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坚持这种学者的立场，才能形成文艺美学的真正问题意识；在历史交流语境中，思维必然形成对话思维、立体思维和人类思维，必定能契入到问题中去。流于观念表层结构，热衷于时尚性问题的简单判断，那是由于学者思想态度的偏向，才导致问题解决的形式化和政治化，导致问题解决的封闭性、霸权性和时尚性。问题的发现和问题的解决，必须以科学的精神去对待，因为只有以科学的精神，才能真正契入到问题的本质中去。理论话语总是有一定的阶段性，事实上，理论话语也有休克的过程，理论话语有假想性死亡过程。文艺美学的真正问题却不会死亡，问题总是常新的。例如，存在问题，古希腊时期有解释，罗马时期也有解释，哲学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总是具有时代特征。当人们把存在问题作形而上学处理时，海德格尔却有自己独特性的解释，他不再把存在与主体对立起来，而是消解主体，确证“人在世界中”。他从尼采思想，从荷尔德林、里尔克和彼特拉克的诗，从凡·高绘画出发，通过诗性体验来讨论存在问题。作为哲学的存在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其独特的理论话语，文艺美学也是如此，问题是存在的，关于文艺美学问题的阐释，却存在不同的本位话语。西方文艺基本问题的发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早已奠定了基础，事实上，西方文论的主要问题，是艺术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由此，形成三个相关的基本问题：摹仿、表现、形式。关于这三个基本问题，还有再现、主体、客体、语言、想像力、趣味和天才等相关问题，这些问题，共同构成文艺美学思想一个旋转轴心。西方文论不同时期的历史话语，都是关于这些基本问题的展开。抓住了这些基本问题，也就掌握了西方文艺美学的谈论方式，由此所形成的不同的本位话语，都是有意义的。通过这些本位话语的构建，可以促进文艺美学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事实上，关于这些基本问题，西方文艺美学的本位话语并不是平行的，而是有所侧重的。在一个时期，摹仿论及其相关观念占有思想优势，而在另一个时期，则是表现论和形式论占主导趋势。对这些本位问题的探讨，实质上，是对文学艺术本性的重新发现和重新阐释，因而，亚里士多德、康德、尼采、巴赫金、巴尔特、德里达，在本位话语的建构中，总是获得新的阐释和谈论方式。因为这些问题意识，始终悬置在理论家面前，他可以通过本位话语表达的方式，去作出属于个体独创性的解释，基于此，他才显示出思想创造的可能性。历史的话语，可以借助新的形式复活；现代的文艺观念，又可以在批判性分析中被证伪。本位话语，总是关于文艺美学问题的阐释，因而，本位话语的独创性，不仅表现在学科建设之中，也表现在多学科的交互渗透之中。
中国文艺美学中的本位话语，虽然没有西方文论那么系统，但文艺美学的问题意识还是明确的。中国文论的本位话语，带有泛价值论和泛道德主义的倾向，同时，又具有唯灵论和神秘主义倾向。从前一思路出发，中国理论家对文艺本性有着独立界定，这便是言志和缘情问题，“言志”与“载道”相关，“缘情”与“体物”相联。这种文艺本性观，虽一直占主导地位，但是，在中国文艺美学本位话语中，似乎一直是外在于文学本身的。中国人在根底上倾向于从神思、神韵、韵味、风骨等方面讨论文艺问题，这种人化的生命化的批评，显示了中国人对生命本身的关怀。一切文学艺术活动，最终都服务于生命本身，生命问题与存在智慧，才是艺术的根本问题。至于言志、载道，并不是艺术家所真正关怀的问题，更谈不上艺术与生活的美学关系，人与世界的认识关系。由此可见，东西方文艺美学的本位话语，有其根本差异，这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认识论和价值观的差异，导致东西方文艺美学的真正分裂，因而，中西文论的本位话语有着根本差异。虽然我们立足于东方话语，或立足于西方话语，都可以在民族文化和诗学中虚构出一套相似的话语价值形态来，但是，在价值理想与美学目的论上却有着根本性冲突，这种冲突，给当代文艺美学“本位话语”的重建提出了根本性难题。
