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语录” 利害相反。 ——《韩非子》
“译文” 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都是并行存在的。
“说古论今”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关系中的一切进退、取舍、权衡，都逃不过一个“利”字。领导人明辨是非曲直，要善于从“利”字上解读人心，在这里看透潜藏的利害冲突。
包公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破案专家，他往往能够从错综复杂的案件中发现蛛
丝马迹，进而分析出利益的得失，作出明确的评判。 有一次，包公在路上遇到一个小孩不停地哭闹，于是走过去询问出了什么事情。原来，小孩刚才卖完油条后，躺在路边石头上休息时睡着了；等他醒来时，发现篮子里的铜钱不见了。 包公看见小孩哭得很伤心，就安慰他说：“你放心，我一定帮你把钱找回来。”说完，包公吩咐差役把小孩躺着睡觉的石头用绳子捆起来，然后像审问犯人一样让它把钱交出来。周围的人听说有人审问石头破案，好奇地围拢过来。 看热闹见包公真的审问石头，还有模有样，不禁哄笑起来。包公见到这种情形很生气：“我在审案，你们竟敢嘲笑法官，每个人都要罚一个铜钱。”说完，他让差役借来一只盆子，倒上水，让大家往里面丢铜钱。 铜钱一个个掉进水里，忽然，包公命令把刚刚扔铜钱的人带过来，并且指着他说：“你偷了小孩的钱，赶快交出来吧！”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包公不慌比忙地说：“只有他丢下铜钱后，水面浮起了一层油，而小孩是卖油条的，铜钱上会有油迹，所以这个人就是凶手。” 在上面的故事中，包公注意发现事物的因果关系，进而发现问题的利害关系。这一点，可以给领导人提供有益的启示。 汉代名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上医治未病之病，中医治将病之病，下医治已病之病。”高明的医生总是能够从人的身体状况中很早预见到疾病的威胁，所以医治“未病之病”。 同理，高明的领导人也善于从“利”、“害”关联中发现问题的症结。于是，韩非子提出了“利害相反”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辨证哲学，它看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提醒人们注意用“因果关系”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发生利益纠葛的时候，首先要看清楚，谁从中得到了好处。因为，得到好处的人，也就是受益的一方，往往是事件的谋划者、发动者。在团队里，看看哪些人得到了好处，就能找到问题的根源，从而帮助领导人抓要害，在大局中有更多胜算。
“用人之道” 企业领导人想要在管理活动中游刃有余地行动，也要从“利”、“害”两个角度考虑问题。有时候，要找到得利的一方，捋清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有时候，要善于给人“利益”，驱动对方把事情办好。这都是管人中“利”字诀的应有之义。 如上所述，发生重大经济事件时，领导人要善于分析获利者是谁，遭受损失的人是谁，从而明辨是非。而当组织内部出现紊乱的管理秩序时，领导人也需要从利害角度和因果关系方面作出科学的决策。 有一家企业，自创业以来发展迅速，成为业界的一匹黑马。但是，高速发展的同时，企业领导人也面临一个头疼的问题：人员流失的情况十分严重，这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那么，问题的症结何在呢？ 人力资源部门进行追踪调查后发现，造成员工流失的原因不是工作量过大、工资过低，而是涉及到职业发展。例如，公司的升职、工资增长水平、经验范围大小等低于员工的期望，他们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才选择了离职。 从员工的角度看，离职是个人提升自我的新机会，是“利”；对公司来说，大量优秀人才离职严重影响了组织发展，是“害”。所以，必须在员工事业发展这一问题上下足功夫，才能从根本上扭转持续不断的人才流失状况。
后来，这家企业的领导人把管理重点放在员工职业发展上，拟定相关方案帮助提高员工技术，丰富工作经验，最终化解了离职危机。 我们常常说，员工利益与企业利益是一致的。这句话，不应该停留在口头上，应该落实到具体管理活动中去。让大家各安其位，充分发挥个人潜能，受益最大的是企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管理者也应该让大家得到好处，从而留住人才，最终赢得同舟共济的发展局面。 推而广之，企业管理行为往往涉及重大的经济利益，无论是财务状况出现严重问题，还是战略调整遇到阻力，都可以从“谁从中获利”作为突破口，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许多时候，如果管理者或决策者能够发现组织成员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并找出从中得到好处的人，就会发现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问题的前因后果。
历史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骨子里，实行的还是韩非子的法家治国思想，驭人以威权，书写了西汉雄风的壮丽诗篇。 法家用人，不重虚名，不问出身，赏功罚过，威服天下。有功劳的人得到奖赏，有过错的人受到惩罚，而不根据关系亲疏、身份高低来评判，团队里的每个人就会恪尽职守、建功立业，从而最大程度上发挥了人才的价值，提升了组织运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