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青铜文明
中国古代通称金属为“金”。所谓“五金”，指的是金、银、铜、铁、锡五种金属及其制品。中华铸锻工艺的成就，主要得之于对五金的驾驭。
金，最初指铜或铜器。人类用铜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当时所用为天然红铜，故史称“红铜时代”或“金石并用时代。”传说，蚩尤曾冶铜造兵器；黄帝也曾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大量的考古发掘证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确有一个铜石并用时代。从甘肃、陕西、辽宁、河北、山东、江苏、福建诸省的出土遗物看，当时的铜质工具和装饰品多用天然红铜锻打成形。江苏宁元山镇等遗址中发现的铜渣，似为炼铜证据，至于当时是否用之铸器，却还不能充分肯定。冶铜铸器工艺阶段的到来，标志着人类文明历程的一个新时代——青铜时代。中国青铜时代包括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河南二里头文化，大概就是它的起点。青铜，实为铜锡合金，因色呈灰青而得名。它具有熔点低、硬度大的特点。铜锡原料不同比例的配合，会使铸器具有不同性能。所谓“金有六齐”，就是关于钟鼎、斧斤、戈戟、大刃、杀矢、鉴燧六类器物的不同的铜锡比例。在这方面，也包括熔温的控制，商周工匠是很有经验的。至于用炼好的铜液来浇注器物，其时的技术更是精湛高超。铸器工序有制模、翻范、合范、浇注和修饰等，其中以模范制作最为关键。三代铸器多用合范法，先将泥模翻成泥或陶质的外范和内范，再将它们拼合起来，然后往内外范之间的空隙中注入铜液，冷凝后即形成器壁。由模子转移到外范上的纹饰和文字，进而转印到铜器的外壁。这是古代中国具有文明特征性的一种技艺。
对古人而言，青铜器的人文政治意义远出于技艺价值。著名的“问鼎”故事，便是最好的说明。据古史记载，夏王朝把九州长官进贡的青铜铸成九鼎，其上刻有各地的神怪异物图像，象征拥有天下亦“使民知神奸”。以后，历经商周，都视之为传国之宝，得九鼎即受命得天下。春秋时，周王室衰微，楚庄王侍强势于洛邑向周王使者问九鼎大小轻重。面对别有用心的挑衅，使者回答：“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问鼎中原”，从此成为夺取政权的代称。显而易见，铜鼎是象征王权、揭示礼乐制度的最重要的一种礼器。它和其他青铜礼器统称为“彝器”，即意为“常宝之器”。
超越日用的神圣社会意识形态意义，使这类铜器每每以超人的尺度、雄厚的造型、精繁的纹饰和严正的铭文傲立世间，令人感到一种神秘狞厉的威力和崇高峻峭的美。从殷商到西周，体重、形大、壁厚、饰繁的风格在青铜器上一以贯之。于安阳商代大墓出土的巨型司母戊方鼎，重875公斤，高133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8厘米，堪称中国青铜器之最。它是奴隶制时代统治者的威严、力量和意志，以及巫史文化精神的象征。
商周青铜器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兵器、工具和杂器，品种多样、形制丰富，功用区分明显。青铜纹饰气象万千，有拟兽式的饕餮、夔龙、夔凤、鸟、蛇、牛、虎、象、蝉、龟和鱼纹等；有几何式的云雷、四瓣、圆涡、方格、联珠、乳钉、窃曲、环带、重环、垂鳞和瓦纹；有拟人式的人面、饕餮食人纹；还有像牺首、兽形钮一类的立体装饰。商周青铜器装饰，秉承原始彩陶流动性、双关性的装饰精神，将商周文化与社会生活中的两分倾向转换为一种“中剖为二”、“相接化一”的纹样格式。与原始时期的自由和两汉时期的飘逸相比，商周图案格式显得凝重拘谨。但它以变化统一的关系结构和回转交错的形态特征，初奠了那个充满中国文化精神以致千古延续的“S”形的普遍结构范式。
