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诗学的比较意识，在方法上，不外乎影响研究和平行比较两种：一是影响研究，即必须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坚持客观历史的态度就有可能做出比较深刻具体的判断；二是平行比较，即需要研究者胸有成竹，富有创见，必须同等地做出有深度的发现。这需要批评比较者的胸襟与学识超群出众，才能形成有创造性的看法，至少必须真正对比较双方的思想与文化意识能够形成通观或确立通识，因而，中西比较诗学探索极具难度。从文艺美学比较的意义上说，方东美对中国、印度、希腊、德意志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的比较诗学探索既有哲理智慧的阐发，又有诗情体验的抒发，因此，他的文化哲学探索在这种比较诗学中获得了合法的延伸。徐复观则以中国诗学为本，以中国诗学精神为魂，在中西诗学的比较中，特别强调共有的生命哲学精神，并赋予中国诗学以“诗思一致”及“仁礼谐和”的审美品格。宗白华以中西诗书画的比较为基点，以中国、希腊、德国、法国文化的亲历性体验为动力，抒情地表达了中西诗学的生命文化精神。徐梵澄主要就中国、印度和德国文化进行相互阐发，把中印德三种文化中共有的浪漫精神进行诗意阐发，特别是把印度宗教神秘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神秘体验论思想进行了相当成功的对接。钱锺书则在最广阔的中西文化诗学视野中来进行诗学的建构，比较成了他探索的基本方法，在比较探索中形成视界的融合。现代中国诗学美学，在这些理论家的探索下，已经不再只关心诗学方法论与文学革命的意义，而是转向对诗意与民族文学的诗性价值的理解。
诗意化人生，人生的诗意栖居或人生的诗化，日渐成为文艺美学与诗学的重要问题。人生如何诗化？什么样的人生才是诗意化的人生？这是自由派理论家思考的核心问题。诗化，就是把生活中美的东西保存在诗里，把生活中不美的东西滤掉，使美的东西有意向地放大。从创作意义上说，诗化就是诗歌的人生目的，也是诗学的审美目的。诗意，本来应该被看作是极为重要的文艺美学范畴或生存论美学范畴。从纯诗的意义上说，就是诗的效果，也是诗歌创作具体追求的审美效果。从生存论意义上说，诗意就是美的存在或自由地生存，它超越了世俗生活的羁绊，让人在世俗生活的重压下喘口气，能够真实地或想像式地体验自由的生活，使人生情感或身心体验获得最大限度的暂时解放，得到无尽的内心欢悦。故而，诗意这一概念，从文艺美学意义上说，可以进行如下价值规范：首先，诗意就是使日常生活诗意化与形象化，即通过形象，构造生活世界，使生活世界充满活力。其次，诗意就是把诗境与人生境遇打通，让人们能够自由地想像美好的生活。自然取境、音乐取境、山水画取境，作为诗境与艺术的基本构造方式，隐含着对生存的诗意之思与美丽想像。第三，诗意就是让生活打破常规，反抗常规，让自由的浪漫的生活景象进入诗思。第四，诗意就是梦想的生活现实对象化，使生命在神性想像中飞翔。第五，诗意就是让幻想的生活变成诗的图像，生命快乐、长生不老、青春常在、黄鹤飞仙、圣殿佳酩、神仙爱情，成了诗意化人生的审美境界，这是诗人对人生诗意化的想像。诗意、诗化、诗性，一切都是对人生的自由想像，也是对现实的自由超越。从诗歌到诗学，从诗学到美学，“诗意”与“诗化”是最重要的过渡环节。
现代中国诗学或文艺美学解释，对“诗意”与“诗化”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与此同时，科学理性意识，也一直支配着新诗学的发展。从“五四”到新中国建立前这一段时间，比较诗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解放以来的当代中国诗学，一方面承继了五四时期比较诗学传统，另一方面则由于特定的时代原因，又曾割断了与五四时期的比较诗学传统的联系，这就使当代比较诗学呈现为曲折性发展道路。必须看到，在“五四”文化精神孕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比较诗学探索者，在解放后继续发挥作用，例如，朱光潜、郭绍虞、郑振铎、钱锺书、季羡林、王元化等，就对现当代比较诗学做出了创造性贡献。郭绍虞对中国古典诗学的系统阐发，尤其值得重视，他把中国诗学中的志气说、神韵说等理论作了系统科学的逻辑阐释，显示了比较诗学的独到眼光。但必须看到：由于当代比较诗学探索者，往往很难弥合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历史裂痕，因而，在进行诗学比较中，难以避免地出现了平行比附和简单拼贴的错误，这就使当代比较诗学呈现出内在的思想危机感。