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七七事变”，也称“卢沟桥事变”爆发，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展开。
在战火中，中国话剧界人士同仇敌忾，以戏剧为武器，投入到了全民抗敌的历史洪流。中国话剧队伍在抗战中空前壮大。以重庆、延安、沦陷区上海（也称“孤岛”）为中心，中国话剧形成了区域性的格局。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话剧成为中国诸多艺术种类中最活跃、最繁荣、最具现实性、战斗性和民众性的艺术。其发展特点是：现实主义的深化，历史剧的兴盛，讽刺喜剧的崛起，并由此形成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第一节）抗战初期的演剧活动
“七七事变”发生后，一向关注国家命运的戏剧界人士，群情激愤。仅仅一个月，在上海，一部集体创作、导演，上百人参与演出的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即被搬上舞台。它以宏大的场面，昂扬的气势，传达了人民誓死抗敌的心声，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意志。
上海沦陷后，戏剧界人士迅速组成了13个抗日救亡演剧队，除少数几个留沪坚持对敌斗争外，多数都奔赴祖国各地宣传抗日。
1937年12月13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
在周恩来领导下，由郭沫若主持的政治部第三厅大力推动戏剧运动，以上海救亡演剧队为基础，组成十个演剧队、四个宣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他们不但成为抗战戏剧的骨干，后来也成为新中国话剧的支柱。
抗战伊始，中国戏剧工作者创造了许多短小而通俗的演剧形式，如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活报剧、灯剧和傀儡剧等，使得戏剧同广大民众结合在一起。著名的《好一计鞭子》（即《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的合称）即是代表。因其直面观众，演到动情时，演员与观众情感交融，群情激动，共同发出抗日救国的呐喊。
重庆成为陪都，绝大多数的表演团体和演艺人士来到这里，1938年10月，在此举行了第一届戏剧节：组织了25个演出队到街头乡镇演出，并连续7个晚上公演抗敌戏剧，戏剧节的最后一天，演出了由曹禺、宋之的编剧的《全民总动员》（后改名《黑字二十八》），张道藩、余上沅、曹禺、宋之的、沈西苓、应云卫（执行导演）组成导演团，赵丹、白杨、舒绣文、魏鹤龄等著名演员，甚至连张道藩、余上沅、宋之的都登台演出，阵容强大，轰动山城，反映了戏剧界的团结，被誉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空前盛举。
剧作家们的创作热情高涨，创作出一批迅速反映现实的剧作：《卢沟桥》（田汉）、《卢沟桥之战》（陈白尘）、《血洒卢沟桥》（张季纯）、《台儿庄》（罗荪、锡金等）、《台儿庄之战》（韩北屏）、《八百壮士》（崔巍、王震之）、《塞上风云》（阳翰笙）、《国家至上》（宋之的、老舍）、《凤凰城》（吴祖光）、《一年间》（夏衍）等。这些剧目极大地鼓舞了人民。
中国话剧的足迹不仅遍及全国，而且远涉东南亚、香港一带。
话剧将中国华侨的爱国热情推向高潮。他们捐款捐物，甚至回国参战，以实际行动显示着对祖国的深厚情感。
一、雾季公演
重庆是一座山城，每年10月到次年5月，浓雾弥漫不散，形成“雾季”。山城遮掩在浓雾之中，天空能见度极低，致使敌机不敢贸然前来轰炸。大自然给重庆地区的人民带来相对的和平环境。戏剧家们也乘这天赐良机群起出动，掀起演剧热潮。于是，自1941至1945年，各话剧团体联合起来，举办了四次雾季公演，共演出大型话剧100台以上，成为抗战大后方的戏剧盛事。
二、西南剧展
抗战以后，大批文化人、文化机关和高等院校迁到桂林，使之形成又一个剧运高涨的地区。最能代表该地区戏剧成就的是1944年2月至5月的“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简称西南剧展。
这次活动的主办人有欧阳予倩、田汉、熊佛西、丁西林等，到会的有来自贵阳、昆明等地的三十多个艺术团体的近千人，其中21个是话剧团体，演出了《大雷雨》《法西斯细菌》《塞上风云》《胜利进行曲》《油漆未干》等二十多部话剧。在此次剧展中还举办了戏剧汇演、资料展览、艺术研讨等活动，为抗战时期的中国话剧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资料，并探讨了一些艺术理论的问题。
（第二节）历史剧的兴盛
中华民族素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勇气概。面对日寇的侵略，剧作家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中寻找民族英雄和民族传统，以“发挥其更大的力量，作民族的怒吼”。由于国民党当局专制，对抗战力量百般迫害，也迫使剧作家转向历史剧的创作，因此也促进了历史剧的兴盛。
以题材论，战国史剧和太平天国史剧为多，前者以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为代表，后者以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和陈白尘的《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河》）为代表。这些剧目以古喻今，借古讽今，宣传团结对敌，暴露黑暗统治，讴歌爱国主义，鞭挞投降变节，演出效果十分强烈。还有以南明史事为题材的，如阿英的《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于伶的《大明英烈传》，郭沫若的《南冠草》，欧阳予倩的《桃花扇》等，大都是弘扬爱国精神、歌颂民族气节之作。
