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美学强调了诗、书、画、乐的合一性，强调了生生、仁仁、德义、礼智的和合性和圆融性。唐力权：《周易与怀德海之间》，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6—70页。这样，新儒家美学价值形态，就有内在的融通性。从新儒家美学出发，无论社会如何发展，科技如何进步，人内在的那种充盈的德性不应改变，保持这种和谐的圆融的美学品格，人就不至丧本，也不至丧失其自由精神。新儒家最重诗歌、音乐和绘画的启悟性境界，诗、书、画、乐的合一性，就成了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基本特质，其中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充满自由主义和神圣主义精神。新儒家美学思想，弘扬了中国古典生命美学的根本精神，又与中外文艺美学获得了深刻一致性，所以说，新儒家美学，代表了当代中国美学的自由智慧。对于新儒家美学价值形态给予充分评价，对于当代思想界来说，显然准备不够，但是，随着本位话语观念的展开和中华民族美学思想的现代建构，人们已开始认识到新儒家美学思想的重要性，所以，走向新儒家美学，追随新儒家美学，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自由选择。现在的问题是：在新儒家美学之后，中国美学何为？当代中国美学到底应该如何发展？现代美学，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当马克思主义美学价值形态，形成了稳定性结构之后，也面临着如何发展的问题。西方的语言学美学、生命美学、现象学美学、存在主义美学、结构主义美学、弗洛伊德主义美学、解构主义美学，在形成了一定的稳定性结构之后，也面临着如何突破和如何发展的问题。如果美学价值形态和美学思想，没有新的突破，那只能视之为倒退，在文艺美学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我们必须有新的探索。
在新儒家美学之后，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么在新儒家美学之后继续走新儒家之路，要么在西方美学的立场上来改造新儒家，要么以马克思主义美学来改造新儒家美学。总之，在方法上，不外乎东西方美学视野的融合；在根本精神上，则不外乎生命精神的弘扬；在时代特色上，则必须把握时代文化精神的命脉。如此看来，以时代文化精神，来充实和改造新儒家美学，以东西方多元化美学价值形态，来改造新儒家美学价值形态，就成了当然选择。但是，改造这一文艺美学思想价值形态的任务非常艰巨，不容乐观。新儒家美学，虽是本位话语，但是，他们似乎并未对中国文艺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那种试图包孕古今的思想倾向日见空疏。就思想立场而言，他们坚持的是文化保守主义，却无法解决现代人的生命困惑问题，因此，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杜维明、唐力权等新儒家的诗学与美学，带有一定的封闭性特征。在我看来，如何理解和发展熊十力、宗白华、钱锺书的哲学、美学和诗学，可能是超越新儒家思想，创建新的思想价值形态不可绕开的问题。认同多元，创造多元，守卫中国美学的根本精神，创造新的本位话语，成了当代中国文艺美学思想建构的必然选择。从中西美学与诗学的自由对话与交流而言，“生生之德”，是我们最强有力捍卫的价值原则。生生之德的原则，根源于周易，影响着中国诗学与美学的根本价值立场，而且，从现代生活意义上说，生生之德依然是不可颠覆的生命价值原则。从新儒家诗学与美学出发，捍卫生生之德，我们的美学与诗学就守住了“思想的根本”。
从诗学到美学：诗意与生存之思
3.3.1.诗学的民族性与比较诗学的内在追求
诗学，具有自己的民族性，因为其思想意念，皆植根于民族诗歌与思想传统之中。不同的民族，对诗本身有不同的理解：在中国传统诗学观念中，诗骚传统或唐宋诗风，一直被看作是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两大基本价值范式；诗言志与诗缘情，则被看作是诗歌创作的根本目的与思想动力。在希腊传统诗学观念中，荷马传统或剧诗传统，一直被看作是希腊民族诗歌的基本价值范式；诗言神与诗言存在，则被当作希腊民族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创作信念。不同的民族，其诗歌观念不同，民族诗歌的美学风貌与审美价值取向各具风韵，那么，从诗学意义上是否有必要追问：民族诗歌之间具有内在的本质相似性吗？显然，这需要引入比较诗学与美学的观念。比较诗学，如同比较文学、比较美学一样，都是20世纪才真正建立的理论科学，更为重要的是，这三者之间互有关联，各有侧重。比较诗学，是运用比较的方法探究不同民族的文艺理论之间的差异及其相互影响的理论科学，也是从本位话语出发融通东西方诗学理论，寻求独特的生命表达和精神表达的人文科学；比较文学，则是从民族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或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似性关系出发，寻求文学创作与文学精神的内在差异，达成文化与文明的形象学理解；比较美学，则是从不同民族的审美理想与审美精神价值的独特性与联系性出发，既从历史学维度寻求美学间的精神联系，又从人文学维度寻求美学的普世价值理想和生命自由原则。我们要追问的根本问题是：诗学或美学之间，在诗意与生存之思方面，如何显示出创造性智慧？
