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历史时期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促成曲艺艺术繁荣与发展的积极因素还很多：如像1949年10月1日北京《新民报》“新曲艺”专栏的开辟；是年10月15日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成立；10月17日北京市前门箭楼“大众游艺社”曲艺演出场所的开设；1950年1月，以发表曲艺作品为主的《说说唱唱》杂志的创刊；1月10日天津市曲艺公会的成立；19日以侯宝林、孙玉奎等人为骨干的“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的创建；1951年3月，以京、津两地曲艺工作者为基本成员组成的随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赴朝慰问演出的“曲艺服务大队”，以及而后“曲艺服务大队”第二次和第三次赴朝慰问；1951年内“天津市曲艺工作团”“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的组建；1952年8月1日至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届全军文艺会演在北京举行期间，部队大量曲艺节目的参加演出；是年“中央广播文工团说唱团”的成立；1954年“北京曲艺团”的组建；1956年4月6日至21日全国总工会组织的“全国职工业余曲艺观摩演出会”在京的举办；1957年2月，全国性刊物《曲艺》杂志在京的创刊；1958年8月1日至14日文化部主办的“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的在京举行；1959年11月25日至27日，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同志对上海文化局及“上海人民评弹团”负责人的接见与谈话；1960年1月文化部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曲艺优秀节目汇报演出”在京的举行；1961年1月25日，中央广播事业局组织领导的“京韵大鼓传统节目演唱会”的举办，陈云同志观看演出后发表的重要意见；是年7月“苏州评弹学校”的建立；同年9月19日文化部发出的《关于加强戏曲、曲艺传统剧目挖掘工作的通知》；同年10月，“四川相书”演出队的赴京汇报演出；1962年10月天津“津门曲荟”的“时调”“京韵大鼓”“单弦”等专场曲艺节目的演出；是年11月22日至23日，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组织召开的“相声座谈会”；同年12月4日举行的《红楼梦》曲艺专场节目演出，周恩来总理观看演出后重要意见的发表；1963年3月19日至26日，全国“中、长篇新书”书目创作座谈会的在京召开；是年3月至8月，曲艺演员马季等参加文化部“农村文化工作队”深入农村、基层的演出；同年7月，“上海滑稽剧团”的赴京演出；1964年2月，中国文联等单位组织的“曲艺创新、编新、说新、唱新”座谈会的在京召开；是年2月5日，《人民日报》题为《积极地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曲艺》社论的发表；同年4月6日至5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届文艺会演”的在京举行；同年11月26日至12月29日，“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大会”在京举行期间，大量少数民族曲艺节目的参加演出等等。特别是“中国曲艺改进协会筹备委员会”（1949年7月22日）以及“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1958年8月16日）的成立，对促进我国当代曲艺艺术的繁荣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一时期解放区与国统区各路曲艺大军共同汇合到共和国的旗帜下，包括“大鼓”和“说书”等等在内的四百多个曲艺艺术品种，首次有了“曲艺”这一总的称谓；与戏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和其他姐妹艺术形式相并列，终于成为我国民族艺术之林中一名相对独立的、正式的成员，终于被承认为是一门独立的和专门的艺术。与之相应，从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经过广大曲艺工作者们约近20年的艰苦努力，通过对曲艺整旧、创新的改造过程，我国当代曲艺艺术，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和繁荣昌盛的新景象。
