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五四”至抗日战争前的曲艺
充满着抗争强音的“五四”至建国前的现代曲艺（公元1919～1949年）。
我国现代曲艺艺术，指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个历史发展阶段的曲艺，其最明显的特点，就在于它充满着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独立解放的抗争强音，是我国新民主主义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下面，我们扼要叙述这一时期的曲艺艺术发展的大致情况。
“五四”至抗日战争前（公元1919年5月～1937年7月）。
这段历史时期中，伴随着中国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在红军及不少革命根据地里兴起了新的曲艺艺术活动。珍贵的历史文献《红军日报》（1930年7月，由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团政治部创办发行）仅六期报刊上就刊登了20多篇曲艺作品。至于当时在红军战士和根据地人民群众中口头流传及随编随演、随传随唱的作品，更不可胜数。这些被记载下来的作品中，最早的一首是1938年夏天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作的“四川调”：“朱毛会师在井冈，红军力量坚又强，红军不费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与此大致同时的，还有遂川、永新、宁冈等县流传下来的十多段“四川调”。这一时期，在红二方面军活动的洪湖地区、红四方面军活动的川陕地区、湘赣以及在陕北的一些根据地里，也都有类似的曲艺作品流传。
考察留存至今的文献，这一时期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曲艺艺术活动不仅很活跃，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也相当高。例如1937年7月《红军日报》所载的一篇名为《革命伤心记》的“四川调”，就很有代表性。该作的唱词长达80多段，描述了我国第一次大革命的胜利与失败的过程，既满含血泪地控诉了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的滔天罪行；又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共产党人、革命志士的愤怒情绪及他们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教训与认识。对于共产党人的内在情感、豪迈气概也有充分表述，很像一篇描述伟大历史画卷的长篇叙事诗，堪称一篇有高度思想性和完美艺术性的优秀曲艺佳作。
该时期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曲艺演唱水平，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当时广东东江独立师里有位名叫李素娇的女战士，甚至可以通过自己极富艺术魅力的演唱，将敌人感动，将敌军瓦解。在一次战斗中，当我军进攻敌堡受挫时，她便运用自己的演唱迷惑住了敌人，以演唱作掩护，配合部队打进敌堡、巧夺机枪，胜利完成了夺堡的战斗任务。在另一次战斗中她不幸被俘后，又通过自己的演唱绝技，不但摆脱了敌人的控制，而且竟然将敌军一个排的兵力完全瓦解，使其全部归顺我军。有关对这位女战士演唱水平的描绘也许不无夸张的成分，但是，这事例却说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里的曲艺艺术，起到了为人民、为革命的作用。在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曲艺艺术活动中，同时也出现了较有影响和较有代表性的革命曲艺的作家。当时的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他也是一位作品甚丰的革命曲艺作家，《东洋人出兵》《十月革命调》《上海打仗景致》《可恶的日本》《英雄巧计献上海》《送郎参军》以及《红军打胜仗》《消灭白狗子》等一系列较有影响的曲艺作品，都出自他的手笔。
同一历史时期，分散于全国城乡的民间曲艺活动也比较活跃。
只是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里的曲艺活动不同，它们是以较有影响和有着较高艺术水平的曲艺艺人的活动为中心的。其中颇富影响并在艺术上取得有较高成就的如：京韵大鼓名家刘宝全、张小轩、白云鹏；相声名家焦德海、张寿臣；单弦名家常澍田、荣剑尘；苏州弹词名家魏钰卿、蒋如庭、夏荷生；梅花大鼓名家金万昌；山东大鼓名家谢大玉；东北大鼓名家霍树棠；河南坠子名家乔清秀；西河大鼓名家赵玉峰；四川扬琴名家李德才；扬州评话名家王少堂；北方评书名家陈士和以及粤曲名家熊飞影、小明星等。他们都是这一时期民间艺人里的佼佼者，他们以自己的精湛演技，创作了大量的宣扬民族光荣历史、揭露旧制度黑暗、赞颂美好善良情操的丰富多姿的曲艺节目，为推动这一时期曲艺艺术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中，还涌现过一些勇敢献身革命，或积极投身于革命曲艺艺术活动的人士。如在红军初创时期，江西的永新地区就有民间艺人自愿加入革命曲艺艺术的行列，创作出以“永新小鼓”编演的《打倒军阀列强》《闹暴动》等节目，特别是1935年冬，贵州龙胜地区侗族曲艺艺人石戒福，自编自演的琵琶歌《长征歌》等节目，热情地宣传和颂扬了红军长征北上的道理和长征取得的伟大胜利。