在此，我们重点考察中西诗学的差异，确立比较诗学的基本思想目标，寻求从诗学到美学的自然过渡。我们之所以要建立比较诗学（ComparativePoetics）的基本原则和理想，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确立民族诗学的自由理想，寻求民族诗学之间的诗意与生存之思的内在联系。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诗学是主体性创作意志对文学艺术的创造性法则的自由理解；从接受者的角度来说，诗学是对文学艺术作品呈现出来的语言美感与心灵自由形象的解释。一般说来，诗学是有关诗歌、小说与剧诗的理论，它就是要解释语言深处的歌声，形象背后的文明，本文构成的技艺。文学源自于心灵的想像与情感，诗学自然根源于对心性的自由之思，说到底，比较诗学，就是要显示文学艺术创作的心灵秘密，揭示生命的神圣与自由。当然，从单一的民族诗学话语出发，不足以建构真正的诗学，相反，不同民族之间诗学话语的交流对话，对于诗学的创造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就给比较诗学提供了文化合法性。
如果要深入地追问诗学的本质是什么和比较诗学的本质是什么，那么，就涉及诗学与美学最为重要的联系。诗学，从根本上说，既是诗的艺术论，又是生存诗意论，即，诗学不仅要探讨文学艺术的规律和价值，更重要的是，要探讨诗性自由的可能性，即，诗的想像与存在之关系，诗的体验与生存之关系。从生成意义上说，比较诗学的意义在于：直接突破民族诗学思想或价值范式的局限，让我们在多元的文化视野中评判诗的意义与存在的意义，评判生命本体论与生命价值论的共性与个性，即在多元综合性视野中重新理解生命文化的本质。但是，比较诗学的探究不是民族性诗学话语的平行排列，也不是各种诗学话语之间的简单比附，更不是随心所欲的拼贴和意译。比较诗学要求研究者不仅要精通比较双方的原典本义，而且要有独立的理论创新，因此，寻求比较诗学的价值坐标，就成了当代文艺理论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那么，在后现代主义诗学的话语时空中，尤其是在解构理论的敌视下，寻求比较诗学的价值坐标或深度模式是否有些不合时宜呢？在我看来，解构理论对于当代诗学的批判并不令人乐观，相反，解构理论对深度的拆解、对中心的消除以及对逻各斯的疏离，只能使他们在边缘处探索，流于生活表象的分析，从而放逐真正的人文精神。因此，诗学解释者要以人文精神为根本，面对生命世界的复杂性和文化世界的复杂性，深沉冷静地寻求比较诗学的深度模式。
诗学与文艺美学具有内在的相通性，或者说，诗学就是文艺美学的一个必然组成部分，不过，诗学在美学中具有中心性地位。这一方面与文学创作和文学解释的高度发达有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美学解释作为独特的话语方式，与诗学有着亲缘的联系，它们的解释逻辑及其对诗性自由的追求，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比较诗学与文艺美学，皆是为了寻求文学艺术创作的普遍性价值，只不过，文艺美学的解释范围比诗学更广。比较诗学的解释，是现代眼光或世界眼光的具体体现，在文艺美学的对话过程中，比较的方法获得了合法性地位。从诗学比较与文化沟通意义上说，比较自身，既有中西文艺美学价值形态之间的比较，又有审美观念与审美法则的比较。比较的最大困难是：两种不同的文艺美学价值形态之间总是存在尖锐的对抗，因为民族艺术精神风范往往在文艺封闭性中或在文化主体性中才得以形成。语言不同、观念不同、思维不同、价值形态结构不同，确实很难形成平等有效的对话，弄不好就成了拙劣的比附。“比较”，不可能把两种不同的文学美学价值形态综合成新的理论价值形态；比较，往往以文艺美学的核心问题为中心，以本源的生命体验和审美取向为线索，寻求不同文艺美学价值形态之间的相关性表达。在《走向比较美学》一书中，我已对比较美学的目的、方法、原则和价值观念，有比较深入的讨论，参见《走向比较美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
