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从审美语言意义上说，确实对中国文化传统形成了根本性的革命，这一革命的积极意义关键而重大。人生活在话语的世界中，必然受制于话语，现代汉语是通行的话语方式。语言的现代化，是因为话语交际的实际需要，“五四”以来的现代汉语言方式和文学理论变革，是以“我手写我口”为原则，这一原则，决定了思想者话语表达的实用化倾向。有些复杂的精神问题，又不是口头话语能够表达的，口头话语易懂、易于交流，但是，对于复杂隐晦的思想表达，却有其内在困难。再说，思想有其历史连贯性，思想有其文化的根、历史的根，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是断裂的。在大多数人看来，古代汉语只是思想的外在装饰，一切以现代汉语表达为准则，仿佛文章写得愈通俗明白，愈接近口语愈好，于是，古代汉语及其所承载的人文精神也一齐被遗弃了。这种接近口语的现代汉语表达，对于科技文章的写作具有实际的意义，清晰明白，论述完整。这种语言的实用化倾向，标志着科学表达的进步，而且，这种口语化的现代汉语，在思想表达过程中，曾带来了文化的清新之风。例如，毛泽东的理论话语，不仅表达了深刻的革命思想问题，而且使这种晓畅易懂的话语表达，能够指导中国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这说明，现代汉语的精粹简练表达，有利于思想的传播，但是，与古代汉语的隔离，就是与古典思想的隔离，因此，恢复本位话语，意味着对民族的全部文化遗产的充分重视。
对于“五四”一代学者而言，他们都有深厚的古代汉语修养，因此，当他们用现代汉语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既具有现代思想的韵律，又带有古代汉语的灵性，朱光潜、俞平伯、宗白华都是成功的范例。在他们的文艺美学话语表达中，具有比较浓郁的民族文化精神。现代汉语创造，在他们那里，自由而且具有生命力。对于没有古代汉语修养的新一代学者来说，现代汉语表达失去了思想根基，因此，在思想表达过程中，语言所负载的信息和思想容量大大地减退了。事实上，为了拉长篇幅，许多人不惜用浮词赘句来表达，这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中，也是十分流行的倾向。批评是粗糙的，批评的话语也是粗浅的，这种倾向，是现代汉语口语化、平面化、大众化对思想表达的损害。为了弥补这一思想表达的缺陷，“五四”以来，现代汉语表达中又形成了欧化语言风，本来，现代汉语语法的建立，是以欧美语言为基础的。从语法结构上，可以看出两种语言的不同特性，大多数语言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由于对这两类不同语言有真切的体悟，因而，找到了一条现代汉语欧化的可能途径。现代汉语的欧化，使思想本身负载的信息容量加大，与此同时，语言的可读性也降低了。欧化语言带来的效果是：有时人们读了一大段现代汉语，却理不出一个思想头绪。这种欧化汉语，不只是使思想表达晦涩难懂，同时，它还使现代汉语表达者，在思想上也认同西方传统，并以西方思想原则作为衡量中国文化的标准。当初，语言革新者和文化革命的先驱，是想砸开古代汉语束缚中国人思想表达的索链，其反叛行为本身完全可以理解。许多人正是站在思想解放和文化进步的立场上，来看待现代汉语诞生的，但是，人们并未真正理解这些变革者的用心，他们虽反对“信古”与“仿古”，但从来就没有表示过“弃古”。鲁迅、胡适的思想话语，是对中国文化乃至西方现代文化话语的创造性表达，但是，他们的话语表达，既有古典汉语的韵律，又有现代语言的创新性。在鲁迅、胡适、梁实秋、俞平伯、冯友兰、朱光潜、宗白华那里，我们真正体味到现代汉语的精华，看到了古代汉语新生的希望，同时，对那些坚持中国古典传统的学人，也应抱同情之理解。
总体上说，“五四”一代学者对古今汉语的现代转换，进行了艰难而又成功的尝试，而当代学者则未能坚持“五四”学术传统，这就致使今天的学者们普遍感到本位话语的丧失，进而，深刻地体认到，由于本位话语的丧失而带来的中国古典人文精神的失落。因此，呼唤本位话语观的建立，呼唤人文精神的归来确实是迫在眉睫的一件大事。时代的转折，中西文化的交流，我们已认清了形势。当代学者已有相当多的人开始重视国学研究，开始意识到找回真正的“五四”文化精神的重要性，开始重估王国维、熊十力、梁漱溟、陈寅恪、冯友兰、牟宗三、方东美、汤用彤、闻一多、朱自清等一代文化大师的思想成就。“魂兮归来”，当代学术精神和文化精神，已发生根本性转变，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现代文艺美学价值形态的重建又找到了希望。