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观点，商周青铜艺术的演进可分为四期：滥觞期，青铜初兴，形粗纹简；勃古期，青铜成熟，器制厚重，纹饰奇丽，多雷纹饕餮；开放期，体饰趋简，雷纹饕餮衰落，窃曲重环见多；新式期，青铜流变为“堕落”和“精进”两式，堕落式袭古而益趋简陋，多无纹饰。精进式则开新风而轻灵奇构，纹饰浅细，夔纹巧化的蟠螭蟠虺和狩猎、攻战、宴乐纹兴起。上述演进序列的后期，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新兴的理性精神和审美理想，日益冲淡了神秘凝重的原始宗教气氛，赋予青铜艺术以崭新的美学品质。浑铸、分铸和失蜡铸造法的综合使用，以及刻画、焊接、镶嵌、金银错、鎏金、镂空等新加工装饰技法的运用，青铜器形制与装饰上的奇构巧思如虎添翼。面向日常实用的价值取向、针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表现、趋于写实灵巧的造型形态、日益明快活泼的审美风格，是这时期青铜艺术的共同趋势。至于战国后期，奇巧华美的风格在金银错等镶嵌的器物上得到特别的发展。金银丝及红铜和着松绿石、水晶、玛瑙、玉石等，填充或镶嵌在铜器花纹空隙处，呈现出异常的华彩。
宴乐渔猎攻战纹壶和水陆攻战纹鉴等代表性作品，都是中华工艺史上的珍品。
除鎏器较华贵外，汉代青铜器多朴素无华，着重于日用器皿的发展，如灯、炉、奁、壶、洗、镜的产量都很大。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则流行铜鼓。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鎏金嵌松石铜壶和规矩镜等精美的作品，代表了汉代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由战国至汉代，铜镜工艺大大发展，装饰中可见高度的艺术意匠。被称作“幻镜”的西汉透光镜，尤显中国人的智慧。当光线照在镜面时，相对的墙上便会映出镜背花纹的影像，其原理曾是千古之谜。直到几年前，谜底才被中国研究人员揭开：铸造时产生的铸造应力和研磨时产生的压应力，使镜面产生与背面相应的曲率，从而引起“透光”效应。汉代青铜雕塑十分出色，武威出土的“马踏飞燕”，以三足腾空飞奔的优美姿态，展示了中国工匠精湛的铸造技术和浪漫的审美情怀。云南晋宁石寨山及内蒙古鄂尔多斯的铜雕饰，也具有卓异的美学品质和撼人的艺术魅力。
由汉而下，唐代极盛的铜镜，明代的宣德炉和景泰蓝，清代的铜胎画珐琅，都在不同方面体现了中华铸锻工艺的发展。景泰蓝，也称“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在铜胎上做掐丝点釉装饰并经烧制而成的工艺品，有制胎、掐丝、烧焊、点蓝、烧蓝、底光和镀金等工序。明景泰年间的出品最为精良。现为北京最有代表性的一项传统工艺。
（第二节）黑金铁器
诸侯争霸的频繁兵事，于春秋时期助产了精良的复合青铜剑。
这种剑，刀背用低锡青铜，刀刃用高锡青铜，分两次铸接，解决了刀体（韧性）和刀刃（强度）的矛盾。一时间，贵族们莫不以身佩复合青铜剑为荣。
然而，贵族们万万没有想到，半路杀出的“黑金”，不仅打消了他们佩带复合青铜剑的荣耀感，而且连同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都被一股脑地逐出了历史舞台。那“黑金”，就是铁！黑色的旋风，席卷中华大地，带来了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铁器时代”！吴国剑匠干将和莫邪用铁锻造的利剑，从此成为剑中珍品和制剑楷模。
推动历史革命的铁器，至少在春秋前期已经出现。现已发现的中国最早用冶炼之铁制成的器物，则是在春秋晚期。战国时期，铁器以它优越的实用性能，首先在生产工具领域全面地替代了青铜器。《管子》载：“一农之事，必有一耜、一铫、一镰、一锝、一椎、一铚，然后成为农；一车必有一斤、一锯、一钮、一钻、一凿、一銶、一轲，然后成为车；一女必有一刀、一锥、一箴、一銶，然后成为女。”可见当时的铁制工具对各行各业的重要性。铁制工具的应用不仅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木作、雕镌、髹漆等其他工艺门类的发展，还为人们输入了造物制器的新观念——朴形实用。这种观念在冶铁制器领域一直延续，铁器因此少有矫饰，而多呈美用兼得的浑朴形态。