在众多的历史剧中，以郭沫若的五幕话剧《屈原》最为著名。
郭沫若（1892～1978年），原名开贞，字鼎堂，四川人。早年留学日本，五四时期以新诗震惊文坛。写过新剧。他还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解放后曾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当他写作《屈原》的消息传出后，当时就有人预言：“今年将有《哈姆雷特》和《奥赛罗》型的史剧出现。”创作此剧时，郭沫若才思泉涌，激情狂泄，不过十天，便告杀青，是“出乎意料”的快捷之作。
《屈原》取材于中国战国时期（约公元前300年）楚国的历史，写伟大诗人、政治家屈原的政治挫折和个人遭际。郭沫若以神来之笔，在从清晨到午夜这段非常有限的舞台时空里，概括了这位伟大诗人一生的悲剧。
剧一开始，即写屈原以橘喻志，教育学生保持高洁的灵魂。此时，屈原联齐抗秦的政治主张已为楚怀王采纳，而秦使张仪这个奸诈之人不甘失败，以其如簧之舌取得了南后的信任。南后相信，一旦怀王与齐国联姻，必定失去自己的专宠地位。这个聪明绝顶、美丽绝伦的女人，竟有一副蛇蝎心肠。她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巧施诡计，称病倒于屈原怀中，反诬屈原淫乱宫廷。楚怀王大怒，不但放弃了屈原的政治主张，而且罢免了他的官职。激愤之下，屈原离家出走，行吟泽畔，后被关入东皇太乙庙中，在大雷雨的夜晚，他诗情爆发，咆哮于闪电雷鸣之中，诅咒黑暗现实，要把“包括一切罪恶的黑暗烧毁”，迎来灿烂炫目的光明。
于此，郭沫若塑造了一位“信而见疑，忠而被谤”、横遭陷害、处境艰难、“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者的形象。他浪漫的诗情、高洁的心灵、伟岸的人格光照千古。这出史剧谱写了一曲屈原的颂歌。
《屈原》于1942年首演于重庆，轰动山城。
（第三节）现实主义的深化
中国话剧的现实主义经由五四时期的滥觞、30年代的奔涌，到了40年代，已然成为浩荡之势。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和高水平的剧作。
一、曹禺的《北京人》
曹禺在20世纪30年代初一鸣惊人之后，在抗战中又大显身手，写了《黑字二十八》（又名《全民总动员》，与宋之的合作），独幕剧《正在想》，多幕剧《蜕变》《北京人》，并将巴金的小说《家》创造性地改编为同名话剧。
《北京人》是曹禺创作的高峰。它虽然不是直接描写抗战，却透过一个曾经显赫而渐趋衰败的官宦家庭，对中国的社会作了更深入的文化思考。
曾家的老太爷曾皓老迈昏庸，一面死撑着大家庭的虚荣，在儿孙面前显露着威严；一面摆出一副孤老堪怜的样子，阻止其姨侄女愫方嫁人，想使她永远侍候自己。而愫方留在曾家，固然是由于性情温和，心地善良，更重要的是她悄悄地爱上了曾皓的儿子文清。
但是，文清的妻子思懿泼辣凶狠，嫉妒心重，使他们的爱情蒙上了阴影。愫方谨言慎行，毕恭毕敬，抑郁无奈，而文清则离家出走。
但这个只善于赋诗作画、养花玩鸟却不谙世情、风雅有余却吸食鸦片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废物”，他最终又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愫方对曾家失望了，她毅然地告别过去，去追求新的生活。
曾家债台高筑，最后连老太爷最为看重的棺材也被新起的暴发户拿去抵债。爱不敢爱，恨不敢恨的文清，对生活彻底绝望，自杀身亡。
《北京人》一面写曾皓、文清的孱弱、虚伪；一面通过一个人类学家之口，颂扬北京猿人的敢说敢做、真实自然、热情奔放的生存状态。剧尾，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粗壮豪爽、外形上接近猿人的“北京人”真的出现在舞台上。
这一时期，曹禺的创作技巧更加成熟了，人物的性格和复杂的心理都在十分自然的生活状态下演进着，而深刻的主题和文化内涵就潜藏在其中。
二、夏衍的《法西斯细菌》
20世纪40年代，夏衍的戏剧创作出现高潮。仅1942～1945年间，他就创作了《水乡吟》《离离草》《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多部话剧，《法西斯细菌》是夏衍抗战后期的代表作。
俞实夫是一位留学日本的细菌专家，中日战争开始后，他携日籍妻子与幼女归国，尽管连他的女仆也因痛恨日本人而连带着痛恨他有一位日籍夫人，愤然辞职，但俞实夫却并未认识到现实的严峻，他醉心于科研，埋头于实验室，不问政治与世事。但是战争却使他辗转迁移，在香港，敌人闯进了他家，将其实验仪器抢走，并在他面前枪杀了一位年轻人。残酷的战争击碎了他的科学之梦，使他认识到，危害人类的不是显微镜下的细菌，而是猖狂于世的法西斯，这才是最需要根除的“细菌”。因此，他要投入抗战洪流，消灭人类的敌人。
夏衍善于将平凡的现实生活戏剧化，描写普通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在人生的艰难中，所显示出的细腻的心理波动、含蓄的情感状态以及灵魂的复杂性。
三、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
在抗战中，一位年轻的剧作家崭露头角，并显示了浓郁的诗情和雄健的笔力，他就是吴祖光。
吴祖光，北京人，20世纪30年代入中法大学，战时在国立剧专任教。从1937年到1947年，创作了《凤凰城》《正气歌》《风雪夜归人》《少年游》《捉鬼传》等一批话剧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