语言不是外在于思想的，而是思想本身，因此，本位话语的提出，绝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现代文艺美学价值形态的本位话语，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应以中国古典语言为根基，以现代汉语为表述形式，融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为一体。这不仅可以使人文精神获得内在地贯通，而且可以使现代语汇有着广阔的选择域。语汇的丰富，必然带来思想表达的自由。事实上，“五四”一代学者，就是坚持这样的本位话语观。非汉语话语在转译成现代汉语的过程中，一旦以整体的中国语言作背景，思想的传达和创造，不仅自由，而且充实。现代文艺美学价值形态的重新建构，就不能仅以西方著作的几个范畴的中译为满足。从现代思想价值重建与审美价值重建的意义上说，文艺美学的话语革命，只是思想的表象，现代思想价值重建与中国古典价值观重估才是我们的根本性问题。从文艺美学意义上说，自由思想重建与生命价值重建，是现代思想的重要任务，现代文艺美学价值形态的平面化、简单化，实质上，就根源于思想价值的单一化。如果从中国文化语汇中去捕捉那些表达美及其审美体验的语汇，再与西方美学价值形态进行对话，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属于当代中国的美学思想，那就会显示本位话语的力量。胡适、宗白华、方东美的美学创新，都得益于此。思想的话语流得以激活，这种话语流，又有其丰厚的积淀，由此，开导出的现代文艺美学话语，必然充满创造力。思想问题的艰深探索，任何话语表达方式总有局限性，而同一问题的不同话语表达，则是无限的。现代文艺美学，一旦把古代美学话语和现代美学话语融通合一，就会找到思想表达的广阔途径。语言是思想的表达，在找到了语言创造的可能性前提之后，还必须找到思想的纵深道路，这与思维有关。中国人的思维倾向，要么是直观思维，要么是神秘思维，这种直观思维，表现为思想的平面化，眼见为实，以个人经验作为衡量思想的尺度。一旦他者的思想超出了个人思维的限度，超出个人经验的限度，对于不理解的事物、与个人现实经验相冲突的新生事物，不少论者往往就以为错误。这种自以为是的作风，难免使自己的思想受到过多的局限；那种神秘思维，则把一些深刻的问题用一些神秘含糊而又笼统的概念加以表达，例如，“有无之辨”，仅局限“有”与“无”这两个范畴；“天人合一”这一思想命题，则只忙于解释“天”和“人”的语义内涵。思想，表面上在这种概念辨析中留存，实质上，则在概念的条分缕析中消逝。
人们习惯于以终极的圆满与总体的和谐来消解矛盾，抽离问题的全部复杂细节，这两种思维，都不利于未来中国美学价值形态的重建。精神的问题，必须通过现象的深刻解剖来解决，任何解决都不可能是圆满的。人不是神，人观察问题总有其个人局限性，这种个人局限性，常常也带来了个体的独创性。现代文艺美学价值形态，不是某一个人能建成的，它需要无数人的智慧构成合力。就我个人而言，我想以生命哲学作为基点来探讨文艺美学思想的自由可能性。在反思视阈中，生命具有多重意义，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需要吃、穿、婚配、性、繁衍，这种生命是通过血液循环、新陈代谢来维持的，生命毕竟不只是生物化运动，它还是社会化、精神化的运动。从整体的自由的人性出发，生命哲学涵盖了生命的全面本质，中国文化的多维性，可以视作生命哲学的不同展开方式；只有把生命的生物性和生命的社会性和精神性统一起来，才能真正揭示生命的意义。生命躯体的每一个机能的正常运行，保证了思维的自由、记忆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中国古典生命哲学，不是从某一方面去理解生命活动，而是从一整体出发，从多方面去探究生命的真理。
继承“五四”思想传统，如果从文艺美学出发，意味着需要通过诗歌、音乐、哲学、宗教等的自由综合，对生命做出深刻的美学阐释。与此同时，从生理、修身、养气、运动等意义上去理解生命，可以赋予文艺美学以新的思想解释。心理学意义上的“生命”，则只关注意识活动，审美活动中的美感体验，虽与生命活动相关，但又独立于生命活动。中国人从生命本体论意义上，给美学提供了最丰富的思想，例如，气、力、神、韵、生生、易、实践、功夫、体验等，相反，在意识活动方面的理解，则略显不足，一些常用的范畴，如心、性、情、理、志等太简单笼统。西方美学思想，在这一方面极富创造力，且不说冯特、艾宾浩斯、弗洛伊德、荣格的出色解释，单说胡塞尔、杜夫海纳的现象学阐释，就极具意趣；这种心理本体论和生命本体论的和谐，能够解决十分复杂的审美问题。中国文艺美学，只可能寻找综合创造之路，即一方面承继中国儒家、道家思想传统开辟出现代中国美学的新型话语形式，以中国传统生命哲学和审美道德论作为重要的价值支撑，另一方面又必须承继西方思想的优秀传统，强调对文艺美学的知识分析与本体阐释的内在统一。