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丝的文化
人类为何要穿衣服？至今没有一定的说法。但不管怎样，自衣服变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之时起，人们就不得不动脑筋去寻求各种做衣服的材料。
据说，最初的衣料是现成的树叶和兽皮，后来人们才注意到可以编结的草茎和可以纺织的葛、麻。用这些天然纤维编结、纺织成片状材料，再做成衣服，这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和创造。它促成了人类文明和纺织业的发展。
如果说用麻、棉、毛作为纺织纤维是古代世界的趋同选择的话，那么，中国使用丝纤维则是独树一帜的。中国人发现了丝，并以其卓越的才能织造出令世人叹绝的丝织品，创造了独步于世界的“丝的文化”。
相传，最早的丝织术是由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这种说法带有传奇色彩，但现代考古学已经证明，早在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完整的丝织物。从那时起，蚕丝的生产与纺织逐渐遍及中国南北。除了丝织物外，麻葛织物也普遍存在着，甚至还有毛织物的发现。大量陶纺轮、纺锤、织机的出现，与丝、麻、葛、毛等的纺织有着密切的关系。
“织”的存在引发了“染”的出现。人们知道了在骨石、皮制品乃至羽毛上涂色，以求悦目或作象征，当然也会在精心织出的丝织品上涂染颜色。河姆渡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丝织物，都被染成绛红色便是很好的证明。
商周时期是中国历史跨入文明阶段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不仅青铜工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养蚕、缫丝、种麻、采葛、织绸、染色等也取得了迅速发展，并已有专门的分工。凝重庄美的商周青铜记录了巫史文化“如火烈烈”的精神面貌，也记录了丝织、刺绣、染色技艺的进步。商代的几何纹单层提花织物、染色刺绣品和相当先进复杂的绞经罗，就是作为包裹物的印迹留在青铜器上被发现的。周代还出现了织锦。据《拾遗记》记载：“成王之时，因祗国女工曾造云昆锦、列堞锦、杂珠锦、篆文锦等。”此时的织锦虽属初创，但已成型，为后代丝绸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齐纨鲁缟”，世人皆知。春秋战国时，齐鲁地区已成为十分发达的丝绸织造重地，其产量高居全国之首。此外，其他地区的丝织生产，也日益发展并逐渐形成各自特色。如当时的冀州、并州产“布帛”；青州产缔、丝、纨、绮、绣纯丽之物；兖州产丝；徐州产玄织缟；扬州产丝、绩；荆州产玄纁；豫州产丝织。由此可见，此时染织工艺生产已十分普遍，而且品种繁多。中国的丝绸业至此已进入全面成熟、高度发达的阶段。1982年1月在湖北江陵马山石一号墓出土了大批战国时期的丝织品，有绢、罗、纱、锦、组、绦等，其织法、色彩、纹样都非常丰富。此外，这个墓中还出土了绣衣、绣裤等大批刺绣品，十分精美，而且大都使用辫绣针法。其中一件龙凤虎纹绣衾纹样组织巧妙、形象生动夸张、色彩绚丽和谐，堪称战国刺绣的杰出代表。
（第二节）繁荣似锦
秦汉是中国染织、丝绸业空前繁荣的时期，其成就为后世染织工艺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广博的基础。丝织艺术在强盛和稳定的汉代，尤其灿烂辉煌。汉代宫廷设立了东、西织室，还在重点丝绸产区设置了服官，以便控制和管理。地方私营作坊的生产规模也相当宏大。丝绸产量之巨，令人惊讶，汉武帝时，一年所征集的丝绸竟达五百万匹。精美灿烂的锦绫绮罗，不仅广销国内，还大量输往国外。正是汉代人开通了西域，走出了著名的“丝绸之路”，将中国的丝绸和文化传播到西方。据说，当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着中国丝绸袍看戏时，在场的达官显赫莫不被那彩虹般的织物所倾倒，以致穿中国丝绸成为西方上层贵族的最高时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丝绸与黄金等价。