尽管这样的民间艺人为数不多，但他们所代表的方向和当时所形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第二节)大后方和敌占区的革命曲艺及艺术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大片国土的沦丧，在敌占区，我国不少以曲艺为职业的民间艺人和不少从事曲艺写作的作家，同广大劳苦大众一样，也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大后方的曲艺作家和曲艺艺人，虽然没有沦于侵略者的铁蹄下，但在国民党反动派不抵抗和假抗日、真投降的反动政策的奴役下，他们不仅同敌占区的人民群众一样，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而且，在政治上备受压迫和欺凌。面对这种现实，面对敌人的屠刀和反动派的黑暗政治，大后方及敌占区的许多曲艺作家和艺人，以曲艺为武器，向敌人，向反动派，向形形色色的反动势力，进行了勇敢的斗争。老舍就是其中最有影响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老舍（1899～1966）一开始从事曲艺写作，就是以一位战斗者的身份投身到革命曲艺艺术领域里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虽早已是成名的大作家，却为了救亡现实的需要，满腔热情地写下了大量“抗战相声”和“抗战鼓词”。在武汉有人问他为什么写起了相声和鼓词，他说：“在战争中，大炮有用，刺刀也有用，同样的，在抗战中，写小说戏剧有用，写鼓词小曲也有用。我的笔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和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替枪吧。既愿以笔代枪，那就写什么都好，我不应因写了鼓词与小曲而觉得失身份。”这慷慨激愤的言辞既充分表达了他要“以笔代刀”，以曲艺艺术为武器去进行战斗的豪情，也生动体现出他作为一位革命曲艺作家的辉煌形象。从抗战开始至1938年底的不到两年里，他便写下了《卢沟桥》《台儿庄大捷》《中秋月饼》《新对联》《欧战风云》《张忠定计》《打小日本》《骂汪精卫》《新女性》《游击战》《新“拴娃娃”》《王小赶驴》《文盲自叹》《二期抗战得胜图》《西洋景词》《新洋片词》《女儿经》等一大批革命曲艺作品。不仅以饱满的爱国热忱向后方群众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颂扬了我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抗击日寇的英雄业绩，而且，更以辛辣的笔触、无情的嘲讽，愤怒声讨和深刻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野蛮行径以及那些玩弄假抗日、真投降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嘴脸。老舍先生不愧为革命文艺家的优秀楷模，他也无愧于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这一时期，在向敌人和向反动派进行勇敢斗争的曲艺艺术家中，另一位很有影响和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相声名家常宝垄。
常宝堃（1922～1951年），满族，3岁随父变戏法卖艺谋生，后改学相声。他不仅是一位有着精深艺术造诣和高度艺术成就的曲艺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位有着高度爱国热忱与高尚民族气节的爱国艺人。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当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横蛮地践踏我国国土之际，他编演了相声《牙粉袋》和《打桥票》等节目，猛烈地抨击、挞伐了日本占领者及汉奸走狗们；当他为此遭到敌伪的逮捕，毒打并受到敌伪的诱逼、劝降，要他编演讽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相声时，他更表现出高尚情操、坚贞品质，以不屈不挠的无畏精神，击破了敌人的种种阴谋。堪称民间艺人的一名表率。
1951年4月牺牲在朝鲜前线。
此外，还应该提及山药蛋（富少舫）、小地梨（董长禄）等人，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冒着危险，积极上演老舍的不少进步作品，也为发展大后方进步的曲艺艺术事业做出过贡献，他们也不愧为这一时期进步的曲艺艺人。
(第三节)抗日战争时期至建国前的曲艺
抗日战争时期至建国前（公元1937年7月～1949年9月）。
抗战爆发后，随着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和各解放区的建立，随着党的各项革命事业的开展，继承着红军与革命根据地战斗传统的曲艺艺术，也得到了蓬蓬勃勃的发展，达到了一个较为成熟和较为兴旺发达的阶段。
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是革命曲艺艺术的活动范围广泛。各抗日根据地和各解放区——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山西的太行、武乡、襄垣，山东的滨海、渤海、鲁中南、胶东、鲁西，豫皖苏、湘闽赣，以及内蒙、东北等地区，几乎都有革命曲艺艺术活动。
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二，是曲艺的形式品种繁多。已经出现了“鼓词”“相声”“武老二”“快板”“对口说唱”“评书”“故事”“坠子”“数来宝”“说书”“陕北说书”以及“琴书”“小调”等百十个曲艺品种。
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三，是产生了有着较高水平的革命曲艺艺术作家、演唱家。在这方面较有影响和较有代表性的有：韩起祥（1915～1989年），陕北说书演唱家。陕西横山人。他自十三岁学艺，三十岁时即能说唱几十部传统书目，会唱、弹五十多种民歌小调，是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深受群众欢迎的盲人演员。