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化方针的指引下，经过17年的努力，我国当代曲艺艺术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了这样一种基本的阵容、态势与局面：四百多个曲艺艺术品种，按其最主要或最基本的艺术表现手段，大致上可以分为以说为主，以唱为主，以韵诵为主和以说、唱相间为主的四大曲艺艺术门类。而在四个大的曲艺艺术门类中，以大体相近的体裁或样式划分，而它们则又大致上可以分为以下12类：
评书类：包括评书、苏州评话、扬州评话、福州评话、湖北评书、四川评书等。
相声类：包括相声、独角戏、答嘴鼓和四川相书。
韵诵类：包括数来宝、快板、快板书、竹板书、锣鼓书、春锣、山东快书、说鼓子、四川金钱板等。
鼓曲类：包括梅花大鼓、京韵大鼓、京东大鼓、河北木板大鼓、西河大鼓、乐亭大鼓、潞安鼓书、襄垣鼓书、东北大鼓、奉调大鼓、温州鼓词、安徽大鼓、山东大鼓、梨花大鼓、胶东大鼓、河洛大鼓、河南坠子、三弦书、湖北大鼓和陕北说书。
弹词类：包括苏州弹词、扬州弹词、四明南词、平湖调、长沙弹词、木鱼歌等。
时调小曲类：包括天津时调、上海说唱、扬州清曲、江西清音、赣州南北词、湖北小曲、襄阳小曲、长阳南曲、湖南丝弦、祁阳小调、四川清音和四川盘子。
渔鼓道情类：包括晋北说唱道情、江西道情、宜春评话、永新小鼓、湖北渔鼓、衡阳渔鼓、四川竹琴等。
单弦牌子曲类：包括单弦、岔曲、南音、福州促艺、飏歌、聊城八角鼓、大调曲子、广西文场、西府曲子、安康曲子、兰州鼓子、青海平弦、越弦、打搅儿等。
琴书扬琴类：包括北京琴书、翼城琴书、武乡琴书、徐州琴书、安徽琴书、山东琴书、恩施扬琴、四川扬琴、贵州琴书、云南扬琴等；走唱类：包括十不闲莲花落、二人转、宁波走书、凤阳花鼓、车灯、商雒花鼓等。
杂歌杂曲类：包括无锡评曲、绍兴莲花落、锦歌、褒歌、芗曲、江西莲花落、南丰香钹、瑞昌船鼓、于都古文、三棒鼓、善书、潮州歌、粤曲、粤讴、龙舟歌、粤东渔歌、五句落板、零零落、荷叶、姚安莲花落、贤孝、倒浆水、台湾歌仔等。
少数民族曲艺类：包括好来宝、笑嗑亚热、乌力格尔、太平鼓、三老人、漫谈、才谈、鼓打铃、判捎里、依玛堪、铃鼓、蜂鼓、末伦、琵琶歌、嘎锦、果哈、嗄百福、阿苏巴底、四弦弹唱、甲苏、布依弹唱、哈巴、大本曲、赞哈、喊半光、折嘎、喇嘛玛尼、格萨尔说唱、宴席曲、巴西古溜溜、念说、冬不拉弹唱、苛夏克、维吾尔说唱和达斯坦。
在这段历史时期内，还创作、改编、演出或出版了一大批优秀传统曲艺艺术的曲目或书目之作，像评书《周支队大闹平川》《登记》《灵泉洞》《第三件棉袄》《烈火金刚》；唱词《董存瑞》《江竹筠》《罗盛教》《丁佑君》《渔夫恨》《三勇士推破船》《叶大嫂摇船渡江》《飞夺泸定桥》《考神婆》；山东快书《一车高粱米》《三只鸡》《师长帮厨》《李三宝比武》《侦察兵》《抓俘虏》《三换春联》《长空激战》；快板书《劫刑车》《巧劫狱》《熔炉炼金刚》《智取大西礁》《夜袭金门岛》《隐身草》；数来宝《战士之家》《青海好》《雷锋之歌》《人民首都万年青》《从军记》《巧遇好八连》；快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洪凯歌》；好来宝《铁牤牛》《夸马》；弹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海上英雄》《王孝和》《蝶恋花》《刘胡兰就义》《江南春潮》；苏州评话《王崇伦》；扬州评话《钢铁战士》；说唱《石不烂赶车》；独角戏《看电影》《全体会》；二人转《给军属拜年》《接姑娘》；陕北说书《翻身记》《刘巧团圆》；相声《一贯道》《婚姻与迷信》《夜行记》《买猴儿》《飞油壶》《昨天》《妙手成患》《醉酒》《北京话》《普通话与方言》《买佛龛》《妙语惊人》《打电话》《登山英雄赞》《找舅舅》《画像》《英雄小八路》《美蒋劳军记》《神兵天降》《追车》；天津时调《摔西瓜》《红岩颂》；京韵大鼓《黄继光》《邱少云》《正气歌》《卧薪尝胆》《珠峰红旗》《光荣的航行》等等一大批以反映现实、表现历史、或以描叙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为题材的优秀曲艺艺术曲目或书目新作，和收集、记录、加工、整理演出或出版了像高元钧的山东快书《武松传》，张寿臣的单口相声《小神仙》《化蜡扦》《巧嘴媒婆》《三近视》《麦子地》，侯宝林等的对口相声《关公战秦琼》《戏剧杂谈》《戏剧与方言》《卖布头》《三棒鼓》《改行》《空城计》《戏迷》《武松打虎》《不宜动土》，陈士和的评书《聊斋》，马连登的评书《杨家将》，康重华的扬州评话《三国》，王少堂的扬州评话《武松》（十回）等等。