这是“五四”一代学者走过并且取得了思想实绩的道路，我们今天必须重新评估其真正的价值，不要过于集中于传统思想的批判，因为传统思想的“劣质成分”，可以通过冷处理让其自动淘汰，而不必以批判传统思想的劣质部分为根本目的。只有张扬了本民族的优秀价值传统，才能使民族的优秀思想与文化得以发扬光大；我们应该看到自贬自抑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所带来的深刻精神危机，因为民族文化或文明的自贬，往往使民族思想价值的真正自由的部分被遮蔽，相反，我们应将民族文化生活的自由价值发扬光大。我们需要的，不是正视民族的劣质文化，而是要充分正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实际上，这是美学的根本方法论与目的论之一。
从“五四”文化传统对人的自由与生命，对国家的民主与自由建设的重视上看，在解决了中国美学的原创性与现代性问题之后，如何建构基于中西生命哲学传统和审美道德论传统的现代中国美学，就成了我们的首要问题。“文艺美学”的首要任务，自然是要系统地考察审美活动的过程、审美活动的本质、审美活动的功能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文艺美学始终要面对精神的丰富复杂性和生命的感性体验与自由想像问题，把审美与生命紧密关联，揭示其内在的过程，是文艺美学的根本目的。美学价值形态的重建，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思路，我最为关切的问题是：什么是现代美学价值形态重建的现实思路？重复只能导致美学的倒退，任何价值形态都必须获得新的发展，现在乐于采取文化调和与文化综合的方法，“调和与综合”似乎是当前的唯一选择。无论是新儒家美学价值形态，还是德国生命美学价值形态，都只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水平，虽然新儒家美学是当前值得效法的目标，但最终必须形成根本性超越，试图从文化调和与文化综合的立场上，去讨论未来文艺美学价值形态的建构问题。正如黑格尔所言：“创造，是很难从人们心目中排除的一个字眼。”创造，实质上，是摧毁与建构的统一。美学理论创造亦然，对传统的和现行的美学价值形态进行怀疑和批判，选择新的观念和立场，选择新的方法，重建文艺美学，这就是创造。事实上，谁也无法保证自己的美学建构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只有关于问题的思考和问题的悖论，能激起人们的探索兴致。因此，任何美学创造，只能视之为历史环节或历史的中间物，为美学走向未来开路，这种思想文化背景，决定了对传统美学的历史性认识。经典性美学，奠定了未来美学的可能出发点；经典性美学，需要在整体思维背景下进行重估，于是，现行美学价值形态必然成了直接怀疑对象。
现行美学价值形态呈现出两种结构：一是把美学理解成确定性的知识价值形态，它以逻辑作为思维起点和终点，以概念作为思想动力，因而，这种美学结构，被抽象为一个知识价值形态。从实际效果来看，这种思想逻辑是线性思维，它抛开了问题的全部复杂性。二是把美学理解成社会价值形态和文化价值形态的翻版，正因为如此，它以描述当代审美现象为主，冲破了美学的知识结构，而代之以大众美学话语价值形态，由关心中心到关心边缘，由关心本质到关心现象，由关心历史到关心思潮。这种社会文化价值形态的美学结构，虽也可视作现代性价值形态，但这种泛化，实质上是对世俗、庸俗、通俗的投降，而失却了对美学问题思考的全部深度，以深度模式的丧失来换取现象描述的狂欢，这就必然引发“回到事物本身”的问题。未来的文艺美学，应该在文化价值形态和精神价值形态的维度上予以重建，这种重建工作，可以视作文艺美学发展的导引。它一方面植根历史，一方面又要面对现实，把人的内在精神和内心过程，置于一个重要的维度上，与“拆解深度模式”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相抗衡，使美学恢复它本有的庄严性和深邃性。在后现代主义文化取得暂时性胜利的今天，这种重建工作显得特别必要，它需要进一步强化并恢复审美主体的“主体间性”，创建一个“交流语境”，在哲学、宗教、心理学、文化学和艺术学的深远视野中，恢复“美学的尊严”。如何确立生命在审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如何确立生命活动本身的审美意义，就成了文艺美学的中心问题，因为生命问题，不论在中国美学中，还是在外国美学中，皆具有中心性地位。美是生活，美是生命自由的象征，美是生命的自由创造，这些命题，无不是讨论生命在美学中的地位，显然，这是文艺美学的目的所在，也是捍卫中国本位话语思想传统的积极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