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对王羲之父子的书法成就评价不一。有人认为王献之不及王羲之，也有人认为王献之胜过王羲之，也有人认为父子各有优势，高下难分。总体看来，王献之未能达到王羲之那样的境界，但就其艺术个性来讲，他对书法艺术做出了发展性的贡献，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他创造了“外拓”的笔法，形成了一种开放性的结体，更能表现笔势的纵横飞动，这对草书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贡献。李嗣真《书后品》曰：“子敬草书，逸气过父。”
王献之的传世书迹不多。草书《鸭头丸帖》行笔流利，姿态妍美。《廿九日帖》为行楷书体，中间杂有草字。风格飘逸，变化富于节奏。《十二月帖》风格独特，行楷相间，笔法“非草非行”，但有浓厚的草意。王献之还有小楷书迹《洛神赋十三行》，此帖刻工精美，几近真迹。其结体宽闲跌宕，运笔劲挺，字里行间顾盼有神。王献之继承父风而有所发展，小楷书体也是例证。
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代书法艺术，创造了平和蕴藉的审美境界，以精湛的笔墨修养，造就并体现了魏晋士人的精神风韵。他们首先深入研究笔墨的表现技巧，进而自觉地把握书法艺术的形式规律，最终以此来表达书家的情感和审美趣味。这不单标志着书法艺术自身的成熟，也第一次集中表现了人的自觉，从而使汉字这种人文符号，发展成了表现个人与民族文化精神的艺术形式。可以说，“韵”是中国书和中国人结合而成的文化精神。这是魏晋书法艺术为中国文化建立的文化丰碑，成为后世书法艺术永恒的源头。
与晋代书法在中国南方发展的同时，北方则出现了以碑刻为代表的书法，刘熙载日：“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这大致判明了南北书法风格的主要区别。产生区别的原因，自然是南北方的文化传统不同，崛起于塞外的鲜卑族，虽然经过汉化，也难以洗净剽悍雄强的民族气质；书法功用的不同，也是北朝书法不同于南朝书法的原因，与南朝相比，北方少有书牍，大多是碑碣；南方书法的杰出代表多为风流文人，而北方则多为无名书家。以上原因，造成了中国南北方书法艺术的不同风格。北朝在文化上保留了很多中原旧习，书体的演变比南方缓慢。北方的书法多刻于碑石之上，这就要求书法必须端正而合于规矩，同时必须清楚明白。因为字迹需要凿刻在岩石上面，这就限制了笔画之间的流动与牵连，也就不可能形成今草这样的书体。另外，工匠为了方便笔画的处理，就把字刻得方整斩截，棱角分明，这种字体经过这样的规范化以后，得到了普遍的应用。
有关北朝书法家的记录，遗传很少，众多的书法作品大多是无名书家的杰作。有碑版、墓志、造像题记等，它们的风格多变，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大致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方峻严整，雄健紧密。
其基本特征是用笔方折，棱角分明，结体紧密，方形横势，由之形成了斩钉截铁、沉稳雄健的特色。《龙门二十品》就属于这一风格。第二类，秀劲开朗，宽博舒展。其代表作品有《郑文公碑》《张黑女墓志》等。《张黑女墓志》，字取横势，中宫紧缩，用笔劲健而意态含蓄，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第三类，结体多变，杂糅诸法。这类作品数量多，风格杂。如泰山经石峪的摩崖石刻，杂糅篆书、隶书和楷书，行笔圆转沉稳，从容不迫，字大逾尺，显得气魄非凡，被后世推为榜书的极致。
（第四节）隋唐书法
在魏晋南北朝为各种书体建立了基础框架之后，隋唐两代完善了楷书，从笔画、结体、行气到布白，建立起了规整的法度，树立了永恒的楷模；在今草的基础上，将结体与用笔的变化发展到极致，使草书成为表达人文情感的极为有力的艺术形式。
隋代书体融合了南北朝真书里的规整性因素，为唐代楷书的确立准备了条件，这实际上反映了经过几百年动乱后，盼望统一的内在文化要求。其中以《龙藏寺碑》为代表。此碑结体开朗，用笔瘦硬，风格清秀绮丽，被称为隋碑第一。