在这段历史时期，我国的曲艺事业，除有老舍、阿英等名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关心与鼎力协助之外，以赵树理（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主席）同志为核心，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支由像王杰魁、陈士和、傅太臣、连阔如、袁阔成、潘伯英、张鸿声、曹汉昌、顾宏伯、吴子安、唐耿良、王少堂、康重华、王丽堂、陈春生、王秉诚、徐勍、张寿臣、马三立、常宝堃、侯宝林、高元钧、刘宝瑞、马季、曾炳昆、高凤山、王凤山、朱光斗、李润杰、张志宽、杨立德、刘学智、刘洪滨、陈增智、赵连甲、孙振业、李洪基、李燕平、孙常文、邹忠新、花五宝、王佩臣、白云鹏、白凤鸣、白凤岩、骆玉笙、孙书筠、小岚云、阎秋霞、良小楼、韩德福、白奉霖、赵玉峰、王尊三、马增芬、靳文然、霍树棠、朱玺珍、郑奇珍、魏喜魁、谢大玉、刘宗琴、徐玉兰、郭文秋、沈冠英、赵铮、韩起祥、刘天韵、周玉泉、周云瑞、薛筱卿、蒋月泉、张鉴庭、杨振雄、侯莉君、徐丽仙、舒三和、王毓宝、李月秋、萧顺瑜、贾树三、荣剑尘、谭凤元、曹宝禄、石慧儒、张伯扬、阚泽良、谢芮芝、曹东扶、关学曾、茹兴礼、商业兴、邓九如、李德才、李青山、徐小楼、胡景岐、程喜发、熊飞影、白燕仔、李少芳、关楚梅、谭凤仪、黄少梅、琶杰、毛依罕、道尔吉、卢成科、程树棠、王殿玉、陈汝衡、张长弓、关德栋、王铁夫、何迟、赵景深等这样一大批包括专业、业余等在内的新、老曲艺艺术家、专家、学者、教授和曲艺艺术理论研究者们所构成的一支约十数万人的庞大的曲艺工作者的队伍。
总之，从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中，经过广大曲艺艺术工作者约近二十年的艰苦努力，通过对曲艺艺术整旧、创新的改造过程，曲艺艺术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和繁荣昌盛的新局面。
二、1966～1976年是我国当代曲艺艺术事业及其发展损失最惨烈和遭受挫折最为严重的时期林彪、“四人帮”在我国曲艺界（也包括文艺其他各界）抡起所谓“黑线专政”论的大棒，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横扫一切，否定我国曲艺特别是当代曲艺事业的一切成果、一切成就，把新中国成立以来17年曲艺艺术所形成的大好局面和大好形势说得一无是处，一片漆黑；另一方面又以所谓曲艺（包括其他各类文艺）必须为“革命”（实为他们的反革命）和为“政治”（实为他们阴谋篡权的政治）服务等等为借口，妄图把曲艺变成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工具。在他们的摧残、蹂躏、毁坏与打击下，在这个年代曲艺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几近于灭绝的边缘。其挫折严重，而其损失则更加惨重。
三、1976～1999年新的恢复、繁荣发展时期的当代曲艺艺术1976年10月，伴随全国人民欢庆粉碎“四人帮”胜利的喧天锣鼓声，我国当代曲艺艺术也揭开了其新的全面恢复、繁荣与发展的新篇章。
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新的历史时期，当代曲艺不仅以新的姿态和新的风姿投入了新的战斗，于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从演出到创作、从学术活动到理论研究、从出版发表园地到教育，还步入了前所未有的更新更高层次发展的崭新时期。
在演出方面，除电台、电视台、舞台、专业和业余文艺活动及各式娱乐演出场所等等中，经常地和不断地出演各种各类曲艺艺术节目外，文化部还分别于1981年9月和1982年3月在天津和苏州等地主办了全国曲艺优秀节目观摩的调演，于1990年10月和1991年5月在南京和天津分别举办了第一届“中国曲艺艺术节”，1995年11月在河南平顶山举办了第二届“中国曲艺艺术节”。演出不断，赛事不穷。在全国范围内，充分显现了我国当代曲坛及各类曲艺艺术园地内百花盛开、万紫千红的大好繁荣景象及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