丝绸增添了西方贵族的奢华，而本已十分奢华的中国贵族则为之“锦上添花”。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物举世瞩目，墓主女尸的身上竟裹了二十多件丝绸衣裳和丝织品，有一件薄如蝉翼的素纱蝉衣只有49克重，其轻薄空前绝后。
汉代的丝绸锦绣十分丰富，织法、绣法、染法变化多样。织品有锦、绫、绮、罗、缎、纱、缣、缟、缚、纨、、缦、綮、练、绢、织成等；绣品有信期绣、长寿绣、乘云绣等。其针法也多种多样，除平绣外还有锁绣、钉线绣等。汉代织绣纹饰流行云气纹、茱萸纹、鸟兽纹、文字纹、几何纹、人物骑猎纹等。纹样结构奔放活泼，造型精美洗练，弥漫着汉代特有的流动飞扬、淳厚质朴的气质。
汉代的印染技术也相当完善，有浸染、套染、媒染等方法。型版印花技术为世界之最早。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印花敷彩纱，证明汉代已在使用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方法既有规整的印花骨架，又有生动的描画花纹，结合自然，相得益彰。另据研究，最迟在秦汉，我国西南地区已有了蜡染。
此外，秦汉时期的麻织、毛织、棉织也在发展。苎麻和大麻的脱胶及纺织都非易事，但当时已能织出经密32～38根／厘米的精细麻布。在西南、西北等民族地区，毛纺织业很普遍，并与内地交流广泛。海南岛人很早就种植棉花，并自纺、自织、自染，制成各种服装，到了秦汉更以“广幅布”著名，并大量传人内地。
魏晋时期，本已十分发达的蜀地丝织业更是“擅名天下”，跃居全国之首。晋左思在其《蜀都赋》中写道：“阗阅之裹，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可见蜀锦生产的盛况。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魏国出了一位卓越的纺织工艺家马钧，他改革了提花机，使提花绸图案变化丰富而自然有序，并使生产效率成倍增长。受文化交流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丝织图案出现了明显的异域色彩，如对羊纹、对鸟纹、葡萄纹、忍冬花等等，佛教题材的装饰图案也时有所见。一些新的纹样组织结构如联珠、团巢、缠枝等开始形成并大量使用，它打破了秦汉的传统图案程式，为盛唐风格的形成开启了道路。
隋代历史短暂，但它是中国走向繁荣昌盛的重要转折和过渡。
据记载，隋炀帝三下江南时，随行的千余艘船皆用彩锦作帆，相衔二百余里。这种奢华的排场，侧面地反映出当时彩锦生产的繁盛。
在印染方面，隋代工匠创造了用雕空花纹的木板夹布入染的方法，即所谓“夹缬”。隋炀帝曾命工匠加工数百件五彩夹缬裙，“以赐富人及百僚母妻”，说明当时多套色镂版印花技术已达相当水平。
唐代以其富强傲视世界，更以其灿烂的文化、精湛的工艺闻名天下。在织造技术方面，唐代取得了巨大成就，织机有了重要改进。织物上大量使用斜纹组织和纬线显花，绞经织物组织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代纺织品原料包括丝、麻、棉、毛几种。其中丝绸生产规模宏大，开元天宝年间，全国征收丝织品达七百四十余万匹，为历代征集量之最高。当时的丝绸产区也空前扩大，除了江南、中原、四川三大重要产地外，全国各地包括新疆、甘肃、云南、辽宁等边远地区也都有丝绸生产。
唐代丝织品种丰富、织造精巧，出现了许多新品种。锦，是多色的多重织物（现称缎子织），质地厚重，为丝绸中最华美的产品。
