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生卒年不详，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活动于唐开元、天宝年间。曾官左率府长史，故后世称“张长史”。他工诗书，号称“草圣”。玄宗时，以李白歌诗、裴曼舞剑、张旭草书为三绝。他嗜酒常醉，常于醉中作草书，世人称他为“张癫”。
张旭对楷书有很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上承二王遗风，创成狂草书体，借此抒发他的艺术情怀，受到后人的高度推崇。唐代文学家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曾有记述：“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急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惨，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后名世。”生动而深刻地评价了张旭的草书艺术。
张旭的传世作品不多，有草书《肚痛帖》《古诗四帖》，楷书《尚书省郎官石记序》。《肚痛帖》用笔提、按、转、折富于节奏，变化多端。《古诗四帖》用笔如破空而来，结体布局极尽变化，气势连绵，随着章法的展开一气而下，使人有天仙散花之感。《古诗四帖》可以看出从今草到狂草的变化历程。以二王为代表的今草在结体与用笔上皆有相对稳定的审美法式，字与字不相连属，而以意相连，用笔之间以意态的顾盼来相互照应，笔与笔之间的连带常常是虚连多于实连。
张旭草书则改变了从结体到用笔的一系列陈规。在结体上，字的笔画可向各个方向拓展，这就使得字与字之间可以相互深入连接，甚至相互穿插。在用笔上，点画的运动因素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或快、或慢、或轻、或重、或疾、或涩，多种变化造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用笔可以任意所指，八面生风。在章法上，由于结体和用笔的突破，字里行间的节奏不再那样明晰，而是充满了荡气回肠的空间变化，分间布白得纵横莫测。书法史上评价这种书风为“出鬼入神，情况不可测。”张旭虽有天纵之才，但由于他对楷书的深入研究，他的变化就自然达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在他之后，怀素把这种书风继承过来加以变化，以深刻的人生体悟，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
怀素，字藏真，俗姓钱，湖南长沙人。他自幼习书，深入探究笔法，具备了精湛的笔墨功夫。他常以沙盘、芭蕉叶代纸习书，用废的毛笔堆积成山，埋于山下称为“笔冢”。他在《自序帖》中叙述了自己事佛习禅之余上下求索，多方交流，学习书法的经历。他曾与颜真卿研讨书法，思考如何以书法表心意，如何从天然奇观中悟出笔法，天性的豁达与机敏使得他在师法张旭基础上自成一家，书法与书理融为一体，运毫如电似风，随心变化而又直指人心的本源，既不失草法规范，又如从肺腑中自然流出。他的传世作品有《自叙帖》《苦笱帖》《小草千字文》《论书帖》《食鱼帖》等。
《自叙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内容是他习书的自述与时人对他书法艺术的评论，通篇用笔刚劲而婉转，犹如柔韧的玉筋绵延不绝，笔调的丰富变化使结体也摇曳多姿，笔法精妙绝伦，被历代推为狂草的代表作。《苦笱帖》是一简短的书札，用笔灵动而草法严谨，笔画极为精练，逸气满纸，书风与《食鱼帖》近似，是笺札中的精品。《小草千字文》《论书帖》等代表了他草书中规中矩的一路，从此可以看出他继承魏晋遗风的韵味，其用笔纵横变化而不离典范，师法二王而能化为自然，表现了他对草书的高妙的把握能力。
