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雕塑不是指一切以青铜为材料的雕塑作品，而主要指夏、商、周三代及秦汉时期的青铜雕塑作品。在三代，它们是礼器、食器、酒器等；在秦汉，则主要是生活用具和物品。此外，还包括同一时期几个边沿地区风格独特的青铜器具，即北方草原的青铜牌饰，四川广汉市三星堆的青铜面具，云南晋宁县石寨山、江川县李家山的青铜器，以及古代夜郎、滇、南越等地区以铜鼓为代表的青铜器。
以上所列青铜雕塑，当初并不是作为艺术品来创作，而是作为一种实用品来铸造的，无论器形或花纹，它们都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在这些青铜器上，沉淀和凝聚了大量的古代文化内容。拨开罩在青铜雕塑上的历史迷雾，正是今天要研究它的意义所在。
（第一节）青铜雕塑的纹饰美
商周青铜器的纹饰的演变，经历了由繁到简、由简到繁、再由繁到简的阶段，每一次变化都是事出有因的。
第一次繁出现在殷商后期至西周前期，表现为雕塑层面的复杂，这时的青铜器都以中浮雕为主题纹饰，在主题纹饰的周围（下一个平面），用浅浮雕云雷纹作衬托，在主题纹饰的中浮雕平面上，再阴刻许多细致的云雷纹，形成所谓的“三层花”（三个层面的雕刻）。
第一次简出现在西周后期，这时的青铜器上大量出现铭文，由于要表达的内容在文字上已做到了，无需再借助于纹饰，所以这时期的青铜器不甚重视外表装饰，素面和仅饰几道弦纹的青铜器占了很大比重。春秋时期由于工艺的进步，发明了花纹印模，一种纹饰可以反复拍打在一件器物上，又一次形成了青铜器纹饰繁的风气。此外，因锋利的铁器的使用而带来镶嵌工艺的发达，也增加了青铜器纹饰的变化。这一次的繁与殷商后期的繁不一样，主要不表现在立体层次的多少，而是表现在平面纹饰的繁复细密。战国时期的青铜器纹饰又一次回到简的风格上，一些青铜器如壶、豆、鉴上，常铸出大幅的平雕画像。鸟兽草木、亭台园林、宴乐、攻战、渔猎、蚕桑等现实社会生活内容出现在青铜器上，其余各种纹饰，则越来越趋于简化。
上面粗线条式的叙述商周青铜器纹饰演变中的四个转折时期，其实也是商周社会史、思想史上的几个重要转折时期。即由奴隶社会的敬鬼信巫转到封建领主社会的礼天重德，再转到王权旁落、封建地主经济萌芽时期的礼崩乐坏，再转到列国纷争时的百家争鸣和破除天命。总的来说，这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人性越来越觉醒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也可以从青铜器纹饰的具体形式上曲折地反映出来。如殷商时期的青铜器的主题纹饰是瞪着大眼，张着大口的夔（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龙形动物）纹、饕餮（古代传说中一种凶恶的兽，商代和西周的铜器上多刻有它的头部形状作装饰）纹，一切别的纹饰都以这两种纹饰为中心来呼应和安排。西周后期，具有神秘感和威严感的夔纹、饕餮纹逐渐被淘汰，即使有时还出现饕餮纹，也常常缩小其体量，作从属的纹饰（如作为青铜器器足上端的装饰）；而一些几何纹如窃曲纹、瓦纹、环带纹、重环纹、鳞纹开始流行开来。春秋时期细密谨严、雕镂工细的蟠螭纹、蟠虺纹流行，同时反映动物、山林、人物活动的画像工艺出现，青铜器上一些动物雕塑，也呈现了一种向上的和舒展的风格（如莲鹤方壶）。战国时青铜器上人事活动的画像增多，青铜器上纹饰也变庄重为轻松，变呆板为活泼。
（第二节）青铜雕塑的器型美
一、三代铜器的造型
商周青铜器精美的花纹，历来为学者和艺术家所赞叹。若将青铜器的实用功能放置一边，青铜器的整体也是一件造型精美的圆雕。青铜器的制作，主要经过做模、翻范、浇铸几个阶段，其中做模制范就是用泥塑造或用石头雕刻出各种纹饰和器形，这本身就是在进行雕塑创作。整体浇铸或分件浇铸再组合的青铜器，体现的依然是泥模、石范的式样。商周的青铜器，无论大小，都有一种细部的精美和整体的雄奇之美。例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商）、四川彭县出土的兽面象首罍（西周）、安徽南陵出土的龙耳尊（春秋）、河南淅川出土的错金银龙虎案（战国），都是这种局部生动精美、整器雄奇辉煌的作品。
二、秦汉青铜素器造型
从三代进入秦汉，青铜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昔日那种凝重、瑰丽、奇幻的风格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朴实无华、设计巧妙、单纯而不单调的风格。昔日王权和神权象征的那些不可一世的重器（礼器、祭器等），也被品种繁多的生活用器所淹。青铜器走下庙堂，回到了生活中。这些基本不用附丽纹饰的日用青铜器被称为素器。汉代是素器制作成就最高的时期。这些青铜器，重视和讲究器形的造型，是科学技术与造型艺术相结合的艺术品。例如，1968年出土于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的长信宫灯，为现实生活用品。整个造型为一个宫女跪坐持灯状。宫女通体鎏金，五官清晰，面庞饱满，神态安闲，造型生动逼真。全器分为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六部分。宫女左手托灯盘，右臂高举，手捏灯盖。灯盘可以转动。灯罩为两块瓦状罩板，可以开合，因而能随意调节光照方向和照度大小。宫女右臂和身躯中空，灯火的烟灰通过右臂进人体内，从而保持了室内的清洁。长信宫灯设计灵便合理，人物造型结构科学，实用与审美兼备，是汉代青铜日用品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件。