隋代影响较大的书家是智永，会稽人，王羲之的七世孙，后出家为僧。他闭门习书三十年，写《千字文》800余本，分送浙东诸寺，而今只有一卷留存，现藏日本。800本《真草千字文》的广泛传播，推动了楷法的确立和发展，为唐代楷书的完善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通过隋代书法，初唐书法确立了二王楷法在书法审美领域的主导地位。唐代楷书则以合乎情理的文化规则来公约字的笔画形态，并通过个人的文化模范来创造典型性的法书样式。简要地说，就是个人代表文化，再以书法反映文化的精神。这也就是模范书体的文化意义。它使我们看到颜体时就联想到他高尚的气节，面对柳体时就想起他正直的政治态度。
初唐书法以二王为正宗，与太宗皇帝的个人爱好有直接关系。
李世民雅好书法，对王书更是喜爱有加，曾大力收集二王书迹以充内府。收到《兰亭序》以后，他命弘文馆拓书人冯承素等摹成副本，分赐王公大臣。还命欧阳询、虞世南写成临本。唐太宗非常重视书法，亲自指导书法教育，于贞观二年，置书学，设书学博士，以书为取士标准，直接影响了唐代书法艺术的发展，也使唐代皇室养成了浓厚的书法艺术氛围，这从唐代皇室的存世书法作品中就能得到清楚的反映。
这一时期书法的最高成就首推“初唐四家”，即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薜稷。欧阳询和虞世南由隋人唐，他们对唐初书法风格的统一和楷书法则的建立，确立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欧阳询对后世楷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欧阳询（557～641年），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他一生历经南朝陈、隋、唐三代，出身于官宦世家，他自小聪颖勤奋，博览经史。隋时官至太常博士，与李渊友善，入唐时官给事中，太宗时为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郡。
欧阳询初学王羲之，后来加以变化，用笔力求险劲，结体紧严方整，法度森严，形成了高峻的风格。欧书在唐初就已成为学习书法的模范样式，他受皇帝诏命在弘文馆传授书法，通过碑刻，他的手笔也广为流传，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大书法家。欧阳询的传世书迹多为丰碑巨制，此外还有几件行书墨迹传世。碑刻主要有《化度寺邕禅师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等，墨迹有《张翰帖》《梦奠帖》《行书千字文》等。
从《九成宫醴泉铭》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欧书法度森严的艺术风格，从结体上看，已不再是王书原来的面貌，变得紧严而险峻，以规范的笔画，瘦硬的行笔，显示了欧书的艺术风范。传世的《梦奠帖》反映了欧阳询行草的书法风格。此帖为欧阳询晚年所书，笔法老辣，深得王羲之《兰亭序》笔意，而又不失欧书的面貌，被后人评为欧氏行书第一。
虞世南（558～638年），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省）人。少年时就有文名。他博学多识，精于楷法，兼善行草书，深受唐太宗的赏识，他从师智永，学习王氏家法。他的书法用笔圆劲浑融，结体宽舒，章法布局有雍容的气度。他的传世书迹不多，有《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摹兰亭序》等。《孔子庙堂碑》是虞世南的书法代表作，立碑后不久即遭焚毁，故拓本留传极少，其书挺立大方，秀雅而舒展，行笔润泽，内含骨力。与欧阳询的险峻外露相比，自有一种含蓄的内美。《汝南公主墓志》为墨迹行书，其结体宽紧如意，用笔沉着，章法浑然一气，是不可多得的行书作品。