怀素的草书不像张旭草书那样跌宕而更注重流转自然，字的结体也不像张旭那样开张而变得内敛，把激情收缩于字内，这样的用笔反而使行间布白产生向二王今草回归的意思，但却又不同于今草的章法，他是在不失雅韵的前提下抒发激情，创造了更有余味可寻的草书体。
唐代书家的巨大成就为后世立下了习书典范。除了经典中常有的大家外，唐代文人的书法成就也与时代相结合，名流辈出。著名诗人贺知章为草书大家，草书《孝经》用笔锋芒峭利，不避偏侧，写得飘逸洒脱，如灵珠落纸，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李白的《上阳台帖》用笔雄健有力，写得气度博大，洒落天真，书风一如其诗风。
杜牧的《张好好诗》也为人们耳熟能详，深得六朝遗韵。唐代的书法艺术不仅表现在书家的艺术成就上，更表现在唐代社会文化对书法艺术的重视上，大到丰碑巨制，小到生活中一切需要书法的建筑器物，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为中国文化的传承提供了便利的发展道路。宋代书法艺术正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
唐代以后，北宋以前，中国又进入一个统一前的战乱期。相对于五代之乱，地处南方的十国由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达，加上帝王的爱好，书法艺术仍能上接唐风，不断发展，成为唐代书风的余绪。这一时期的重要书家有杨凝式、徐铉、李煜等。
杨凝式（公元873～954年），字景度，华阴（今陕西）人。他内心有清节，而遭逢乱世，所以佯狂处世，人呼“杨疯子”。他居住洛阳时间最长，又好游历，经过之处多有题壁，这些遗迹北宋人尚能看到。存世墨迹有《神仙起居法帖》《夏热帖》《韭花帖》。《神仙起居法帖》天真散淡，下笔若不经意，却变化丰富而自然。米芾评为“如横风斜雨，落纸云烟，淋漓快目”。《夏热帖》用笔矫健不群，风度沉着，造诣新奇，对宋代书风影响很大。《韭花帖》书风古雅而生动，在取法古人的同时又能自出新意。此帖的章法更有独具特色的创新意义，疏朗的字间行距气机灵活，使书法的审美空间更加宽松。这种章法对后世影响甚大，明代董其昌的书法就深受其影响。
北宋前期书法未见大家，这一时期的书家如蔡襄、李建中等人在继承晚唐五代的书风的基础上，试图求新求变，开启了宋人尚意的风气。蔡襄传世书迹有《自书诗》《京居帖》等，其风格从总体看来，守法有余而开放不足。李建中有《土母帖》等传世。
宋代书法到了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为代表的时期才算到了真正的高潮。相对于唐人尚法，宋人尚意轻法的趋向尤为鲜明。由于他们都是诗书画兼通的大文人，因此他们的书法艺术也就具备了很高的文化品格。苏轼曾称扬米芾有“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人神之字”，这实际上也代表了当时的文化追求。为了创造新的书法艺术风格，他们摆脱法度的束缚，致力于寻找表达个性情感的方式，把书法作为一种人格语汇，借书法表达人心所思。
宋人轻法不是不要法，而是把法作为把握人生的方式。宋人对法的种种批判都不离这一法门。
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是历史上罕见的天才，在诗词书画、文艺理论等诸方面皆有一流的贡献与持久的影响。他出生于诗礼之家，父苏洵、弟苏辙都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史称“三苏”。他20岁中进士，后历任地方官与朝廷要职，因政治斗争入过狱，遭过贬，最后死在遇赦回京城的路上。政治上的坎坷丰富了他的生命和艺术世界，也深化了他的人格理想，才使他创造了清新的艺术，为后世所传承、发扬。