铁器于汉代广泛地进入日常生活，铁制的锅、灯、钉、镜、顶针、剪子和菜刀等日用品已成为市场上的商品。东汉的一种铁提灯，由圆形平底灯盘和三根在顶部弯联的细柱构成，形制十分简练美观，既可提携又可悬挂，用起来颇为方便。广西梧州、广东佛山、陕西华州、浙江桐乡等地，先后都是历史上闻名的铁器产地。唐宋时期，随着炼钢技术的推广和提高，铁工具渐由铸制改为锻制，品质更为精良。以含碳较高的工具钢做刀刃、用柔铁做刀脊的“宿铁刀”结构形式，在汉魏时期就已制作出来。复合式刀具经过近三千年的演变，最后定型为流传至今的“夹钢”、“贴钢”的整套工艺。著名的北京王麻子和杭州张小泉的刀剪，就是其杰出代表。现代剑中精品“龙泉剑”，是古代优秀制剑传统的继承。
主要用于审美或纪念的铸铁艺术，在唐宋时期成就斐然。据《新唐书》记载，唐武则天时，曾用铜铁200万斤在洛阳铸造“天枢”，高达105尺，“冶铁象山为之趾，负以铜龙。”中国现存最早的特大铸件，首推五代李云铸造的沧州大铁狮。其高、长各约6米，宽约3米，背驮莲座，昂首瞋目，震怒若吼，姿态雄伟，蔚为壮观。湖北当阳玉泉寺的13级北宋铁塔，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大的铁塔。其高17．9米，重10．6万余斤，铸作精致，雕饰生动。这些特大型铸件显示了当时造范和合铸技术的高明。当代观赏性锻铁工艺，以安徽芜湖铁画为著。
（第三节）金光灿烂
黄金和白银有美丽的光泽色质，还有良好的延展性，可以锻箔抽丝，将它们的美丽转化成装饰和品物之美。早在商周时代，金银就向世人展示了它们的装饰之美。从包金银到金银错，汉以前的金银工艺多表现为装饰形态，纯粹的金银器物所见不多。《太平广记》记载汉光武皇后弟郭况，“累金数亿，家童四百人，以金为器皿，铸冶之声，彻于都鄙。”可见，其时贵族已盛行铸锻金银器皿。
“银生楚山曲，金生鄱溪滨，南人弃农业，求之多辛苦，披砂复凿石，砣石乞无冬春。”白居易的诗，描绘了一幅唐代南方金银生产的画卷。金银工艺是唐代手工业的重要部门，有“官作”和“行作”两种生产形态。前者为官营，属于少府监中尚署直属的“金银作坊院”，代表着当时的最高技艺水平；后者为私营，反映了城市独立手工业作坊在唐代的兴起。据文献记载，当时有销金、拍金、镀金、织金、砑金、披金、泥金、镂金、捻金、戗金、圈金、贴金、嵌金和裹金十四种金加工方法，可见唐代金银工艺的发达。
造型考究、形式多变的唐代金银器，多有毛雕或浅浮雕的装饰花纹，精致雅丽。有的银器花纹鎏金，银地和金光相映成趣，一派金碧辉煌。有的银器饰以金银珠玉组成的流苏，更添华美高贵感。
金银器的装饰，早期多用忍冬纹，工精纹细，装饰感很强；中期多以花鸟为中心组成团纹，四周绕饰缠枝，丰满华丽，体现出典型的大唐审美风范；晚期则多见对称格式的单独纹祥，风格趋向写实。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底出土的金银器，技艺精湛、形制美妙，堪称中国工艺史上的珍品。
宋、元、明、清的工匠进一步发展了金银铸锻工艺，留下了许多光辉的作品。如北宋的鎏金银塔、元代的四合如意金盘、明代的錾花错金银执壶、清代的龙纹金执壶和“金瓯永固”金杯等，都是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上乘精品。由金银错和平脱发展起来的花丝工艺，如今成了北京、上海和成都特产的珍贵传统工艺品。锡器自古以来多用于日常生活，与百姓的日用关系比较密切，其品种以香炉、酒壶、灯台、花瓶等最为多见。锡器形制多依实用功能而构造，朴素无华却呈现精妙的设计匠意。“汤婆子”或称“锡夫人”，是宋以来在民间广为流行的一种锡制暖脚器，造型呈底阔上敛的扁圆形，寒冬注入热水，紧上瓶口，可置于被中暖脚，为老人妇孺所宜。其形态简朴而不失优雅圆柔之美，扁阔的结构则强调了实用功能。云南个旧，号称中国“锡都”，明永乐以来，一直以盛产锡金属和锡器而闻名。其产品精巧玲珑，光辉耀眼，所饰纹样挺拔流畅，有中国画白描的风韵。如今，个旧仍在发扬光大锡工艺的优良传统。此外，浙江永嘉、福建晋江和福州的锡雕，山东烟台的镶锡器，河南滑县的点锡工艺，湖南江华瑶族锡酒具和湘潭的锡器皿等，都很有地方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