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美学思想，每个审美解释者也有自己的审美思想认知，正是由于多元美学形态的自由表达，人们往往可以从中找到美学独创的意义。当人们过于强调某种审美价值形态时，它本身就造成了美学思想的内在制约。对审美自由价值形态的强调，应该是对美学思想独创性的寻求，而不应是外在形式结构的语词演绎。许多美学思想探索者已经看到：对美学的思想结构形式的过分强调，往往直接阻碍了美学思想的发展。人们还发现，原初的美学思想表达，大多是断片的、直观的、诗性的；这种美学思想的原创性，不是外在的而是潜藏的，因而，那种过于强调外在形式的理性思维方法，在现代美学思想视野中受到了强烈挑战。
由于思想的价值形态或体系这个概念，带有形而上学的意味，所以，在现代人的思想活动中，也就带有了贬义，许多西方现代哲学家干脆“拒斥体系”，称其美学思想为“非体系的”，并把“反体系”视作反形而上学的重要途径。美学思想的建构，不是仅靠主观努力就能完成的；真正的美学思想的构成，是美学思想演变的历史结果。一个人的美学思想，在历史形成中是存在着矛盾冲突的，由于思想价值形态往往指称一个确定性和封闭性美学思想结构，因而，许多美学思想家，宁可使用美学思想逻辑结构，而不愿自称美学思想体系。对于中国现代文艺美学思想的建构者来说，一方面必须直面强大的古代美学思想的历史，另一方面又要受到康德以来的西方美学思想学说的深刻影响，因而，文艺美学思想的建构，一直是许多学者努力的目标。由于当前不少美学思想形态的建构本身缺乏原创性，而且，依照中西美学思想模式建构起的美学，大都只有一个空洞的思想概念框架，因此，现代美学思想本身，便受到不同程度的怀疑。诸种僵化的美学思想，对美学思想创造的制约也非常突出，所以，对现代文艺美学进行“价值重估”就成为必要。
1.1.3.通往审美主体心灵的解释路径
如果把文艺美学看作是一个开放的思想系统，那么，它就既可以思考具体的文学艺术的精神问题，又可以思考文学艺术的形式问题。文艺的心灵或文艺的精神，是艺术的生气灌注性，它寄寓在具体的文艺作品中，同时，又深隐在文艺作品之形象中。精神（Spirit）和心灵（Soul），是艺术家原创性的审美思想的感性具体的表达，它可以是艺术形象，也可以是生命价值体验和审美判断，它是艺术之所以具有生命价值的最关键因素。当然，它也可由哲学家或美学家进行理性分析和总结，从而形成理性的思想结构。艺术的精神，永远具有自己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特质，需要智慧的心灵予以开掘和阐发。艺术的精神，是艺术的深度思想空间所在，也是对艺术的生命观照和内在反思的目的所在。
文艺的精神是不可见的，它离不开艺术符号的具象或象征式表达；理论家的审美艺术精神表达，必须借助艺术形象自身才能获得深刻说明。在现代文艺学中，许多人在把握艺术时，总是喜欢从“内容与形式”这一概念入手去分析，但是，在我看来，把文艺作品拆解成内容和形式总是使人难以接受，因为它不同于具体的器物，也不同于器皿的包装，有一个本体和一个外壳。文学艺术表征出来的，是“艺术的精神形象”，这种艺术精神，与艺术语言、艺术的形象和艺术的形式不可分离；也就是说，真正的艺术不是内容与形式的组合，而是精神与形式的统一。从文学艺术精神的这种不确定性界定中，可以看出，文艺美学自身具有交叉性和包容性，事实上，这也给文艺美学的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性。它所涉及的，必然不是一些平板的问题，总会是一些新颖而独异的思想观念。这样，“文艺美学”对文艺心灵的阐发，也就具有了沉思性品格，同时，有关文艺心灵的证悟，也就显示出诗化哲学的意趣。这样的美学思想理路，是极具魅力的，它比单纯意义的文艺学解释和美学解释，更能提供给人们新颖独特的美学思想启示。这种文艺美学探索，是个体生命体验的自由开放，也是个人智慧的诗性闪光。
现存的文学艺术的理论分析方法，对于重建文艺美学是具有影响的，因为在文学原理之类教科书上，有些人把语言、句法、修辞、叙事、技巧等看作是文艺的形式，而把主题、题材、美学思想、形象看作是文艺的内容，这似乎已经约定俗成了。显然，这种二分式归纳方法（dichotomy）有些牵强，因为它把艺术自身这个完整的生命体分离开来了。在我看来，可见的艺术作品，就是生气灌注的精神与形式的统一体。这种生气灌注的形式，包容着艺术的韵律，寄寓着创作主体的艺术心灵。对于接受者而言，与艺术本体之间的交流，不仅是人对艺术符号的感知体验活动，同时，也是接受主体与创作主体之间的“主体间性交流”。这种主体间的交流，就是精神的交流，艺术的符号或艺术本体，在此，变成了交流的对象和媒介，变成了精神的对象化方式。