褚遂良（596～658年），字登善，钱塘（今杭州）人。曾历任重要官职，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被贬。高宗时他曾被封为河南县公，故又称他“褚河南”。他融合二王和虞世南书法，自成一家，笔法瘦硬而意态娟秀。传世书迹有《雁塔圣教序》等。
中晚唐以来，楷书继续发展，达到了艺术与人格的高度统一。
从用笔上，楷书更加广泛地吸取了其他书体的笔法，在结体上，不再是初唐瘦劲的书风，而变得宽厚博大，气势恢宏。在这一时期，书法家的人格品性通过书法风格自然地流露出来，表现于社会之中，受到社会文化的普遍推崇。这一结果对后世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当后人寻找学书的入门正路时，往往是自觉地选择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书体——颜体。后世的人们也常把“颜筋柳骨”挂在口头。
颇为形象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的书法风格，以及他们对后人的深远影响。
颜真卿（709～785年），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一说山东临沂人。他幼年时父亲就已去世，由母亲抚养成人，因贫穷缺少纸笔，他就用黄土在墙上习书。他于开元二十二年中进士，曾任平原太守，所以后人称他为“颜平原”。“安史之乱”期间，他因功被封为鲁郡开国公，所以后人又称他“颜鲁公”。他曾因刚正不阿一度被贬，贞元元年，他在奉旨前往宣州安抚反叛时被叛贼李希烈杀害，以身殉国。
颜真卿早年书法学褚遂良、徐浩，后又师从张旭，经过多次变化，最后自成一格。他的传世作品遗存较多，从他传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方便地观察他的书法风格的演变轨迹。颜真卿的早期书法风格接近徐浩，结体方整严谨，用笔刚劲。代表作品有《多宝塔感应碑》《夫子庙堂记残碑》。他中年的书法作品雄迈而不失清秀，可以看出褚遂良对他的影响。书法结体宽博，透露出清正文雅的气象。代表性作品有《东方朔画像赞》《中兴颂》。《中兴颂》又称《大唐中兴颂》，为记功而刻。由当时的大文学家元结撰文，是平定“安史之乱”歌颂唐代中兴的记录。书体气势雄伟，表现了颜书晚年典型书风的完成。颜真卿晚年书法笔法超迈，气度雄伟，把正大的人格与清远高逸的艺术风格结为一体。代表性作品有《麻姑仙坛记》《李玄靖碑》《颜勤礼碑》《告身帖》等。《麻姑仙坛记》是颜真卿就任抚州刺史时，路过江西南城麻姑山所书，其结体内气充盈，出笔收敛，体格朴茂而清远，为历代书家所推崇。《颜勤礼碑》是颜真卿71岁时为其曾祖所书神道碑，是颜书晚年代表作之一，此碑保存完好，是学习颜书的优秀范本。其结体字形纵长，上紧下舒，显得伟岸挺拔，其用笔方圆结合，横细竖粗，灵活清爽。全碑雄伟端庄，极有气势。《告身帖》是传世颜书墨迹中唯一的楷书作品，通过此帖，我们可以清楚地审视和学习他的用笔方法。
颜真卿不仅以楷书树立了时代高峰，他的行草书也以其深刻的艺术魅力影响着世世代代的后人，其代表作有《祭侄稿》《争座位帖》《刘中使帖》等。《祭侄稿》是颜真卿为纪念他的侄子季明而写的祭文草稿，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祭侄稿》用笔毫无拘束，一气相贯，以朴厚的笔法，抒发了作者对于死者的哀思。我们可以从文稿的书写过程，体味颜真卿在书写此文时感情的起伏变化，笔调随着感情的变化而变化，扣人心弦。《祭侄稿》的布局出于无心，故毫无阻滞的感觉，行间较密，字间连接较为紧凑，用墨有润有燥。由于起草时的全神贯注，故有较多的渴笔，露锋也较多，用笔生动流畅，圆厚而苍劲，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争座位帖》书于广德二年，历代对此帖均有很高的评价，米芾称之为“世之颜书第一书也。”苏轼称之“尤为奇特，信乎自然，动有姿态。”
