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夜归人》写京剧名伶魏莲生自视艺高名重，对自身的处境感到欣慰和满足。他与官僚宠妾玉春相识，这位青楼出身的女子虽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她却十分明白，自己不过是别人手中的玩物，处在既可怜又可悲的位置。她告诫魏莲生不可安于眼前，应有清醒的自知，知道“人该是什么样儿，什么样就不是人”。他们二人真诚相爱，在出逃前夕事情败露，一对有情人终被拆散。20年后，在一个大风雪之夜，两人相向而来，固执地寻找他们当初的定情处，可是未及谋面，魏莲生即死于皑皑雪夜之中，玉春满怀伤痛，不知所终。
这部戏表面上写的是爱情悲剧，实际上宣扬的是人文思想。
剧中的感情戏写得深婉动人，充满着浓郁的诗意。
（第四节）讽刺喜剧的潮流
抗战以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由于其政治黑暗、官僚腐败、消极抗日，因此激起人民群众的不满，遂掀起一股讽刺喜剧的创作潮流。
陈白尘（1908～1994年），是一位讽刺戏剧作家。1940年，即出版了喜剧集《后方小喜剧》。1942年创作了《结婚进行曲》，写一对年轻人既要追求人身权利，又要反抗庸俗的社会积习，由此陷入了令人哭笑不得的尴尬境地。早在抗战之初，由于产生了一些暴露当局政治腐败和现实黑暗的喜剧，便引发了“暴露”问题的讨论，剧作家们认为，一个自信的民族绝不讳疾忌医，它应当在笑声中告别过去。政治讽刺剧《升官图》，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涌现的。
这部创作于1945年的三幕喜剧，代表着中国现代讽刺喜剧的最高成就。剧中，两个被人追赶的强盗躲入一所旧宅，在阴暗中沉沉入睡，进入梦乡。梦境中发生了一次农民暴动，愤怒的群众推倒了县衙，县长被打伤，秘书被打死。强盗甲乙便乘机冒名顶替。利欲熏心的一帮官员也包庇他俩，为的是坐稳自己的位子，连原县长夫人也默认现实，以保持原有的威仪。乌烟瘴气的县衙里，活跃着一帮昏庸无耻的东西：警察局长局身材奇短，却偏爱全副武装，总是扬言，要把全城的人杀光；财政局局长脑满肠肥，最善于中饱私囊和巴结逢迎，他还与县长夫人狼狈为奸，为虎作伥；工务局局长“外号摩登假宝玉，洋装西门庆”，是个不务正业的浮浪子弟。……两个强盗与这帮人混在一起，居然是浑然一体。警察局局长还将他妹妹许配给假县长，而这位小姐在汽车、洋房面前，竟也不再矜持，欣然前往。后来，省长大人到此地视察，原本勾心斗角的一帮小丑则又沆瀣一气，干出了许多营私舞弊的勾当。没想到的是，省长这位“仪表非凡”的人物敛财有奇招，以头痛为名专要足赤金条，待到钱袋涨满，原来的县长夫人又投向他的怀抱。正当这伙无耻之人春风得意时，愤怒的群众冲杀进来，群妖的闹剧收场了，两个强盗的美梦也做完了。
《升官图》借鉴了《钦差大臣》的喜剧构思和中国传统戏曲中的丑角造型，该剧的中心内容是梦境，但故事本身却相当完整。它对吏制腐败、恶人横行、庸俗无耻的社会现实，做了淋漓尽致的暴露和嘲讽。
此外的喜剧创作还有老舍的《残雾》、杨绛的《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等。
（第五节）近现代话剧历史
一、新剧时期
1906年，受日本“新派”剧启示，留日学生曾孝谷、李叔同等组织春柳社。1907年在日本东京演出《茶花女》《黑奴吁天录》。同年，王钟声等在上海组织“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这就是“话剧在中国的开场”。这种以对话为主要手段的舞台剧被称为新剧，后又称文明戏。以后10年间，上海、北京、天津、南京、武汉先后出现文艺新剧场、进化团、南开新剧团、新剧同志会等一批新剧团体，演出《热血》《共和万岁》《社会钟》等剧目，受到民众热烈欢迎。辛亥革命失败后，新剧逐渐衰落。这时期的代表人物是欧阳予倩。
二、爱美剧时期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等人对新剧启发民众觉悟的力量给予特别的关注，推崇介绍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1919年胡适发表的独幕剧《终身大事》是他们主张的代表。同时，陈大悲、欧阳予倩等人响亮地提出“爱美剧”非职业戏剧的口号，先后成立民众剧社、辛酉剧社、南国社等戏剧团体；《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田汉），《三个叛逆的女性》（郭沫若）、《一片爱国心》（熊佛西）、《泼妇》（欧阳予倩）、《一只马蜂》（丁西林）等一批优秀剧目诞生，为中国话剧建立了重要的文学基础。1922年留美专攻戏剧的洪深回国参加戏剧协社，针对文明戏的不良习气，从剧本、舞台纪律、导演制建立等方面大胆改革，推行男女合演，从而形成完整的话剧艺术体制。1925年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成立，为话剧人材的培养提供了一块阵地。田汉主持领导的南国艺术运动，最能体现20世纪20年代新兴话剧的精神。1924～1930年先后上演了不少反帝反封建剧目，培养了陈凝秋、陈白尘、赵铭彝、郑君里、张曙、吴作人等一批艺术骨干。1929～1931年欧阳予倩主办广东戏剧研究所，出版《戏剧》刊物，组织演出《怒吼吧，中国》等几十个剧目。欧阳予倩、洪深、田汉被公认为中国话剧的奠基人。1928年洪深创意将英文Drama译为“话剧”，区别已陈腐的“新剧”，中国话剧从此定名。
