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虎同金子重逢，引发了一段奇异而泼野的恋情。他那被扭曲被压抑的灵魂，使他急欲杀死大星报仇，让焦家断子绝孙。可是，他又下不了手。当他终于杀了大星，又使焦母误杀了大星前妻所生的孩子后，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复仇的愉快，反而在被追捕逃入树林时，心理产生了巨大的恐惧，继而精神变态，限于一种幻象丛生的状态：焦阎王出现了，还有着牛头马面的狰狞面孔，以及惨死的妹妹；加之追击的枪声和鼓声，他终于没能走出黑林子，而困死其中。
此剧受到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琼斯皇》的影响。奥尼尔希望用表现主义的方法，把人的灵魂、人的潜意识，以及人的灵魂中的自我搏斗展现在舞台上。曹禺并非全然地模仿，而是把表现主义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而其独创之处在于，透过这新的角度、新的手法，更深刻地揭示了农民精神的沉重负担，以及农民从反抗到觉醒的曲折而复杂的心灵历程。
曹禺的剧作，以其特有的诗化现实主义的戏剧，构成了中国话剧的优秀的艺术传统。
（第二节）夏衍的剧作
夏衍（1900～1995年）中国著名的剧作家、电影编剧。浙江余杭人，本名沈乃熙，字端轩、端先。早年留学日本，20世纪30年代发起成立上海艺术剧社，领导了“剧联”的工作。创作了许多话剧和电影剧本。建国后，担任文艺领导工作。
早在“国防戏剧”运动中，夏衍就显示了戏剧才能。被称为“国防戏剧”力作的《赛金花》，通过一个名妓赛金花的行为举止，反衬出清政府的无能，隐喻不可偷安一隅，而应奋力抗敌。但此剧的内容曾引起争论，后被国民党查禁。
但是，夏衍不满意自己初期话剧创作的粗疏倾向。他因受到曹禺戏剧的启示而改变了戏剧创作的路子。
1937年，夏衍终于写出他的代表作《上海屋檐下》。
南方夏初的雨季，阴雨连绵，周天晦暗，空气沉闷。因此时梅子正熟，故称“梅雨”。故事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展开。
这出戏描绘了上海一幢最普通的弄堂房子里居住的五户人家，他们琐碎的生活和心酸的命运，以及他们坚忍的意志和顽强的灵魂。被捕入狱的革命者匡复，八年后重获自由，来到好友林志成家，向他询问托其照管的妻女的下落。而此时，林志成因听说匡复已死，故已与匡妻彩玉同居。于是，三个人之间发生了痛苦的感情纠葛，并陷入了复杂而细腻的内心矛盾。彩玉欲与匡复重新结合，同时又对患难与共的林志成心存不忍；林志成心怀内疚，试图出走，又受到了彩玉的真情挽留。匡复理解了他们，最后在孩子们积极向上的歌声的感召下，克服了自身的软弱和伤感，满怀信心毅然远行。全剧透露着新时代即将到来的信息。
剧中还刻画了失业的大学生、沉沦的女性、穷困的教员、失子的老报贩等人物。这些人与林家的人们共同谱出了一曲苦闷社会环境中小人物的交响曲。
该剧线索较多却编织得十分严密，人物的感情细腻委婉，戏剧冲突并不表现于外显的大波大澜，而是表现于人物的内在心理和深层情感。它忠实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于现实化的戏剧场面中，体现了深沉凝重、淡远隽永的风格。有人将这种风格的形成归结于夏衍接受了契诃夫的影响。
《上海屋檐下》奠定了夏衍在中国话剧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三节）其他剧作家的剧作
随着话剧走向民众，其反映生活的视角也在不断扩大。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剧作家们开始放弃风花雪月的个人情趣的描摹，转而以粗犷的笔墨、激昂的热情和坦诚的心态，描写质朴的工农大众的生活。
一、田汉的《回春之曲》
20世纪30年代，田汉决心放弃浪漫感伤的浅吟低唱，开始发出“粗野而壮烈的啼声”。这“粗野而壮烈的啼声”反映在田汉的戏剧创作中，则是呼吁劳苦大众团结斗争，以争取新的美好生活。