还有人认为它不亚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争座位帖》是一份政治文稿，帖中怒斥了当时的右仆射、定襄郡王郭英为了取悦权贵而破坏朝廷礼仪的行为。该帖信笔直书，笔锋中带有怒矜之气，铁划银钩的用笔，完美地体现了他刚直的政治情怀。
颜真卿一生书碑较多，但几乎是一碑一面。多样性的变化，反映了他以定型的法则表现多变的情怀所取得的高度成就，他有丰富的变化，但却不离他所具有的艺术与人格品性。虽有法则，却气象万千。代表了盛唐书法艺术的成就。
柳公权（778～865年），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幼年好学，精通经史，12岁能为辞赋。唐宪宗元合初年进士，初为秘书省校书郎，后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懿宗时官至太子少师，封河东郡开国公。故后世称“柳河东”。
柳公权在世时就已享有极高的书名，海内外与朝野上下为求得他的手书不惜高价，从皇室到王公大臣对他取得的书法成就无不叹服。柳公权初学二王，后深入研习颜真卿与欧阳询的书风，穷尽变化而能独出心意，创造了自成一家的书法风格，后世把他与颜真卿并称为颜柳。他的传世作品有《金刚经刻石》《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
《金刚经刻石》为柳公权中年所书，是唐拓孤本，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此碑用笔瘦硬挺健，结体内敛，骨力弥满，已具备了柳书的基本风貌，但还有钟、王、欧、虞、褚书体的痕迹。《玄秘塔碑》为柳公权晚年所书，是柳书的代表作品，其用笔斩钉截铁，顿挫分明。
结体中敛外放，气象平和。柳书用笔讲求骨力，笔笔用力，横竖点并重，通篇无一松懈处，这也就是世人所说的“颜筋柳骨”，这一点在此碑中体现得较为明显。《神策军碑》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会昌三年书，原碑早佚。此碑与《玄秘塔碑》同出一辙，但用笔更为坚实雄厚，显得气象格外森严。在颜书之后，柳公权为楷书注入了新的审美因素，变“颜筋”为“柳骨”，形成了骨力清劲的又一代表性楷书体。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首先总结了楷书的发展历程。但在初唐书法向盛唐过渡时，还有其他的变化和艺术成就，现在让我们回头说起。
在初唐书家初步建立楷书法则的同时，也有草书的重要书家出现，这就是唐代早期的草书大家孙过庭。他生卒年月不详，生活在武后时期。字虔礼，吴郡人，官率府录事参军。其传世书法作品《书谱序》，是草书墨迹。书法风格上承二王，用笔流畅灵动，结体顾盼多姿，是学习草书的良好范本。这件作品同时反映了他对书法理论的深入探讨。《书谱序》本身是一篇思想深刻的书法理论文章，代表了初唐书家的理论成就。
初唐书家在建立法则的同时，并没有轻视对情意的表达。对于个人书法艺术风格的重视，产生了李邕、徐浩、张旭、怀素等一批风格特异的书家。
李邕（678～747年），字太和，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开元中任北海太守，故人称“李北海”。他幼承家学，少年时就显露出很高的文学艺术天分，他因性格刚烈遭人忌惮，最后被奸相李林甫谋害。李邕是薜稷之后与颜柳之前最有成就的书法家，他开创了以行书书碑的方式，创立了具有雄秀风格的行书体。他的代表性作品有《云麾将军李思训碑》《麓山寺碑》等。他的书法结体开张，险劲惊绝，用笔动静结合，雄健峭利，最终形成了豪迈洒脱的艺术风格。
李邕、徐浩等人在艺术风格上的努力，对盛唐书家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发展不无促进作用，对后世书家也产生了久远的影响。行草书的发展一直与楷书的发展相生相伴，在楷书的法则确立以后，形草书体也日益受到重视，众多的唐代书家以楷、行并称于世。这其中特别是张旭与怀素，创造了狂草书体，为草书的结体找到了新的统一方式，使草书的用笔达到了高度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