唐代的锦有经锦、纬锦两种织造法。经锦是汉魏以来的传统技法，纬锦则是唐代的新创造。纬锦织机较复杂，但操作方便，能织出比经锦更繁复的花纹及宽幅的织物。绮，是一种素地斜纹提花。唐代的绮除本色花外，也有染成各种色彩的，分回纹绮、菱纹绮、谷纹绮等。罗和纱，是斜织的半透明织物，织法较为复杂，汉代以来就一直流行。唐代的罗、纱，更加精细，经纬丝细如毫发，光洁轻薄，有“如烟似雾”的美喻。此外，绢、绫、织成锦等等也均有发展和提高。
唐代的印染技术也空前发展，其中防染印花技术占主要地位。
流行的印染方法有夹缬、绞缬、﨟缬、拓印及碱印等。夹缬即用两块相同的雕花板夹住布帛后人染，其图案均衡、规整。绞缬即扎染，用线将布扎成各种花纹，钉牢后人染，其花纹自然多变，有推晕效果。鹧缬即蜡染，以蜡作为防染的手段，染后将蜡除去。入染时形成的丝丝蜡裂纹理，具有独特的装饰效果。鹧缬分单色和复色，复色有的套四至五种颜色。唐代还大量使用新染料，如红花、苏木、靛蓝等等。对媒染剂的认识也不断提高，如《唐本草》里就有以含铝盐化合物的椿木灰或柃木灰作媒染剂的记载。
唐代的刺绣工艺进步很大。刺绣除用于服装及一般丝织品的装饰外，还广泛用于宗教的绣经绣像。这是中国刺绣史上的一大转变，它使刺绣逐渐脱离织物装饰而成为相对独立的艺术欣赏品。
刺绣的发展当然离不开技法的提高，除传统锁绣法外，各种新的针法更唱主角，如“切针法”、“直针法”、“缠针法”、“绕针法”和“套针法”等等，并出现了在衣服上装饰平金线的细绣。这些针法对后世刺绣艺术的发展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在唐代仍然畅通，而海上丝绸之路则日趋繁忙。频繁的对外交流不仅刺激了丝绸业的突飞猛进，而且使唐代丝织吸取许多外来因素，形成了新的技术体系和艺术风格。
就丝织图案而言，唐代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两汉所盛行的云气纹、动物纹已被大量的植物花卉纹所替代；魏晋南北朝时形成的种种新型骨架，如联珠纹、对称波形纹和龟背纹骨架，在唐代则进一步发展、完善。唐人还创造出不少新的纹样，如团窠花、陵阳公样、大小宝花、缠枝唐草、折枝花鸟等。这些纹样不但新颖，而且饱满华贵，给人以“天上美景人间织”的浪漫和自豪。
虽然缂丝至迟已见于唐，却鼎盛于宋。缂丝，又名克丝、刻丝或剋丝，是中国人创造的又一精美绝伦的高级显花丝织物。宋代庄绰在《鸡肋篇》中谈及缂丝的织法与特色：“定州织刻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棦上，随心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杂色浅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
宋代缂丝数宣和时最盛，以河北定州出品最佳。北宋缂丝多为服用纹锦，侧重实用，代表作品有《紫鸾鹊谱》《紫汤荷刻丝》《鸾鸟天鹿缂丝》等。它们结构严谨、衔接自然，花鸟穿插生动，亮色的主纹衬以深地，幽丽淡雅。南宋缂丝技艺更加精湛，产地以今松江一带为中心。部分缂丝转向欣赏，主要织制唐宋名家的书画，如《米芾行书》《宋徽宗御笔花卉》等。这些作品织法娴熟细腻，形象惟妙惟肖。《西清笔记》评论：“宋刻丝画绝佳者，全不失笔意。”
南宋著名缂丝行家有朱克柔、沈子蕃、吴煦等。
崇尚书画之风，也反映在刺绣上。宋代刺绣除部分用于服饰外，另一部分则向纯欣赏品发展，竭力模仿名家书画。这类绣作用针细密精巧，刻形传神入境，精品甚多，堪称代表的有《瑶台跨鹤图》《海棠双鸟图》及《梅竹鹦鹉》等。宋代刺绣针法非常多，有滚针、旋针、饯针、反饯、套针、网绣、钉绣、铺针、补绒、扎子、扎针、锁边、盘金、钉针等。丰富、娴熟的针法，使宋代绣工进入潇洒自如的境界，绣画如绘画。