现当代比较诗学的这种状况，已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在我看来，在现当代比较诗学中，最令人忧虑的两种情况是：一是中外诗学范畴理论的随意比附，二是中外诗学理论家的并置分析。前一情况涉及理论话语问题，后一情况则涉及思想价值形态问题。中外诗学有其不同的理论话语，他们分属不同的语言系统，任何理论范畴，倘若要进行跨语言比较时，必须借助翻译才能实现，而不同语言系统中的诗学范畴倘若要获得对译是极其困难的。在现当代比较诗学中，中国语言中的“再现”、“表现”、“言志”、“缘情”等范畴，存在着与西方语言中的诗学范畴的简单比附现象。这种比较的结果，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同样，把老庄与海德格尔扯在一起，把孔子与柏拉图会合，让朱熹与黑格尔对话，让尼采与庄子对话，难免不出现错误。在比较诗学中，这种并置式分析是非常危险的，这既涉及文化语境问题，更涉及思想价值评判问题。我们要的不是这种简单比附，需要的是生存论思想深度融合，诗意思维的文化间互渗以及想像异质文明对现代中国文艺美学建设的思想意义。
如果没有找到共通的生命切入点，“比较”，就会流于随意性。比较诗学活动本身，与单一的文本阐释与经典解读一样，它需要扎扎实实的工作，更需要宏阔的历史文化视野，因此，只有科学地探索，才会使比较诗学走上健康的道路。比较诗学存在诸多困境，并不足以否认比较活动本身，在现当代诗学的多元对话和文化整合中，比较的方法与会通的视野，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这种比较，不再是单一的并列式分析，更不是随意性的拼贴，而应该是以“我”为本位，以“中国文化”为本位，与外来思想交流碰撞式的多向对话语境。比较的结果，应该是深具民族文化精神特性的文艺美学或比较诗学思想的综合创造生成。
3.3.2.诗学话语与浪漫派美学精神的无尽寻求
诗学与比较诗学，乃至美学，对诗意与诗化的强调，确实显示出浪漫主义的精神要求。诗学解释，对于文艺美学的启发在于：即通过诗心证悟或诗意阐发，拓展艺术家的想像世界和艺术作品的心灵世界。从文艺美学的立场与眼光来看，“诗学”，应特别强调诗性自由的地位，强调诗性想像的中心地位，以此代替文艺美学中的核心概念——“美、美感或审美”。只有在多元对话的交流语境中，比较诗学才会显示出自身的价值。文明的历史发展到今天，任何民族的单一性话语，只能形成封闭性空间，因此，民族诗学的发展，必须在世界诗学的多向交流中，才能获得发展的动力。所以，面对现当代比较诗学的状况，一方面必须回归五四比较诗学传统，另一方面，则必须以时代的诗学命题为核心，寻求东西古今多元会谈格局的真正形成。
比较诗学的深度模式，是检验这一目标的理想尺度。在比较诗学中，“视界融合”，作为整体性思维已被普遍接受，即不论探讨什么诗学问题，必须有历史比较视野，只有在多元整合中，才能显示出世界性眼光和历史发展眼光，但是，如何进行“视界融合”，又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在杂然相许状态中进行视界融合，而必须有一个中心，有一个本位。唯有中心论和本位立场的建立，比较诗学的探索，才能充分体现主体性创造，因此，本位话语立场，是比较诗学的一个思想基点。对于当代研究者来说，本位话语立场，比任何时候都更关键。
何谓本位话语立场？它就是基于民族理想生活的自由创建与诗意阐释的民族话语意识与思想价值评判意识，即文艺美学与比较诗学创建，不是作用于西方的，而是作用于民族的，当然，我们也需要全球文明视野，更需要现代性批判意识，因为现代西方思想文化遗产已经不只是西方思想的特权，而是人类文明创建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思想意识。但是，对中国诗学或文艺美学的发展而言，如果我们企望对民族思想与价值理想，或全球思想与价值信念有所贡献，只是与西方思想家一样进行同一性思维，那么，是不可能真正做出有别于西方思想家的创造性阐释的，因为我们基于生存的文化与想像世界的方式完全不同，也就是说，我们虽然面对相同的问题，但是，却有完全不同的思想文化遗产与民族生存价值规范，故而，只有本土文明立场或本位话语立场，才是保证现代中国诗学与文艺美学可以贡献于世界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思想前提。在东西方文化中，尤其是中外文化交流活动过程中，思想的交流与文明的比较，其基本价值尺度往往是不平等的。西方中心主义论者，在进行比较诗学探索时，自然较少中国诗学的本位话语立场，而盲目迷信和崇拜西方知识价值形态和文化价值形态的人，必然忽视中西文化的平等性，将中国文化置于不适宜的地位。