这里，我想结合现代中国诗学的实例，就比较诗学的历史、目的、方法观念和深度模式进行一些分析性阐释。从诗学的接受与创建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到，现代中国诗学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学科观念与学科话语体系的理解上，所以，新观念与新术语成为现代中国诗学的中心问题，新思想的地位高于人们对诗艺诗境的解释。事实上，中国比较诗学的形成，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事情，当时，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赴日本和西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自觉和不自觉地把中西文化精神进行比较，寻求差异，进行批判性的思想建构。就诗学而言，王国维较为自觉地运用德国生命哲学理论来解释中国文学理论，特别是对《红楼梦》和中国古典诗词进行了思想独异且极富诗意的阐释，其中，既有文化主体性意识，又有文化他者性意识，或者说，他能自觉地运用西方的诗学思想与方法，对中国文学艺术进行别开生面的解释，但是，他的思想与立场不完全是西方的，总是充满了思想的民族创造性。随后，鲁迅、周作人、胡适、林语堂、朱光潜、冯雪峰或翻译西方文学理论，或译介中国古典诗论，或进行中西诗学比较，取得了扎扎实实的理论实绩。
就这一比较诗学思潮而言，他们的主要贡献在于：系统地译介了俄苏文艺理论，鲁迅、冯雪峰、瞿秋白等，倾注大量心血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诗学著作。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可能并不新鲜，但在当时，这些无产阶级的和革命民主主义的诗学理论，对中国文学与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打破了中国古典诗学的文化封闭性解释系统，科学地阐明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复杂关系，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文艺的任务和价值观念，直接引导了中国文艺对劳苦大众的生存命运的关怀，当然，这种全新的文艺理论观，并非完全与中国古典诗学根本对立。由于这些比较诗学探索者，把中国诗学的忧患传统、批判传统和现实主义传统与俄苏文艺理论结合了起来，指明了中国诗学的前进方向，所以，它不仅在当时而且对以后的思想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47—172页。
从科学意义上说，现代中国诗学与美学，由于一代学者的努力，确实超越了古典诗学美学思想的形象化与经验性思维，使诗学思想具有了崭新的内容。运用西方诗学模式，重建中国诗学，是现代中国比较诗学重要的贡献，胡适、冯友兰、梁实秋、朱光潜、闻一多、郭绍虞等，皆在这方面有开创之功。胡适与冯友兰的比较探索，虽主要表现在哲学方面，但他们的创造性实践，对于当时的比较诗学也是有影响的，尤其是陈寅恪和金岳霖，他们就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所写的审查报告，无疑对中西思想交互的可能性奠定了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从现代诗学美学史可以看到：梁实秋主要致力于西方人性论的分析和判断，提倡浪漫主义的诗学观，体现了中国士大夫的诗学理论主张；朱光潜主要致力于克罗齐的直觉理论、生命表现理论与中西诗学的融合，他的《诗论》有关中国诗学的阐释和对陶渊明诗歌的评价，既体现了中国古典诗学的基本理论主张，又表现了西方诗学的逻辑主义立场；闻一多则借鉴西方神话理论和生命哲学原则来重估先秦到汉唐的中国古典诗史，他对中国诗学的贡献在于奠定了中国神话学和生命诗学的基本原则。还要特别提到陈寅恪，他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充分体现了中国诗学诗史合一的原则，建构了传记文化心理诗学观和诗史互证的美学历史观相统一的诗学原则。这种“诗史互证”，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第4—20页。凡此皆说明，现代中国思想家试图逃出封闭的传统诗学思维模式，使诗学本身能够更好地与政治现实、历史生活以及文明创新等时代要求结合起来，一方面使中国传统诗学的优秀思想发扬光大，一方面则使西方的自由诗学传统融入到现代中国诗学思维之中，为中国人寻求自由解放提供思想与理论支撑。
由于这些比较诗学的先驱者不仅精通中国文化而且精通西方文化，而且具有理论创见、具有生命哲学理想，因而，他们的比较诗学探索，一开始便显示了“深度的思想意向”，可见，真正了解不同民族的诗学观，是比较诗学深度模式建立的关键。就这一方面而言，海外华裔学者刘若愚和熊秉明，对中国诗学和中国书学的建构，显然是基于西方诗学美学的基本立场，同时，又真正发挥了中国古典诗学美学的思想意义。这实际上与他们面对的讲授对象有关，对于外国听众而言，讲演者必须能够提供想像中国的方式。想像中国与亲在中国有着根本区别，这也与想像西方和亲在西方有着内在分殊一样。西方学者想像中国或中国学者想像西方，从诗学与美学意义上说，使中国文明或西方文明的诗意成分得到了更好的重视。这种探索，在今天看来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开展中西诗学的真正比较，在这方面，方东美、徐复观、宗白华、徐梵澄、钱锺书、朱光潜等有开创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