三、左翼戏剧时期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29年上海艺术剧社成立，提出“无产阶级戏剧”的口号。1931年1月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从此中国话剧进入以左翼戏剧运动为主的发展阶段。左翼“剧联”总盟设在上海，领导北平（今北京）、南京、广州、杭州等分盟，建立50多个左翼剧团，演出《血衣》《乱钟》《怒吼吧，中国》《香稻米》《回春之曲》等大量进步话剧，涌现出夏衍、于伶、陈白尘、宋之的等一批新剧作家以及章泯、金山、赵丹、舒绣文等舞台艺术家。1935年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立，演出《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武则天》《太平天国》，40年代剧社演出《赛金花》等大型剧目，舞台艺术水平大大提高。1934～1937年青年剧作家曹禺的著名剧作《雷雨》《日出》《原野》问世；1933年中国第一个营业性剧团中国旅行剧团诞生并坚持14年之久；1932～1937年河北定县农民戏剧实验在做话剧尝试；“红色戏剧”在江西、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革命根据地十分活跃，演出《二七惨案》《八一南昌起义》《我红军》等几百个剧目，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战斗士气。1935年在南京成立国立戏剧学校，以后14年中培养学生千余名，演出独幕、多幕剧近180出，活动遍及苏、湘、鄂、川等省，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四、延安和解放区的话剧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地区。
在此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戏剧不断发展。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鼓舞下，戏剧工作者深入民众，吸取民间艺术营养，描写现实生活，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一些原在重庆、上海的戏剧工作者纷纷投奔延安，壮大了这里的文艺力量。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为他们的聚集地。由于他们不熟悉当地的生活，因此在一个时期，便以搬演大戏、名戏为主。演出过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契诃夫的《求婚》、包戈廷的《带枪的人》等俄苏戏剧，也演出过《日出》《北京人》《塞上风云》《法西斯细菌》《太平天国》等国内著名剧作。仅1938年至1940年初，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及其附属的实验剧团，就演出戏剧达100多场次。延安的戏剧工作者在创作方面也显示了自己的实力，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王振之的《流寇队长》、沙可夫的《团圆》、姚时晓的《棋局未定》、李伯钊等的《农村曲》等。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延安地区和各战斗部队的群众性的文艺活动开展起来，秧歌剧、独幕剧比较流行，话剧反映现实的力度明显加强。
1943年，吴雪等人创作了多幕喜剧《抓壮丁》。这是一部喜剧，写国民党统治区域腐败的兵役制度，使得地方官吏刮尽民脂民膏，该服役的根本不去，而不该服役的却被送上前线。它以喜剧和闹剧手法，讽刺了国民党强行征兵的丑行。
1944年，由姚仲明、陈波儿编剧的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在延安中央党校上演。这也是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剧目。它描写抗战初期党内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思想斗争，写八路军某部联络部部长因对国民党顽固派放松警惕，致使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后来在事实面前，他开始觉醒。
在正确思想的领导下，才挫败了敌人，挽救了部队。活跃在华北的一支演剧队伍——抗敌剧社，不仅深入敌占区、游击区宣传抗日，而且在解放战争中随部队转战沙场，创作并演出了很多话剧。《李国瑞》，杜烽创作于1944年，它以真实的士兵生活入戏，表现落后士兵李国瑞向先进转化的过程。
延安时期戏剧成就的重要标志，是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的优秀多幕剧《白毛女》。
《白毛女》是根据河北一带的民间传说创作的，（1945年）是一部新歌剧，但舞台风格却有类于话剧，是话剧的表现形式与民谣巧妙结合的产物。剧中，穷佃户杨白劳因欠下地主的高利贷，被逼身亡，其女喜儿又被抢去为奴。地主将其奸污后，又企图卖掉，逼得她只身逃入深山。因常年吃不到盐，见不到阳光，致使毛发变白，成了“白毛女”。共产党解放了她的家乡，才使她重见天日，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个剧表现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
解放区的戏剧，从思想内容看，贯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展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现实，塑造了比较鲜明并富有生活气息的人物形象。
解放区的戏剧还十分注意话剧的大众化问题，并在探索民族形式的过程中，做了有益的尝试。话剧语言力求通俗化、生活化，戏剧形式也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为前提，新歌剧与秧歌剧的出现，可看作是戏剧继承民族艺术传统，借鉴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法的结果。
解放区的戏剧，其主题思想往往具有较强的政治倾向性，并且比较注重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的问题。这在当时，无疑会对加强戏剧的现实性，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起到积极的作用。
解放区的戏剧反映了现实生活，探索了戏剧的民族形式，为解放后中国话剧的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