近代中国文化革命的一大消极影响，就是本位话语立场的丧失。只有那些深怀文化拯救使命的中国学者，才始终保持民族文化的自信力。在我看来，陈寅恪、汤用彤、胡适、冯友兰、钱锺书、宗白华、牟宗三、方东美等，深通西方文化而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重建，是他们葆有强大的民族自信力之表现。这种民族自信力，使人致力于本位话语的创造，一个民族的精神特质与另一个民族有着根本性差异，但在生命立场上又可以获得沟通。对于中国人来说，本位话语立场，主要是汉语言立场，汉语有着悠久而古老的传统，在表情达意上，创造了简易、深邃、古朴的语言特质。这种独特的话语表达，虽缺乏通俗明白的一面，但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改造，基本形成了现代汉语白话表达方法和语法价值形态。这一创造本身，是文化比较和交流的结果，这种现代汉语语法价值形态和表达式，并不足以从根本上取代古代汉语表达式。事实证明，古代汉语表达式有着独立的特质，比较诗学的本位话语，不只是包括现代汉语表达式，它同时也包括古代汉语表达式。这就是说，本位话语的建立首先意味着能自由地以汉语言来思考和处理比较诗学中复杂深刻的问题。以中国文化和中国语言为本位，这并不意味着要把西方人的现代语言改造成林琴南式的古文，而是说要把西方人的诗学理论转换成汉语言来表达。这里，应尽力避免翻译生硬化。一旦以本位话语作为基本表达方式，不仅能历史地重估中国古典诗学的价值和意义，而且能够将西方话语系统纳入中国文化视野中予以比较分析。
本位话语的建立，应该从整体性意义上发掘出本民族诗学理论的隐藏义和复杂义。本位话语意识，最为重要的问题，还是生存论意识的积极呈现，要把诗性想像变成诗学或文艺美学思想创造的重要思想源流。对于西方人而言，他们之所以不断地探讨古希腊问题，正是力图回归本源式思考，因为希腊思想家对存在的思考，对始基问题的反省诘问，对德性和智慧的追求，已经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问题，其中，蕴含着生命正义与高尚人生如何可能的普世真理与信念。在比较诗学探索中，本位话语对于民族精神的阐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从现代诗学创建的本文来看，陈寅恪、宗白华、钱锺书、李泽厚、叶维廉的比较诗学观念，之所以能引发人们的巨大兴趣，正在于这种本位话语观念的表达。
中国诗学与美学，有没有自己的本位话语？有没有自己的浪漫派？有没有自己的对生存自由的诗意想像和诗情表达？回答是肯定的。只不过，中国人的浪漫思想，不同于西方人的，尽管在内在本质上有其一致性。中西浪漫派思想，在本质上的区别，不是由诗人引起的，也不是因为诗人的生命自由理想有异，而是由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和政治文化制度决定的。家族文化信仰，等级化的社会文化制度，使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只关注家族的繁衍，只关注拥有现世的权力，结果，人身之间就形成了强大的依附关系，没有真正的人格独立与尊严。原罪与赎罪、天国与永生信仰的缺乏，使我们只在意现世的幸福与现世的权力。诗人也在出世与入世之间挣扎，当他们选择出世之思时，往往具有隐逸的思想，返回自然或赋予自然以诗意和灵性，往往是其文艺美学思想主张。中国的浪漫派，根源于道家的自然主义，而不是儒家的有为主义。从思想上，可以追溯到老庄那里；在审美人格风度上，则以魏晋作风为宗旨；在文化气象上，则以盛唐文明作为价值理想。中国现实政治权力的君主制基础，使得帝王权力独大，在文明制度中，一切权力源自君王的赐予，这就形成了中国政治权力的从上到下的“任命模式”。权力的依附性，使得权力之间的结构，是以下对上的顺从为根本；权力的现实利益，使得权力之间充满了交换和依附关系，最终，一切权力要以个人利益的最大满足为根本。这是丛林法则下的自然政治制度模式，不是基于公正自由与平等的文明政治模式。中国古典诗人，始终走不出这个困境，所以，他们的浪漫之思也只能在隐逸与致仕之间徘徊。现代中国诗学，在面对古典中国遗产和西方文化遗产时，以扬弃中国专制文化信念为基本动力，以崇尚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为旨归，形成了一些浪漫之思，显示了自己的思想取向，从而，使得个性自由解放成为现代中国浪漫派的诗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