1940年他赴延安，参加了陕甘宁边区文协说书组。在新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自编自演了五百多个反映新人新事的新唱本，著名的有《张玉兰参加选举会》《时事传》《宜川大胜利》《翻身记》《刘巧团圆》等。他的作品生活气息浓郁，语汇丰富，情节生动，有着鲜明的时代感和民间艺术特色。他对于陕北说书的艺术形式及音乐伴奏也进行了改革，在充分发挥三弦伴奏技巧的基础上，增加了梆子、耍板、嘛喳喳等乐器，均由演员自己击节。他的说唱质朴流畅、优美细腻，感情充沛热烈，由于他创造性地把陕北民歌“信天游”以及“道情”“碗碗腔”“秦腔”“眉户”等民间曲调融进陕北说书中，增强了艺术感人魅力。为革命根据地曲艺艺术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王尊三（1892～1968年），西河大鼓说唱家，曲艺改革的倡导者。
河北唐县人。青年时期即在黄河南北和长城内外说唱传统书目《隋唐》《杨家将》及《西厢》等。他嗓音宽圆甜亮，表演细腻传神，长于说唱金戈铁马故事。对于传统书目，亦能博采众长，多所发挥。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他一面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一面积极编演新鼓词，代表作有《保卫大武汉》《亲骨肉》及《皖南事变》等。也演唱过由音乐家张非及作家赵洵、徐曙等同志创作、改编的大鼓词《晋察冀小姑娘》等。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到敌据点附近去说唱新书，并重视民间艺术的革新和对民间艺人的团结、改造工作，在晋察冀边区享有很高的声誉。
王魁武（1891～1947年），西河大鼓说唱家。河北雄县人。艺名小毛贲。十六岁始随父王振元学习弹唱，后到北京从田玉福学艺。
长期在大清河一带农村演出。嗓音沉雄有力，长于武书，擅演《呼家将》《打黄狼》等传统书。抗战爆发后，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代表作有《科学救国》《中山纪事》《昝岗惨案》《减租减息》等。
曾领导群众与敌人进行斗争，1947年被捕，英勇就义。是一位颇具民族气节的革命曲艺艺术家和曲艺艺术作家。
沈冠英（1906～1975年），河南坠子演唱家。生于河南濮阳。初学琴书，后习坠子。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编演曲艺节目，并经常深入敌后宣传演出。代表作有《一包毒药》《关内逃难》《理发记》等。除编演曲艺节目外，他还是一位革命曲艺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曾任八路军濮阳办事处鸭绿江剧社副队长、冀鲁豫民间艺术联合会副主任等职。
赵树理（1906～1970年），小说家、革命曲艺作家。山西沁水人。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幼喜爱民间戏曲和民间曲艺。他于1941年创作的鼓词《茂林恨》和1945年创作的鼓词《战斗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等英雄庞如林》等，在当时的抗日根据地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他为发展我国革命文学和革命曲艺事业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杨星华（生年不详，1957年7月逝世），“武老二”（现称山东快书）演唱家。山东省平邑县人。艺名黄三，又称杨黑子。1938年参加八路军，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无师傅，亦未正式学艺。
因青少年时代酷爱“武老二”曲艺艺术，曾在听民间艺人演唱时仿学仿唱，并渐渐入门，参军后方正式进行演出。他的表演粗犷豪放，喜剧色彩较浓。深受广大战士和群众的欢迎。其代表作有“武老二”《沭河战斗》《大战岱崮山》及《计取袁家城子》等。
当时在各根据地广泛流传的还有《新编杨桂香鼓词》《说唱朱富胜翻身》《说唱晴天传》《反抢粮》《五虎村大战》《刘兰香》《大臭虫》《大打黄家》《单臂夺枪路宝祥》《血洒七里庄》《女担架》《大摆地雷阵》《跳城》《胜利归来》《打阳谷》《群英大会》《大反攻》等，都是颇有影响的曲艺艺术佳作。
总起来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各抗日根据地和各解放区的革命曲艺艺术事业，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局面，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
(第四节)共和国当代曲艺
春意盎然，百花盛开的共和国当代曲艺（公元1949～1999年）。
1949年，随着人民军队向全国胜利进军的隆隆炮声，我国的曲艺艺术也揭开了新的和前所未有的一页。
1949年～1999年，我国当代曲艺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949年～1966年的整旧、创新阶段；1966年～1976年的“文革十年”挫折阶段；1976年～1999年的新的恢复、繁荣与发展的阶段。
一、1949年～1966年整旧、创新时期的曲艺艺术1949年7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实现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曲艺工作者代表的大会师，共同筹建中国曲艺改进协会的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各地曲艺的复苏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