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视艺术的门类中，不能把电视纪实片或者说纪录片排除在外，不论是电视纪录片、电视专题片，电视艺术片，只要是纪实的，都有着其独到的审美特征。值得我们重视的是，80年代中国电视艺术的繁荣，是以电视纪录片或者说电视系列片的崛起为起跑点的，并且牵动了其他电视艺术形式的发展。因此，在中国电视艺术发展史上，电视纪录片占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节）电视纪录片是一种特殊的电视艺术样式
电视纪录片是电视艺术中一种特殊的体裁和样式，它类似文学中的报告文学，其主要特点是以摄像机对社会和自然的人事物态进行真实的记录。这种记录绝对排斥任何的虚构和杜撰，但是，它又不是自然主义的，而是透过作者意义的和审美的选择而实现的。
电视纪录片的主要表现形态，大体可分为纪实性、诗意性和政论性三种：纪实性纪录片强调真实地记录社会和自然的原生形态，竭力保持被拍摄对象形声一体化的情状，从而揭示其本身的内涵和意蕴。它又可分为新闻纪录片、文献纪录片、人物纪录片等。如《毛泽东》《邓小平》等。诗意性纪录片，渗透作者的主体创造意识，其特点在于突现记录在真实镜头中的感情、诗意和哲理。如《周总理的办公室》《松》等。而政论性纪录片，多取材于重大的主题和事件，透过其真实记录的人物、事件和现象展开论说。
（第二节）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历程
中国的电影有着优秀的纪录片创作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纪录片拍出许多优秀的作品，而且培养了一支优秀的创作队伍。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虽然历史不长，但是，它直接受到中国电影纪录片的影响，并在“文革”前和“文革”中，都曾拍摄了一些在当时十分感人的作品，如《收租院》（陈汉元撰稿）就是其中之一，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创作力量。
新时期开始，中央电视台的戴维宇、陈汉元、童国平、李绍武、臧树青、刘效礼、王娴、马靖华等，创作了一批具有高水平的电视纪录片，如戴维宇的《黄桥烧饼》《周总理的办公室》《鲁迅故居》，陈汉元和李绍武的《雕塑家刘焕章》，佟国平的《哈尔滨的夏天》《松》《漓江水》，马靖华的《三峡传说》《九州方圆》，刘效礼的《说凤阳》，臧树青的《长白四季》等。中国历史那么悠久，幅员那么辽阔，一时间出现了一个风光纪录片的创作热潮。这些作品，其一，在选材上颇有眼光。有的是历史题材，有的是具有隽永意味的文物风光，如《周恩来的办公室》《鲁迅故居》等，有的是名山大川，有的则是人物，有的是具有典型的现实事件，如《说凤阳》，记录了中国最早实行“包产到户”的农村改革的事迹，如今都成为十分宝贵的真实历史记录；其二，在拍摄艺术上高超精美。这些摄影记者都曾受过严格的摄影教育和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像《周总理的办公室》《漓江水》等，即使今天看来，也是令人叫绝的。其三，解说词写得好，使之成为一种文体，像陈汉元等，曾经被称为“解说词作家”。这个时期值得提及的作品还有：《庐山散记》《台湾风光》《千里江陵》《辽河行》《承德离宫》《太行丰碑》《海滨之城青岛》《美丽的北京》《春城花》等等。
当他们以艺术的纪实手段，打开了人们的视界，走在电视艺术创新的前列时，于是就有了80年代初期的大型电视系列片的出现：先是《丝绸之路》，继之而出的有《话说长江》《话说运河》《黄河》《唐蕃古道》《让历史告诉未来》等，构成了80年代中国电视艺术的靓丽风景线。这些系列片充分调动了电视纪实的艺术潜能，发挥了电视的传播功效，从而也牵动了中国电视艺术的发展。
1979年，《丝绸之路》中日联合摄制组21人（主创人员有戴维宇、屠国璧、王纪言等）分为三路在西安、兰州、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新疆拍摄。这是我国首次与外国联合拍大型纪录片。1980年5月1日播出第一集：《古都长安》，即引起人们的重视。这部纪录片第一次展现了丝绸之路的人文地理风貌，受到专家和观众的好评。在日本播出后，获得了日本文部省优秀节目大赛奖。之后，又在波兰获“金屏幕奖”。在中国，在香港，在日本，都先后出现了“丝绸之路”热。
1980年、中央电视台和日本佐田企划合拍《长江》，从长江上游岷江开始，一直拍到长江人海口——崇明岛，后改名为《话说长江》（主创人员有戴维宇、陈汉元等）。1982年8月7日播出第一回《源远流长》。全片共25回，采用了章回体的结构并增设了节目主持人——陈铎和虹云，解说词大都聘请一些知名的作家、专家撰写，知识性和文学性并重，文采飞扬，娓娓动人。此片播出带来了轰动效应，应当说是中国电视艺术作品第一次引发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