其他如羊灯、牛灯、熊灯、雁鱼灯、朱雀灯、竹节灯等，都与长信宫灯一样，在造型上精致而洗练、单纯而含蓄；视觉效果上生动而亲切；功能上巧妙实用。此外，各种博山炉、釜、盘等，也体现出这些特色。在汉代的青铜器中，铜镜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品种，术的统一体。它的镜面光洁明亮，一尘不染；它的镜背浮雕精美，极尽巧妙之构思。这集简繁二式于一体的铜镜，体现了汉代人对古代文化的兼容和自己的创新。
（第三节）青铜雕塑的艺术美
如果说以所谓“中原”青铜器为代表的青铜雕塑，是以其器型之美和纹饰之美称著于世的话，那么在这些中心地区的周边地区的青铜雕塑，则以雕塑本身的语言的鲜明和富于表现，而有一种艺术之美。北方草原地区、西南地区、南越地区在商周至两汉时期，处在几种文化的交接地带，它们的艺术品既呈现出多元性，又具有浓烈的地方性和很高的艺术性。
一、北方草原的铜牌艺术
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是欧亚草原的东部。这片地区的居民主要是过着游牧生活的民族。这些民族是欧亚草原流徙文化的载体。
因而他们的文化是以多元混合为其特色。这些民族的雕塑以适合于游牧生活的各种铜牌饰最具特色。这些铜牌饰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结构紧凑。无论是一个形体，或是一个场面，都通过变形压缩在一块小小铜牌上。这些铜牌因物体间没有了空间而相互叠压，充满了一种蓄积的力；正是这种蓄积的力，使人感到小小的铜牌的体积往外在膨胀、在扩展。有些透雕的饰件，如一幅幅剪纸，形象相互衔接，相互补充，显得生动而富于想象，夸张也恰到好处。
那些马、牛、驼、羊、熊、狼等动物以及猎人行猎的场面，处处洋溢着草原气息。而那些龙、凤形象，则又表明了与中原的联系。
二、石寨山、李家山的青铜雕塑
自1955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发现滇人墓群后，几十年来，在滇池周围各县，又先后发现与石寨山同一文化性质的几十处墓葬群，其中就包括出土甚丰的江川李家山。以石寨山、李家山为代表的滇人青铜艺术，实际是指青铜雕塑，主要有青铜俑，青铜配饰品，青铜器物上附饰的圆雕、浮雕（如生产生活用具、兵器、贮贝器、葫芦笙、编钟等器物上附饰的雕塑）。这些作品内容极为丰富多彩，题材多样，范围广泛地涉及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各个方面。就滇人青铜雕塑的艺术造型而论，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三类。
（1）叙述性的，主要是贮贝器盖上和一些扣饰上那些反映诅盟、纳贡、献俘、祭祀、战争、纺织、赶集、播种、孕育、上仓、剽牛、乐舞等场面的群塑，以及在一些铜鼓鼓身上展现的狩猎、竞渡场面的圆雕和浮雕。
（2）表现性的，主要是那些极富运动感、情节性和对抗性的铜牌扣饰。这些作品为了传达一种强烈情绪，往往将动物或人在写实的基础上略作变形，使雕塑变得非常生动。尤其是那些人与动物之间的搏斗，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搏斗，最为惊心动魄，充满了力的抗衡。这些雕塑的语言鲜明，将生与死的纠缠、止与行的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
（3）象征性的，主要是一些与祭祀有关的器具。
这些作品从形象出发，蕴藏或加强某一种意义。如有名的《牛虎铜祭案》等。
三、南方的铜鼓浮雕
若论文化的多元性，最甚莫过铜鼓，这种发明于濮（古族名，殷周时分布于江汉之南）人的器物，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滇、夜郎、南越、楚、中原等等诸种文化的内容，流传到东南亚，又融进该地民族的文化内容。这些文化内容，都以浮雕或线刻的方式铭记在面面铜鼓上。如在那些翔鹭、竞渡、羽人、云雷等纹饰中，就可找到多种文化的踪迹。铜鼓最主要的纹饰是鼓面中心的太阳纹浮雕，这种光芒四射的形象或许就记载了自远古以来对太阳的崇拜。同时，这种纹饰的艺术效果也是强烈的，那种放射式的图案，给人以扩张至无限空间的感觉。
四、三星堆青铜雕塑
被誉为40年来几大考古成就之一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器的发现，有如石破天惊，改写了整个中国雕塑史，同时也为巴蜀文化的确立提供了证据。1986年7～9月，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共出土青铜雕塑500多件，其中以青铜人头像、立像、跪像和面具最有巴蜀文化特点。
三星堆的青铜人像与青铜面具，真正是用雕塑的体积语言向人们表现了它们的魅力。它们以其巨大的体量和众多的数量，强烈地撞击着人的心扉，使观者心绪难平，浮想联翩。如最大的一件青铜立像，通高2．6米，人像高1．7米，头戴高冠，身着华衣，赤脚站在象鼻形支架的夔龙纹平台上，神态庄严肃穆，象征他有极大的权势和法力。从艺术手法来看，三星堆青铜雕塑都是在写实的基础上经过了提炼和变形。在众多的青铜器面具上，这些手法表现得最为明显。三星堆青铜面具大小不等，最大的一件宽1．38米，高0．65米，最小的一件高仅0．092米。这些面具都不是用于真人佩戴而是用于悬挂或固定在某一偶像或器具上，因而没有必要留下观看和出气的孔、洞，这无疑更有利于面具铸塑时的完整性；因不受真人颜面原型的约束，也更利于艺术的创造和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