然彼从事于教会及实业，而隐则似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隐君也。弟今解职来上海，得再见故人，不禁感慨当年与陆皓东之三人屡作终夕谈之事。今宋如有坚留弟住其家以话旧，亦得以追思陆皓东之事也。”（《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42页）1894年的春天，孙中山怀揣着那封激情洋溢的《上李傅相（鸿章）书》偕好友陆皓东来上海，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宋耀如，并在宋的家中畅谈各自的人生追求，从此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战友。后陆皓东不幸牺牲，但宋对革命活动的支持却始终不变。因此在4月3日之夜，一位革命的领袖、刚刚引退的民国总统，与他的老战友相逢时，抚今思昔，怎能不心潮澎湃、思绪飞扬？孙中山与上海就此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历史地看，作为一位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将上海作为其后半生的定居地，是有多方考虑的，既有全局性的宏观把控，又有特定性的具体考虑。
上海是孙中山的政治堡垒。作为南方革命的中心与重镇，上海有一批以陈其美为首的革命党的精英与团队，如李平书、王一亭、叶惠钧、沈缦云、张静江、伍廷芳乃至僧人黄宗仰，他们都十分敬仰孙中山，尤其是陈其美更是对孙中山肝胆相照、忠心耿耿。可以说，在孙中山革命的核心高层圈内，如黄兴、胡汉民、宋教仁等都曾与孙中山就革命的方针、策略等发生过分歧，有的甚至产生严重的裂痕，只有陈其美对孙中山是最忠诚的。陈是孙最坚定的政治盟友和革命战友，被孙中山称为“民国长城”。因此，孙中山将上海视作他的政治堡垒，有种可信可靠感及安全认同感。由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政治感召力和个人魅力，上海的帮会在政治上也是倾向于孙中山的。1910年6月29日，孙中山在上海宋耀如家中和陈其美见面时，陈向孙汇报说：“现在上海的青帮和洪帮一样听命于孙先生，可以为革命所用。”后孙中山亲自到同孚里黄公馆见黄金荣，黄也说：“只要孙先生有需要我黄金荣帮忙之处，一定尽力，请孙先生放心。”并资助孙中山1000大洋，还请虞洽卿也捐了一笔钱。
上海是孙中山的经济支撑。上海在清末民初，已是中国的经济都市，拥有一批在工业、商贸、金融、房产等方面的实业巨子与绅商群体，如李平书、王一亭、沈缦云、张静江、叶惠钧等，他们不仅是辛亥革命的支持者，亦是参与者，他们给孙中山以经济上的巨大支持。如王一亭为上海光复起义筹款数十万元，军政府成立后又垫付发行公债40万元；张静江先后资助数十万元。而金融家沈缦云则在海内外奔走融资，为孙中山革命活动提供资金来源。民国初上海又崛起了一批新生代的实业家、金融家，如穆藕初、陈光甫、简氏兄弟、马玉山等，他们亦是孙中山的支持者。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在上海改组或是成立的中华银行（1911年11月12日）、中国银行（1912年2月5日）及中华实业银行等，均给孙中山以经济上的支援。
上海是孙中山的人脉基地。孙中山深知进行革命活动需要运用全社会的各方力量来进行推波助澜，而上海作为开放的大都市，中西文明融合之地，各派政治势力并存，各种党派组织众多。孙中山以革命领袖的感召力及个人魅力，在上海拥有广泛的人脉。如孙中山1911年12月25日回上海后，于第二天就到上海南阳路惜阴堂会见友人赵凤昌，以后又多次前往，共商南北会谈及建府开基之大事。赵凤昌是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一代名士，可谓民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他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的高官及将领关系甚熟，与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亦有交情，在伍廷芳与唐绍仪的“南北和谈”中，发挥重要的协调、推进、促进作用，从而被称为“民国助产婆”。而作为孙中山的挚友，宋耀如长期无条件地帮助、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孙中山来上海，也大都居住在其府上，或由宋提供住宿。犹太富商哈同夫妇，也对孙中山颇为敬仰，多次在哈同花园宴请孙中山，亦留孙中山住宿。而日本帮会大佬头山满自上海光复后，亦亲自从日本赶到上海坐镇，不准日本浪人找孙中山麻烦。
上海是孙中山理想的居住之地。孙中山出生在广东，后又长期在海外接受西式教育及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正好同处南方地域、中西交汇的上海相融合。而上海的租界亦对孙中山的人身安全给予了较好的保护。孙中山曾说过：“譬如我的门口（莫利哀路29号），现在有两个持枪的巡捕来保护我家。”同时，上海的海内外交通甚为便利，中西报刊众多，记者云集。这都是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基本条件。当然，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为上海人，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辛亥革命的风云激荡将孙中山与上海维系在一起，一位伟人与一座城市就此结下了不解的情缘。孙中山因上海而颇多作为，践行了领袖的追求。上海因孙中山而更为精彩，展示了都市的风范。孙中山与上海，应当成为我们这座城市编年史中的璀璨篇章而加以更为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