苏轼的书法风格，可用他评吴道子画时所说的一句话来形容，即“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主张“把笔无定法，要使虚而宽”，强调对书法规律的掌握，重视自然的心性流露，创造天真自然而充满生趣的艺术世界。现存东坡墨迹较多，我们从中可以欣赏他的书法艺术。东坡以行书见长，但他的基础也是建立在楷书之上的。从《罗池庙碑》可以看出，他的楷书脱胎于颜书，而加以变化，结体左低右高，以侧面取势。墨迹楷书《前赤壁赋》则于方正中求舒展，结体扁侧，骨力内含，仪态自然而有变化，虽是楷书却写得率意流畅。东坡行书取法广泛，于二王、李邕、颜、柳、杨凝式皆有所涉猎，他吸取精华，不为一家所囿，创造了端庄流丽、刚健婀娜的苏体行书。代表性的作品有《寒食诗帖》等。《寒食诗帖》用笔变化多端，转折之间而藏锋不露，结体取横式，有时又间之以纵长的字体，笔气雄厚，章法宽舒，外貌丰厚而内含筋骨，后世称之为“纯绵裹铁”。
苏东坡的书法能自出新意，是与他高深的文化素养密切相关的。黄庭坚评苏轼：“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历代学苏书者不计其数，而少有人能达到苏书艺术境界，皆因为文化素养相差太远，故无法取得那样精深的造诣。
黄庭坚（公元1045～1105年），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他工于文章，尤长于诗，与苏东坡并称“苏黄”，是江西诗派的创始人。他善行草书，楷书也能自成一家。
存世的墨迹中以行草为多。黄庭坚虽为东坡门人，但他处处避免与东坡雷同，独自创新而成一家之体。东坡尚性情，山谷崇典雅；东坡用笔外拓，山谷用笔内敛；东坡结体宽博取横式，山谷结体紧缩取纵式。黄庭坚草书得益于张旭、怀素，用笔紧峭，瘦劲奇绝，他常以真行书的用笔化入草书。于怀素连绵圆劲的用笔相比较有了新的发展。
米芾（公元1051～1107年），字元章，号海岳外史、襄阳漫士等。他精鉴赏，富收藏，风神潇洒，人格高洁。他对书法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据他自述学书过程，先习唐楷，由颜而柳，由柳而欧、褚，学褚最多，后研法帖，得魏晋平淡之风。但从他的作品看，米芾的行书得力于李北海，而上溯王献之，用笔翻腾峭利，所以黄庭坚评米书“如快剑砍阵，强驽千里”，米书运笔如飞，纵笔而能收，结体飘逸，布白率意而少安排。米芾提倡魏晋笔法，推崇平淡天真的书风。他的草书作品，章法不失大王遗风，字与字之间不相连属，意在顾盼之间。米芾用笔善于以虚锋取势，他自称“刷”字，轻灵的用笔使他的书法富于墨趣。后世学米者人数众多，对明清两代书家影响最大。米芾不但是一位书法家，也是一位书法理论家。他还擅长诗画，精于摹古，很多传世的唐代法帖是由他手制的。他的传世代表作有《蜀素帖》等。
与苏黄米三家同时的文人多有善书者，如王安石、薜绍彭等，但其成就皆不足以对后世产生大的影响，故不一一赘述。至南宋、金代，国势衰微，书法也不出北宋诸家的笼罩，但流风余韵遍于朝野，名家众多而无大家，从皇家宗室到广大文人，善书翰者不绝于缕，但皆不足以领袖一代，再创新风、书风的转折要等到元代的到来。
（第五节）元明清书法
宋代尚意轻法的书风使得南宋书法衰落，不见大家出现。到了元代，高压的社会文化氛围迫使文人不得不避开政治上的进退，沉潜入自我的人生，这在客观上也有助于平和蕴藉的书风的形成。
文人画的兴盛又使书法转化成一种题画的艺术语汇，诗、书、画、印汇成一统，相互配合，以便取得一致的画面神韵。因此，崇法与尚韵开始合流，唐代法则与魏晋风韵造就了众多的元代书家。其中，赵孟頫是书坛的领袖人物，成就之大与影响之深，元代再无第二人。
赵孟頫（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他出身赵宋皇族，11岁时父亲去世，由母亲教养成人。他自幼聪慧，过目不忘，下笔成文，不假思索。宋亡后，他一度居家习文，至元二十三年，兀世祖在江南“搜访遗逸”，他由此出仕，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连续为官五朝，四海闻名。元仁宗曾说过选择赵孟頫的理由：“帝王苗裔一也；状貌呋丽二也；博学多闻三也；操履纯正四也；文辞高古五也；书画绝伦六也；旁通佛老之旨，造诣玄微七也。”由此可以看出，他确是当时文化上的代表人物，正适合元代统治者的需要。