艺术的精神具有主体性，这种文艺的主体性，是艺术的充实与空灵的表现。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之间的默契，有可能达成心与心的交流，因而，精神与形式的统一在于：精神必须借助形式来表达，形式必须包容生气灌注的精神，才会具有活泼的生命。可见，艺术精神的体悟，在文艺创作中是至关重要的。文艺美学思想的构建，就在于对这种艺术精神的深入解释。从历史本文出发，可以发现：中国文艺美学的自由思想传统，就在于对这种艺术精神的感发和体悟。
回顾“五四”以来中国文艺美学的探索，可以看到，一方面，“五四”以来的新美学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体验精神，另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方美学思想的结构原则和逻辑演绎的思维方式。因而，中国现代文艺美学，既有空灵充实的艺术心灵之体悟，又有富于逻辑和理性思想的深刻阐发。《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22—416页。与古代美学中的直观式体悟和点评式体悟不同，现代文艺美学，不仅试图契合艺术的心灵，而且试图把艺术心灵的私密体验，以结构的方式予以分析性表达。因此，中国现代文艺美学的思想成就，实质上，要高于现代中国审美哲学探索的思想成就。
基于精神与形式相统一的思想体验原则，现代中国文艺美学的优秀思想传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由现代新儒家所开导的审美哲学证悟的精神传统。从思想传统而言，中国哲学家十分重视“诗”的学习，自从孔子奠定了诗歌与礼乐教育的核心地位以来，特别是当儒家思想获得了经典地位之后，“诗乐教化”，就成了中国文化中重要的审美艺术教养方式；这种诗乐教化方式，特别注重精神与形式的统一，重视生命的艺术感通。此后，中国文化史上的伟大教育家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都很重视“诗教”与“乐教”，因而，对于新儒家来说，做诗与论诗，乃是他们的基本思想功夫。现代新儒家的审美教化思想，直接根源于原始儒家和新儒家，所以，熊十力、马一浮、牟宗三、方东美、徐复观、唐君毅都强调诗教和写诗，正因为如此，现代新儒家与宋明新儒家一样，对诗心的证悟，也就更近了一层。这一点与西方哲人就有些不同。西方哲人，有一部分很重视诗，如尼采、狄尔泰、海德格尔，另一部分则很敌视诗，如维特根斯坦、石里克。现代新儒家们，无论能诗与否，对诗歌似乎并不敌视。例如，徐复观从孔子的礼乐精神和老庄游心太玄的虚静观出发，从诗、画、乐的把握中，揭示中国艺术的生命境界，尤其是与西方诗人哲学家的对话交流，更增加了这种亲切感；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9—114页。方东美则纯粹从诗性出发，对中国哲学、德国哲学、印度哲学进行诗性阐释，生命的意趣交融于情理分析之中；牟宗三把中国哲学与德国哲学会通一处，又以康德哲学作为准绳进行系统地真美善分析，落实到“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的圆融境界上，这本身就如同一曲宏大的生命交响曲。唐君毅更重视这种生命哲学的诗性体悟和阐发，冯友兰对魏晋风度与宋明理学的体证，无处不充满诗性的闪光。因而，中国艺术精神的现代阐发，完全获得了精神与形式的统一，当然，艺术精神的把握显然高于对艺术形式的把握，因为通过哲学精神的把握，艺术似乎更容易达到天人合一的自由之境，更能体现生命和谐的自由哲学精神。这一点，使中国现代文艺美学具备了生命哲学的精神品格。
二是诗人艺术家开辟的艺术精神与形式相统一的解释传统。从诗人艺术家的人生艺术感言和思想随笔中，可以直接看到，他们强调中国艺术精神与形式相统一的生命文化理解方式。事实上，在中国现代诗人和艺术家们的“谈艺录”和“艺术情思”中，多有这种生命艺术的诗性体证。他们不是从哲学理念出发，而是从对大自然的山川草木的描绘和感悟中领略到生的意趣。他们以诗情赋予大自然生命、活力，这种艺术美学思想，显示了中国现代美学的独特思想创造力。应该说，这种艺术谈，往往涉及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而且，具有特别生动的艺术卓见。例如，就山水画与人物画的优劣，徐悲鸿谈到：“吾国绘事，并重人物。及元四家起，好言士气，尊文人画，推山水为第一位，而降花鸟于画之末。不知吾国美术，在世界最大贡献，为花鸟也。一般的收藏家，俱致山水，故四王恽吴，近至戴醇士，其画见重于人，过于徐熙黄筌，夫山水作家，如范中立米元章辈，信有极诣，高人一等，非谓凡为山水，即高品也。独不见酒肉和尚之溷迹丛林乎？坐令宋元杰构，为人辇去，而味同嚼蜡毫无感觉一般之人造自来山水，反珍若拱璧，好恶颠倒，美丑易位，耳食之弊如此。唐宋人之为山水也，乃欲综合宇宙一切，学弘力高，野心勃勃，欲与造化齐观，故必人物宫室鸟兽草木无施不可者，乃为山水。元以后人，一无所长，吟咏诗书，独居闲暇，偶骋逸兴，以人重画，情亦可原，何至论画而贬画人，是犹尊叔孙通而屈樊哙也，其害遂至一无所能之画家，尤以写山水自炫，一如酸秀才之卖弄文章，骄人以地位也。故另一切艺术之不振，山水害之，无可疑者。”王震编：《徐悲鸿艺术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56页。这一论述，出自艺术家的生命与审美体证，他对中国画的审美观点的偏颇所做的分析，确实发人深省，由于论者精研绘画，故而，他的论述，具有很重要的美学参考价值。
