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七年的第一期《小说选刊》寄来了，让人高兴的是，里面还夹着随刊赠送的藏书票。采用邮票“四方连”的结构方式，单张规格为五厘米长十厘米宽，组成一个“六方连”，靠左边直行印上“小说选刊藏书票”七个字，右上角横印着二零零七年第一期（依次为“第一期”到“第六期”）一行黑体小字，“期”字后缀一鲜红小印，印文为阳文“秦万里”。每张边沿打着小孔，可以撕下来贴于刊物上。六张藏书票，印的是六张油画小品，皆为风景，或绿树拥路，或远山如黛，或秋叶经霜，或河上飞桥……画得十分精细传神。这些作品皆出自老友秦万里之手，不能不让人赞叹。秦万里为《小说选刊》副主编，是个眼力独具、才华横溢的编辑家，且为人笃诚、宽厚。我与他相识多年，每当酒酣耳热，他谈起此生“为人作嫁”当文学编辑，总是充满一种特殊的情愫，那种对职业的挚爱，尤为人感动。
藏书票为书籍收藏者的藏书标志，贴在书的扉页上。它通常是以小幅版画的形式，以增添书的珍贵和美感，作用如同中国传统的藏书印章，成为读书人的掌上宠物。
藏书票起源于欧洲，十五世纪时出现于德国。现存的两张最早的藏书票，都是德国人设计的。一张是乔汉斯·克奔堡所有，署名“刺猬”，规格为五英寸乘七英寸，上面一绺绶带，写一行德文，意为“慎防刺猬一吻”。据称是一四五零年制作的。另一张大约是一四八零年左右所制，二英寸半见方，画面为天使手捧纹章，是勃兰登堡家族使用的藏书票。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书籍的印制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精美，藏书票也因之推广开来。藏书家自制藏书票，还有许多画家也对此兴趣不衰。一八九零年，一位捷克画家为研究日本的浮世绘，来到了日本，文艺杂志《明星》介绍了他制作的四幅藏书票。日本画家和文人，纷纷效仿于此。
二十世纪初，西方版画传入我国时，以版画形式创作的藏书票，也开始为国人所知。一九三三年，上海作家叶灵凤，撰文介绍藏书票；一九三四年，广州版画家李桦和他创办的现代版画研究会开始印刻藏书票，在他们一九三五年出版的《现代版画》第九期上，推出了“藏书票特辑”，此中有李桦和其他五名会员的共十二枚藏书票，在该刊第十八期再次发表了一些藏书票作品。当时，不少著名作家如郁达夫、叶灵凤、宋春舫、郑振铎、孙大雨等，都有自己的藏书票。
藏书票再次在我国火红起来，是“文革”结束之后。一九八四年三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藏书票研究会”，积极开展藏书票的创作和国际交流活动。同时，一些出版社出版了一批藏书票书籍，如《中日藏书票作品选》（重庆出版社）、《一百零一人藏书票选》（学林出版社）等。
西方人收集藏书票，大约是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一八七五年，法国人波烈·马拉西出版《法国藏书票》一书；一八八零年，英国人华伦写出《藏书票指要》面世。这两部书，促进了欧美创作、印制和收藏藏书票活动的开展，一些藏书票收藏家应运而生。
中国藏书票发展到今天，已走过七十多年的历程，可说是品种丰富。按惯例，藏书票一般为十厘米至三四厘米见方，图案取材广泛，“常见的多以家徽、神话传说、英雄美人、山水风景以及书的内容为题材，也有的画一些与个人生活、工作、爱好有关的事物”。除图案之外，“藏书票印有藏书人的姓名、别号或书斋号，如‘××藏书’、‘××珍藏’、‘××书屋’等。也有的写一些爱书的词句，如‘书是我师，书是我友’，‘为心爱的书自刻此票’，等等”（李雪梅主编《民间收藏指南》）。
在文友处，我见过作家巴金的藏书票，左边刻着“巴金珍藏”四个仿宋字，画面是五根粗壮的竹子，竹林边有一背着背篓的人。《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的藏书票，画面是一片无垠的沙漠，行进着一队骆驼，下首阴刻四字“雪垠读书”。
“中国的藏书票品种繁多，有黑白木刻、套色木刻、石版、铜版、丝网版、塑料版、布贴版、橡胶版……许多藏书票撷取我国民间的剪纸、皮影、面塑、蜡染、刺绣等艺术的精华，富有中国传统情趣。不少作品则借鉴中国传统的书法、篆刻艺术，巧妙地揉进现代意识，散发出强烈的时代气息。它们折射出我国民族意识与审美观念的光芒”（李盛仙《“纸上宝石”——藏书票》）。
藏书票如何收集到手，因为它还不可能大量出现在商店的货柜上，也不像公开出版的邮票标有面值，《民间收藏指南》一书中，介绍了几种方法，可供参考。其一，两年一届的藏书票展览会，在会上可以订购自己喜爱的作品，因藏书票无面值，展览会可定出合理的价格。其二，向藏书票的制作者直接订购。其三，向中国藏书票研究会（北京中央美院版画系）函购。此外，收藏者之间，可以互相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