当代中国文艺美学呼唤本位话语，首先就面临着这种思想冲突问题。从客观实际情况来看，从“五四”以来，中国文艺美学的主导倾向，是受西方话语系统主宰的。20世纪50年代以前，俄苏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和英、美、德、法文艺美学思想，处于多元并存的格局。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文艺美学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话语系统为主导，特别是以毛泽东的“政治决定文学，文学服务于政治”的思想原则为价值核心。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形成多元并存的格局，而且，中国古典文论的重要性，得以重新进行价值反思与方法论的重建。在一个时期内，中国古典文论一直处于受冷落的境地，事实上，在中国现代文艺美学话语的现代性追求过程中，人们不自觉地以西方文论的话语系统和言说方式，代替了中国本土文艺美学。这就是说，作为本根的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话语，实质上，处于“半休克状态”；作为当前本位话语的文艺美学，严格说来，是一整套西方话语系统。这种漠视本根的本位话语情况，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呼唤本位话语的建立，直接目的就是这种本根的本位话语系统的复活和振兴。
前面我已谈到，东西方文艺美学理论话语，是两套根本不相容的话语系统，人为设置的本位话语以及对“问题意识”的关注，只能是中国的或西方的，亦中亦西的本位话语，目前是不存在的，也是很难沟通的。因此，从中国本根的本位话语出发，可以形成对西方文论的“东方认识”；同样，从西方的本位话语立场出发，也可以构建对中国文论的“西方认识”。刘若愚的《中国诗学》，就是站在西方文化认识的立场上构建的中国诗学话语，这其中有不少创造性成分，但是，与真正的中国诗学仍有很大距离。目前，中国文艺美学的本位话语，就是站在西方本位话语立场上，通过本文解读与价值反思所形成的对中国文论的“西方认识”。这种“西方认识”，外在于中国人的生命观念，外在于中国人的内在生命意识和价值原则，真正的融合存在困难，是这种“西方认识”的失败征兆。有的学者主张全面革新中国人的思维观念，这种想法，不太符合实际，因为思维观念的形成，不仅是主观的产物，还是由历史、文化、风土、地域、集团意识、文化遗传等十分复杂的民族意识和生命意识所决定的。可以学习和训练西方式思维，但在大多数人的思维的深处，依然不得不坚持东方式思维原则。思维观念和思维方式，是历史文化造就的宿命，无法根本得到克服，因而，东西方本位话语，也就显得水火不容，势难沟通。在这一点上，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有着重大区别。自然科学是发展性的科学，前沿的就是最好的，过去相对现在而言总是落后的，故而，对科学历史的超越，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前提；人文科学则不然，古老的思想不会死去，它永远可以给人以生命启示，现代性思想，如果缺乏真正的历史感，迟早会死去。事实上，多少当代性现代性思想已成为明日黄花，单一的思维方式的转换，只能形成对中国文论的“西方认识”。只有正视思维本身，而在问题意识上有新的创见和突破，才能真正形成中国文论的“本位话语”。
文艺美学的本位话语，必须是以中国文化为本根的本位话语。在这种本位话语观念下，重建中国文艺美学的问题意识，才有可能确立真正具有民族性的美学和诗学理论系统。
既然当代文艺美学的本位话语的本位观，必须是中国本根式的，那么，如何以这种本位话语来讨论中国文艺美学的“问题意识”？这里仍充满悖论。因为我目前的谈论方式依然是“西方认识”，而不是“东方认识”，但是，无论如何，文艺美学的问题意识，应有别于西方诗学。在东西方话语系统中，钱锺书的本位话语，代表了中国文艺美学创新的可能性，代表了古典性向现代性转换的文艺美学的“问题意识”。钱锺书不仅对中国文学是“中国认识”，对西方文学也是“中国认识”，这是立场的根本转换。钱锺书指出，“人之较量事物，复每以共言、众言为真，而独言、寡言者为妄，觉众共之可信恃，优于旁独”，在这种情况下，“造艺须一反寻常知见之道方中”，认识“迥向真知”，也“当旋转日常注意”。看来，这种本位话语观，与中国文艺美学特有的问题意识的开发和建构，绝不是轻易可以造就的。在当前思想状况下，如果说哲学本位话语的重建，是如何消化熊十力、梁潄溟、牟宗三、冯友兰的问题，那么，文艺美学本位话语和问题意识，就是如何消化王国维、梁启超、鲁迅、钱穆、陈寅恪、朱光潜、闻一多、吴宓、钱锺书的问题。至少在目前，少有人不将此视之为畏途。现在所理解的本位话语和问题意识，实质上，完全受制于“西方认识”，“中国认识”则被大多数人所放弃。从这种现状来看，钱锺书诗学思想被学术界重估，应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的事情。“西方认识”，在目前处于主宰地位，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这是许多人在20世纪初选定的道路，直到20世纪末才有人提出怀疑。胡适、冯友兰、牟宗三、李泽厚等的思想实践，都是这种西方认识与东方认识合流的理论实践。以“西方认识”来改造中国文化，从而达成与西方文艺美学的对话，这种对话，实质上，是以东方迎合西方的对话方式，是舍本求末的方式，因此，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复古主义在今天又有了新的估价意义。