三是文艺批评家坚守的艺术精神与形式和谐的思想传统。从许多文艺批评家们的艺术鉴赏判断中，可以看到，他们在艺术理解中强调诗心的证悟，由此体现出来的美学思想，富有精神与形式相统一的思想特性。他们的文艺批评话语，往往灵心独运，对中国艺术的精神做出了独有的领悟，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文艺美学的理论实绩。现代文艺美学，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阐发与感悟，不仅具有民族性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性意义。这不仅由于中国现代美学家自觉地与西方文化进行精神交流，探究了人类美学的可能性，而且由于他们坚持本位文化立场，把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作了创造性发挥。正是借助这种阐释，让人们充分领略到了中国艺术乃至西方艺术的无限的美与生命精神，人们可以在这种诗意领悟和栖居中获得审美的无限自由。例如，在评价荷尔德林的诗歌时，狄尔泰谈到：“在其最简朴最感人的形式中的抒情诗，说出一次经历所唤醒的存在感。内心活动结束在较普遍的观察中时，抒情诗提高了。个人的诗经过多种多样的阶段和过渡，走向那种大的抒情形式，它的基础是，内容越出灵魂的个人命运，取代灵魂的地位，完全地决定心境。当作家的感情被重大的客体性，被强有力的个性，各民族或人类的事业，被同我们族类的事务有关的思想，最后也是至高地被事物的最后关联推动时，这种形式就产生了。对伟大对象的感情是热情，热情在其中表达自身的形式，是有意识的伟大的艺术，它努力说出崇高感情的进程。”“如此产生的荷尔德林的赞歌构成一部组诗，它被设想为对新的族类感受到的人类理想价值的宣告。这些赞歌中的每一首都有一个伟大的名称，当时，革命时期的法兰西精神把这些名称变成崇拜的对象。荷尔德林也这样把一首赞歌献给人类。”狄尔泰：《体验与诗》，胡其鼎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299页。从这些解释中，可以看到，艺术的精神与形式有其内在的和谐性，当精神与形式构成内在和谐时，优美深邃的艺术，就具有伟大的生命力量。
现代文艺美学思想探索的最大特点就在于：重新返回到这种对中国艺术精神的诗性体悟和阐发上来。一是美学家对中国艺术精神和美学精神的阐发，二是现代诗人艺术家的生命感悟极富哲学意味，三是现代学者与批评家的艺术解释。不少学者，从意识形态的独断论中觉醒，开始自觉地从艺术本身来理解艺术性，而且，能够从文化历史社会等多维视野中，去判断文学的审美价值，因而，他们的阐释真正把握了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王昆吾：《汉唐音乐文化论集》，台湾学艺出版社，1991年，第26—84页。现代文艺美学中有所成就之处，正在于这种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阐发和感悟。他们对中国艺术心灵的体悟比其生命哲学的理性思辨更具生机与活力，因此，在我看来，现代文艺美学家对艺术心灵的感悟，继承了中国文艺美学思想的优秀传统，而对文艺美学之生命精神的哲学证悟，则逊色于现代新儒家。那么，现代文艺美学，除了承继现代文艺美学的生命哲学传统和艺术感悟传统以外，如何得到新的发展呢？这是现代文艺美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因为未来的中国文艺美学，除了承继现代文艺美学的生命哲学传统和艺术心灵证悟的传统之外，还应融入更多的时代精神。艺术心灵的证悟与表达，仍将是未来中国文艺美学的核心问题。可以预想，未来的中国文艺美学，如能在这方面做出扎实的探索，就会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
1.1.4.文艺美学的生命哲学解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