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语录” 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 ——《韩非子》
“译文” 废弃常理而尊崇贤者就会导致国家混乱，舍弃法律而任用智者就会导致国家危亡。所以说∶要依法而行而不能听信贤能之士。
“说古论今” 春秋战国时期，齐简公即位后，任用田恒、阚止二人为宰相。当时，阙止受到简公的宠信，他妒忌田恒势力强大，就劝说简公驱逐田氏。 恰巧，田恒暗中得到了消息，于是先发制人，带领人攻入宫中，劫持了齐简公。阚止很快率军反攻，结果被田氏打败了，并在出逃途中被杀。 就在同一年，齐简公也在出逃途中被追兵杀害。接着，田恒立简公的弟弟为国君，这就是“齐平公”。从此，齐国的大权落到了田氏的手里。 一个国家的军政大权，不能由国君掌管，而是由大臣来回争夺，这是臣子实力过于庞大的恶果。由此可见，领导人听信下属一面之词，并不能对大家进行制度管理，任由得宠的人为所欲为，结局只能是乱套，甚至让自己的大权旁落。 对此，韩非子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君主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君主对于国家应该具有绝对的控制力。如果君主抛开自己的统治权术而倚仗贤能之人，那么贤能之人就会抽揽大权，这样就会降低君主在臣民心目中的威信。 接着，韩非子提出了解决这个困局的方法，那就是尊崇法令，然后由国君发号施令。因为，法令本身是死的，它不会夺权，也不会争夺地位，国君只要掌握了法令，并确保凡事依法而行，那么其他人就不敢胡作非为，这就是法治的价值所在。 在中国社会，人们一向习惯于“人治”，不崇尚“法治”，大小事情都由领导说了算，没有太多的规章可以遵循。这种做法，有很多危害。比如，大家看领导人的颜色行事，会助长溜须拍马的不良风气；领导人乾纲独断，总有决策失误的时候；领导人也有七情六欲，容易任人唯亲，等等。因此，从人治走向法治，是领导人成功治理组织的必然选择。
（1）法治可以有效避免人治的低效率 在很多企业中，都存在着任人唯亲的问题，这不仅会使员工心中产生不满情绪，失去前进的动力，同时也不利于企业高层领导班子的发展。因为，用人标准过于主观化，很容易滋生出各种各样的症结，不仅不利于公平的调节，还会影响到效率的提高，进而为企业整体发展带来阻力。纳入法治管理以后，组织就能严格遵照制度行事，从而提升了组织运作效率。
（2）法治能够避免人治带来的大权旁落 韩非子说过，如果依据众人的赞誉而启用贤能，那么臣下就会与君主离心离德，而私下相互勾结。如果通过朋党的举荐而任官，那么民众就会追求交游结党而不愿遵循法律。由此，必然造成大权旁落。反之，领导人凡事依法而行，就能让大家在公平竞争的环境里处事，整个组织公正严明，运行有序。
“用人之道”
战场上，军纪严明之师众志成城，纪律涣散之旅乃乌合之众，常常一败涂地。一个组织要实现组织目标，形成组织管理制度是有力的措施和手段之一。企业制度作为员工的行为规范，可以使企业有序地组织各种活动。 制度是什么？它是“规矩”。按规矩办事，放之四海而皆准。一些国内外著名的企业，几乎都高度重视“法治”，有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执法机制，这是企业正常运转的基础。 比如，日本东芝公司的电子产品之所以“容光焕发、姣美可爱”，备受世界欢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超净工作间有苛刻的净化要求：女工严禁擦粉，男工必须刮净胡子，操作时绝对禁止说话、咳嗽、打喷嚏，以防空气振动，扬起尘埃。 再比如，美国格利森齿轮机床厂有十分严格的安全制度，只要进入车间，不论是去干活还是路过，都必须佩戴安全眼镜，穿硬底皮鞋，并把领带掖在衬衫里面，如果不遵守安全制度，就要受到很严厉的处罚。 上面这些法制管理的手段虽然有些苛刻，却保证了员工严格按照标准工作，提升了产品的品质，也让管理更有效。实现“法”的良治，除了依法办事之外，还要把握好下面两个基本原则。
（1）工作中不讲私情 法治是一种领导与管理思想，具体来说就是公司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做任何事情都条款可依。在管理中，坚持法治思想，不讲私情，可以帮助领导人赢得更多闪展腾挪的空间，取得更大的成就。否则，被人情处处掣肘，会寸步难行。 有一天，你接到老总的通知，你掌管的部门要裁减一名员工，并由你做出决定。你会感到十分烦恼，因为每一个下属都有其特长，最重要的是你与下属合作愉快，交情也不错，你该怎么办？身为领导，有义务保护和照顾下属，但作为中层主管，当下属面临被辞退时，请你保持冷静，对事情分析清楚。这时候，要摒除下属是你的好友这个包袱，一旦有了无形压力，你一定不够客观。事实上，站在公事公办的立场，是没有人情可讲的。
（2）寓人治于法治 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是，今天的西方仍然法治大于人治，而东方则依然人治大于法治。寓人治于法治，更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 对领导者来说，中国文化强调要加强个人修养，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对比中西传统文化的源流，我们不难理解中国式管理为什么强调“人治”。不过，很多人用二分法的思维，把中国人的社会归入人治，把西方社会视为法治，而没有看到二者之间的交集，这实在是一种短视，不符合实际。 这种做法，并非否认在管理中忽视法治的力量，而是从历史传统和实际经验来看，在中国的企业管理中要善于发挥人际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重视个人的品德修养，实现良治。同时，也要发挥法律制度的约束作用，推行依法治企的管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