1986年7月5日《话说运河》（主创人员陈汉元、戴维宇等） 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部电视系列片已经由单纯风光和地理历史知识的叙述进而有了更深层的文化思考了。“《运河》在《话说长江》的基础上前进了，深化了，提高了。与同类节目比较，它有着更浓郁的文化色彩，有着更高的文化品格，有着比较深刻的文化意识。”
其后，中央电视台又相继推出了《让历史告诉未来》《唐蕃古道》《黄河》《望长城》《毛泽东》《邓小平》《共和国的外交风云》等，把电视系列片的拍摄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60周年而拍摄的《让历史告诉未来》（主创人员刘效礼等），以革命历史为拍摄对象，它标志着电视纪录片题材视野的扩展，自然也是人文视野的扩展。这部电视系列片共12集，作者以多维视野审度、取舍和把握题材，使这部片子摆脱了单纯的纪实风格和线性的单一的视角，突破了系列组合的结构格局，从而达到系列的有机结合。在时空结构上，也敢于突破陈规，按照思想的逻辑进行处理，从而取得更大的自由。这是一部堪称带有史诗性的作品。《望长城》（10小时，12集），1991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共分4集，每集150分钟。在拍摄中，主持人和摄制组一起参加进来。
改变了原来的纪录片拍摄的方式，即首先撰写解说词，再拍画面，后期进行剪辑配音的做法；而是采取对长城作实地调查，跟踪纪实地拍摄，具有更强烈的真实感，它带来电视纪录系列片创作的新经验。而大型人物纪录片《毛泽东》《邓小平》等，则以更开阔的视野、更综合的角度、更多的艺术手段，历史地生动地展现了领袖人物的革命经历和人格风采，更深厚地再现了领袖人物的思想内涵。
这里，应提到中央电视台的《九州方圆》和《地方台五十分钟》（后改为《地方台三十分钟》），对于电视纪录片的创作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推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如《横断的启示》《好大的风》《闯江湖》《湘西，昨天的回响》《赤土》等。
电视纪录片创作观念也在不断地变化。以刘郎为代表，他把电视纪录片的拍摄带入一个更为诗化的境界。如《西藏的诱惑》（青海电视台）、《藏北人家》（西藏电视台与四川电视台），都是此类作品的佼佼者，后者获得了四川国际电视节的大奖。《西藏的诱惑》所表现的已经不仅仅是纪实，在精心拍摄的画面中，在自然、宗教、艺术与人的关系中透露着对西藏这块土地、这方人民的深思，让人沉浸在一种境界之中。后来，他还推出了《苏园六纪》《江南》等纪录片，又有了新的突破。
由《长城》而兴起的纪实主义潮流，倾向于记录生活的原态，力戒主体意识的显露，更冷静更客观地记录生活。继起的有《广东行》《走向太阳》《大学第一课》《远在北京的家》等，都把“‘生活一现实’作为‘第一自我’而存在”。又如《德兴坊》（上海电视台），记录了上海人的就业、住房、人际关系。《十字街头》（上海电视台）记录了一群退休老人在街头执勤，获得了四川国际电视节的大奖。
又如《我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也属于此类作品，播出后在观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虽然后来引起了关于这部纪录片真实问题的争论，但是从总体上看，它记录了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留学的一些真相。
《东方时空》中的《生活空间》所播出的“百姓故事”，在中国电视纪录片史上将留下宝贵的一页。它把镜头专门对准普通的百姓，并且以平实的手法记录老百姓平实的生活和平实的故事，多年坚持下来，播出了成百上千的老百姓的故事，它成为中国老百姓生活的最真实最珍贵的历史镜头。它不但开启了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一种新风格、新气象、新方法，而且它提出一个深刻的电视哲学的命题——“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电视传媒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灌输，形象的灌输和倾泻，最容易形成由上而下的单向传播的偏颇，甚至带来它的异化；而电视就其本质是大众的、平民的，这是它的生命，也是它应有的电视哲学。《生活空间》的意义是深远的，它所蕴含的电视哲学更为珍贵，更值得深入地总结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