赵孟頫书法初学钟繇、褚遂良、智永，后深入学习二王，中年以后形成了自己的面目。这就是世人常说的“赵体”。他的书法集各家之长，讲究用笔，结构谨严。行笔婉转流畅，结体骨肉停匀，深受人们的喜爱。60岁以后，书风变得苍老而洒脱，笔力愈加深湛，结体、章法渐入化境。赵孟頫一生学习众家，面目也变化不一，总体上讲，他的书风是尚法度而求神韵，两者并举而不偏废。他重视学习古人，讲求笔法，汇通众家而自成一家，终于成为划时代的大家，对元以后的中国书画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
明清的书风并没有随着元代的结束发生大的变化，而是延续了元代的书风。明代政权稳固以后，书坛上出现了“三宋”“二沈”为代表的书家。“三宋”指宋克、宋璲、宋广。他们师法钟王，有一定的复古倾向，除楷行书外，都善草书。其中，宋克尤以章草书法成名。章草到宋克手下由厚朴古拙一变而成为结体匀称妍美、用笔雄健挺拔的新章草。“二沈”则是“台阁体”书法的代表人物。明朝建立后，朝廷招善书者人宫服务，作缮写工作，这样的文字有一定的体式要求，也不可避免地要迁就统治者的审美习惯，这些因素逐渐积累于这种书体中，后世称之为“台阁体”。明代中期，书坛上出现了明代书法的代表人物“吴门三家”——祝允明、文征明、王宠。苏州地处交通方便的江南水乡，有繁荣发达的经济市场，同时又是南方的文化中心。文风的兴盛使文人极度重视自己的文化地位，不太看重仕途的升迁。他们的文化理想是以复古为号召，从中寻找创新的突破口，以确立自我的文化面目。
祝允明（1460～1526年），字希哲，号枝山，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中举后屡试不第，曾居南京应天府通判，故人称“祝京兆”。他工书善诗，与唐寅、文征明、徐桢卿并称“吴中四才子”。祝允明的书法取法最广，历代名家法帖无不临习，晚年后变化体格，放笔直书，成为一代大家。他诸体兼善，尤长于草书，他以二王今草的章法与狂草的笔法合为一体，字与字虽不连属，但大小变化生于俯仰之间，字里行间穿插如龙行，健笔洒落，用意精微新奇，最能体现他天才的文人风骨。
文征明（1407～1559年），名壁，字征明，后以字行。他一生中为官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以诗书画自娱，是吴门书坛上的领袖人物之一。文征明书法初从李应桢（祝允明岳父）临习二王法帖，晚年喜书大草，能自出新意。文征明的楷书有十分深厚的功力，临习法书的数量与质量皆远远超出常人。他的书风严谨，即使写信也总是郑重其事。这使他在楷书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小楷取二王神韵，结体收放自如，疏密得当，用笔劲利，爽爽如运风，表现出精妙的书法技艺。他的行草书出自王氏家法，功力深厚，写来温文尔雅，晚年所作于娴雅中加进了苍老的意味。他晚年的草书参以黄庭坚的笔意，笔法纵横而不失温厚之旨。
王宠（1494～1533年），字履仁，后字履吉，号雅宜山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富于才学但却久试不第。其书法初学锺王，参以虞世南书，最终形成了温厚高雅的艺术风格。王宠精于小楷，其结体散淡。用笔自如而少安排，犹如神情散淡而韵味清高的仙人，但又有一种温厚和雅的气息贯穿其间。他的行草书用笔质朴，点画分明，方圆变化丰富，可以说深得晋人风味，也与他为人的高风远韵切合无间。
时至明末，书坛上大家分立，对中国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