宋代丝织业也很发达，特别是罗纹织物的生产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当时的丝织生产重心已向南方转移，以太湖地区为中心的蚕丝业发展迅速，南宋的苏州、杭州、成都三大锦院的工匠达千人，地位跃居全国首位。宋代染织艺风一改隋唐的华丽、热烈，以典雅、沉静代之；纹样趋重写实，花鸟尤盛。
元代染织工艺，最有特色的是加金织物、毡毯和棉织。由于蒙古族统治者的偏好并掠得大量黄金，也由于金人用金习俗的延续，元代盛行加金织物。诚然，织金法早在东汉已有；唐宋之际，丝织物加金普遍用于服饰，技术也趋于成熟，有织金、捻金、盘金、缕金、戗金等近20种方法。但是，加金织物的真正繁荣还是在元代。其时，喇嘛的袈裟、庙宇的帷幕以至绵延数里的军帐都运用织金物，可见其应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元代加金织物又叫“纳石失”，它包括锦、锻、绫、罗、绢、绸、纱等以及麻、棉、毛混织品等，用金方法有部分加金和全部织金两种。出于蒙古族生活习惯的需求，元代毛织业非常发达，各类毡毯名目繁多，染色和织造都达到极高水平。
棉织物在织造、用工、御寒等方面，比丝织品有诸多优越性，传统蚕丝业因此受到冲击，以致棉花于元代迅速发展成为纺织品的主要原料。在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进程中，元代的黄道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她融合黎族织造技术和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一套较先进的织造方法，大大提高了棉纺织的生产效率，使她的家乡松江一带很快成为全国最大的纺织中心。黄道婆的功绩不仅在于对棉花捍、弹、纺工艺的改进，还发展了棉织提花技术，使普通的棉布也能呈现出各种美丽的花纹。
（第三节）锦上添花
明清丝绸织造所达到的境界，可谓锦上添花。由于棉织的普及，桑蚕业日呈敛缩，但这并没有影响明清丝织的精进和发展。无论技术还是艺术，明清丝织都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明代出现了绚丽的妆花、高贵的库锻和金碧辉煌的织金织银。清代更推出了地方特色浓烈的云锦、蜀锦、宋锦（仿）、回回锦、壮锦等，它们各显优势、争奇斗艳。
明清印染追逐丝织棉织，同样飞速发展。其时，染料品种极为丰富，多达数百种；印染之精工细巧、色彩之明丽多变，前所未有。
明代始创的“拔染法”是印染技术的一大转折，它改变了传统单一的“防染”技术，使生产效率成倍提高。所谓“拔染”，即利用某种化学药品褪去染色而得到白色花纹的方法。明清印染品中，“药斑布”（又称浇花布、蓝印花布）颇受民间百姓喜爱，其印法有刮印、刷印两种；印出的花布有蓝地白花，也有白地蓝花。清代后期进一步将这种印染形式发展为彩印花布。江南的蓝印素雅沉静多用于庶民服饰，中原的彩印明艳热烈主要用于居家帘被。两者都不失民间的质朴和乡土的温润。
明清的棉织生产规模十分庞大，到乾隆时已出现拥有织机千台、工人几千的大型工场。布的种类也很丰富，而且各成地方体系，如松江布、紫花布（又称南京布）、交织布等等。
明清宫廷刺绣工艺已形成某种定式，龙袍、官服、绣字、绣画往往千篇一律，变化极少。
但在民间，实用性刺绣则蓬勃发展，充满生机。广大妇女几乎人人擅绣，绣品风格内容活泼多样。明代有以顾绣为代表的南绣和以鲁绣、京绣为代表的北绣。至清代更有了地域风格鲜明的“四大名绣”——苏绣、湘绣、粤绣和蜀绣。这些绣系都不同程度地趋重于观赏，绣品多以绘画为稿本，显示了高超的技艺水平和精益求精的时代风尚。
明清的染织图案内容极为丰富，盛行以谐音、寓意、假代、组合、象征等为表现手法的“吉祥图案”，其健康主流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从艺术风格的角度看，明清图案题材丰富、结构严谨、造型精巧、色彩华丽。但总的趋势却倾向于矫饰，有繁缛堆砌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