这一时期代表田汉创作成就的是写于1935年的三幕剧《回春之曲》。该剧描写一位南洋爱国青年高维汉，虽身在异国却心系中华。在日寇侵略中国时，他毅然奋起抗敌，惜别热恋的姑娘，只身回国。在战斗中，他所向披靡，英勇负伤而失去记忆。他的恋人梅娘是一位婉媚多情、贤淑大方的女性。她不为金钱所诱，不为情势所迷，摆脱阔家少爷的纠缠，来到高维汉的病床边。应当说，高维汉最终恢复记忆，不仅依仗新年爆竹的炸响，更依仗梅娘忠贞爱情的殷切呼唤。但这么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里，却隐藏着田汉对现实的失望。失去记忆的高维汉只知痴喊“冲啊，杀啊”，而清醒之后，他却发现人们居然在敌人的铁蹄下苟且偷生，歌舞升平，这是对现实的莫大嘲讽。田汉借高维汉之口，喊出了不能让中国军人的血白流的怒吼。《回春之曲》意在召回中华民族的春天，演出时颇具震撼力。
二、洪深的农村三部曲
20世纪30年代初，还出现了一批反映农村生活的话剧，其中以洪深的农村三部曲较为著名。其中包括《五奎桥》（1930）、《香稻米》（1931）、《青龙潭》（1932）。
独幕剧《五奎桥》写的是中国南方农村，在一个久旱无雨的夏天，农民靠人力浇地已无能为力，他们想借一部抽水机来解燃眉之急。可是横在河上的五奎桥却阻挡了水路。小桥的拥有者周乡绅以维护“风水”为名，不准农民拆桥，全然不顾田园干枯和农民的死活。最后农民们忍无可忍，终于群起而动，捣毁了五奎桥这一封建势力的象征。
三幕剧《香稻米》描写农民黄二官一家，在丰收之后由充满希望到痛苦失落的生活变迁，反映了中国农村官商勾结，兵匪滋患，苛捐杂税，谷贱伤农的现实。
四幕剧《青龙潭》与前两部反映农民反抗斗争的戏有所不同。
它表现的是农民们在现实灾难的打击下，因走投无路而精神迷茫，因愚昧无知而盲目行动，以至造成沉重的悲剧。
三、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
李健吾（1906～1982年），戏剧家。他在三、四十年代创作、改编了不少剧目：《梁允达》《以身作则》《十三年》《黄花》《青春》等。
他的戏剧结构缜密，构思奇特，冲突激烈，更追求对人性的刻画。
《这不过是春天》（1934年）是李健吾的成名作。它取材于20世纪20年代的北伐战争，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传奇经历。冯允平是被北洋军阀通缉的革命党，但他却不惧危险，身负使命，潜入警察厅长的家中。厅长夫人曾是他从前的恋人，两人在此种情势下相见，情感上的试探，心理上的矛盾是十分明显的，但最终冯允平以其英勇无畏的人格，赢得了昔日恋人的信任。于是，厅长夫人将私情转为义举，掩护他平安脱险。此剧剧情曲折，扣人心弦。
李健吾还以刘西渭的笔名，发表了大量的独具一格的剧评，翻译介绍了西方的戏剧理论，他对莫里哀剧作的翻译和研究，颇有专长，为中国的话剧建设作出了贡献。
（第四节）职业剧团的出现
与20世纪20年代的爱美剧，即非职业、非营利的戏剧组织之不同，30年代出现了话剧演剧的职业团体。他们凭着演出大戏、名剧，当然，也靠着高超的演技来赢得观众，并以演剧的收入维持剧团的生存。其中，以中国旅行剧团最为著名。
1933年，中国旅行剧团成立于上海，团长唐槐秋曾为南国社成员，有着较为丰富的演剧经验。他带领剧团辗转于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香港等地，既演出根据外国名著改编的话剧，如《梅萝香》《茶花女》等，也演出中国剧作家新创作的名剧，如《雷雨》《日出》《文天祥》等。在长达十几年的演出活动中，它既扩大了话剧在全国的影响，也提高了表演的艺术水平，造就了话剧表演人才和一代话剧观众，为中国的话剧事业作出了贡献。
此外，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上海业余实验剧团等也是这一时期的职业化的大型剧团，它们演出的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大雷雨》《原野》《钦差大臣》等，显示了骄人的成绩，故饮誉上海。
这一时期，中国有了自己的优秀导演，如洪深、张彭春、应云卫、唐槐秋、章泯等，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演员，如金山、赵丹、金焰、白杨、唐若青等，舞台艺术的总体水准也令人刮目相看。1937年，上海五大剧团联合公演，一位名叫亚历山大·迪安的美国戏剧家，在上海观看了演出后，对中国舞台艺术非常惊讶，他说：“表演艺术的高超与导演的优良，实予我一个深刻的印象。我曾在世界各国看过不少戏剧，但我可以老实说，我在上海所见的话剧，可以列入我看过的最好的戏剧之中。”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话剧的确已走向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