事实上，年轻一代已经不可能以中国文化为本根进行本位话语创造，进行本位问题研究，我们差不多完全习惯于以“西方认识”来整理中国文化，代替本根性的本位话语，因此，关于文艺美学的问题意识，已不可能回避本根性本位话语。处于这种思想的十字街头，当代文艺理论工作者的内心困惑和精神困惑是必然的。从内心里，我们可能抗拒西方的本位话语，从实际上，又只能接受西方的本位话语。实质上，已预示着深刻的精神危机，因为借助西方文化，并未真正改变中国文化，所以，从中国文化自身开刀，寻求自身的文化拯救策略，便被上升到一个焦点问题上来。当代文艺美学的“问题意识”，当前被特别强调的，有“大众文化”问题，大众接受问题，“当代性”语言问题，无意识与自动意识问题，超验思维与怪异思维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建立在“西方认识”基础上的。我们不可能以表层的中国文化，来改造这种“西方认识”和“西方思维”，同时，又不可能把西方认识和中国生命观念真正统合起来。
问题展开至此，亦不是我当初想像的那么简单，也不是某些学者所选择的变革方式。寻求本根的本位话语，必须放弃西方认识、西方立场，以“中国认识”代替“西方认识”，这样，重建本根的本位话语，必须从头接受训练。世界文化虽日趋自由交流与自由对话，但西方文化的霸权地位和主宰地位，已漫无边际地悄然渗透到文化的根深处，一百多年的渗透造就了今天的一代。寻找本根的本位话语，茫无涯期，因此，只能选择“西方认识”来重构中国文艺美学的“本位话语”。显然，这是为“五四”一代学者所开拓的现代道路之必然延伸，也是人们所认同的新儒家美学价值形态的当代价值。问题是，在此之后，中国文艺美学探索如何才能真正赢得西方学者的尊敬和重视，中国学者的文艺美学观念如何才能提供属于民族的独创性智慧？看来，问题远未如想像的那么简单，本位话语的建构应成为必然，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
2.4.4.当代中国美学：继承和发展五四传统的必要性
当代中国文艺美学为什么要回到“五四”？这是令人不解的问题。不少学者发现，就现代学者对西方哲学、美学与诗学的翻译与解释水平而言，早就超过了“五四”一代学者，因为“五四”时期最优秀的学者对西方著作的翻译和理解都是有限的，但是，自1950年以来，现当代学者对西方思想的理解要深入得多，当然，“文革十年”的政治文化大破坏，阻碍了中国人对西方思想的真正学习。尽管如此，从思想建设成就而言，从重要思想成果而言，当代学者依然比不过“五四”一代学者的创造，这特别表现在对民族文化传统的理解上。当代学者可能对西方思想的翻译与理解超越了“五四”学者，但是，对民族思想传统的理解则显然不如“五四”时期的学者。从本位话语传统和本土文化经验而言，思想的创造极其重要，所以，“回到‘五四’”，就是要重估“五四”传统。“‘五四’传统”，不只是新文化运动传统，也是对民族精神捍卫的传统，不只是民主自由科学的传统，也是寻找民族文化自信力的传统。它是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是在民族价值需要自由重建时期形成的新与旧、激进与保守相冲突的特殊思想形态。我们所说的“五四”，不只是对激进思潮的肯定，而且也是对那个特定时期思想多元交锋，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寻找出路的多元思想姿态的肯定。
“五四”时期激进的文化思潮，自然是有价值的，但是，他们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极端否定，也产生了不好的后果，即不尊重民族文化传统，恣意破坏民族文化传统，它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后来的文化灾难。事实上，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大破坏是极其可惜的，文化的破坏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政治制度变革，这说明，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完全可以兼容并包，即让新旧思想并存，全面形成思想共识，在政治经济方面，以普世价值为中心，或者说，以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为经验，而在民族文化与艺术上，则要保存自己的民族文化精神传统，事实上，这两者并不必然矛盾。新文化与新时代的创建，并不必然要破坏传统的文化遗产，特别是建筑遗产和宗教遗产，然而，我们以民族文化与民族传统精神价值的极大破坏为代价，才换来了思想的革新与经济的繁荣，而在经济复兴的时候，我们更怀念民族文化遗产，更期望民族的现代化成果能够不被破坏，这就需要文艺美学的创造为民族的精神生活信仰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