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作曲家中除柴可夫斯基外，大概数拉赫玛尼诺夫的名气最响了。拉赫玛尼诺夫（1873—1943）是俄罗斯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1882年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学习，后在莫斯科音乐学院师从尼古拉·兹韦列夫学习钢琴，同时随塔涅耶夫学习对位法，从阿连斯基学习和声。在一次例行的学期考试中，包括柴可夫斯基、阿连斯基等莫斯科音乐学院著名教授在内的考官们给了拉赫玛尼诺夫“五分”（最高分）和“四个加”（通常极优秀者只有一个“加”），这成为当年莫斯科音乐学院轰动一时的大事件。他于1891年完成《第一号钢琴协奏曲》，接着完成著名的《升C小调前奏曲》。《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在格拉祖诺夫指挥的首演中惨遭失败，令他信心全无，再加之俄罗斯人天生的忧郁性格，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精神几近崩溃。人们用尽办法，尊贵的亚历山大·列文公爵夫人甚至安排他拜访大文豪托尔斯泰并得到文豪的激励，但是这些办法都不奏 效。
最后，走投无路的朋友们想到了德国的尼古莱·达尔大夫，寄希望于他那古老而又神奇的催眠术。
达尔大夫知道拉赫玛尼诺夫想写一首新的钢琴协奏曲，于是请他躺在自己书房的扶手椅上，让他处于半睡眠状态，然后不断地在他耳边施以催眠语：“你就要开始创作了……你要写一部新的钢琴协奏曲……你会非常得心应手……这是一首十分出色的协奏曲……”尽管人们将信将疑，但是大家很快便见证了催眠术的奇迹——拉赫玛尼诺夫复活了！他精神焕发，激情十足，集中抑郁时期里的所思所想，并且将之转换成旋律，这便是《C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一部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堪称绝妙与神奇的作品，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协奏曲。
拉赫玛尼诺夫将《第二钢琴协奏曲》题献给他的灵魂复苏者达尔大夫。达尔大夫因此也备感荣耀。通常，受题献者为音乐圈内人士或是政要显贵。
《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大获好评令拉赫玛尼诺夫备受鼓舞。他趁热打铁，一口气写了两部歌剧《吝啬的骑士》和《里米尼的弗兰切斯卡》，并在担任莫斯科大剧院指挥时上演。1904年他移居德国的德累斯顿，四年后出访美国，在纽约首演他的《第三钢琴协奏曲》。其间，回国指挥莫斯科爱乐乐团。从1917年起，他离开俄国移居美国。由于发表了一封对苏联政府不利的公开信，其作品在苏联遭禁演。赴美国后他继续创作，《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第三交响曲》、《交响舞曲》等均是这一时期的杰作。
除《第二钢琴协奏曲》外，他所创作的歌曲《练声曲》（常被改编成各种演奏形式）、钢琴曲《升C小调前奏曲》、钢琴曲《钟声》（改编自帕格尼尼的小提琴协奏曲）、钢琴与乐队《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改编自帕格尼尼小提琴曲）、管弦乐《交响舞曲》等十分著名。另外，对于专业人士来说，钢琴曲《音画练习曲》（Op.33与Op.39）、《瞬想曲六首》等也享有很高的地位。
斯特拉文斯基
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年轻时是彼得堡大学法学专业的学生，但他将全部精力都用到了音乐上，他在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家里待的时间远远多于法学院的教室。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最终为他的才气所折服，答应收他为徒。几年后，他的管弦乐曲《焰火》和《幻想谐谑曲》在圣彼得堡演出，于是他被著名演出经纪人贾吉列夫瞄上，人生的轨迹随之改变。
说来凑巧，大名鼎鼎的贾吉列夫与斯特拉文斯基有着同样的命运，他们都是圣彼得堡大学法学专业的学生，都是因为热爱音乐而半路出家。当时，贾吉列夫已经是蜚声乐坛的明星人物，其在巴黎创办的俄罗斯芭蕾团（他是该团的终身艺术指导）成为俄罗斯艺术最顶级的象征。在遭遇到一个作曲家无法按期交稿的困局之后，贾吉列夫决定起用斯特拉文斯基这位新人。斯特拉文斯基不负众望，写出了芭蕾舞剧《火鸟》，一举成名。随后，《彼得鲁什卡》、《春之祭》的相继问世奠定了他世界级作曲大师的地位。
说到斯特拉文斯基最负盛名的芭蕾音乐《春之祭》，还有一段有趣的往事。1913年春，在贾吉列夫的授意下，《春之祭》于巴黎香榭丽舍剧院举行公开首演。正如人们所料到的，演出一开始便不同凡响，本来一贯遵守礼节的巴黎人完全变了样子，台下乱成一片。他们一会儿齐心协力地喝倒彩，一会儿又大喊大叫告诉演员应该如何表演。很快，喧闹的声音被极具画面感的动作所取代。一位衣着高雅的女士从包厢里站起来，欠身朝隔壁包厢里喝倒彩的男青年就是一个耳光。男青年正待发作，她的男伴也抢了过来，两个男人互换名片，约定第二天去决斗。在另一间包厢，一位端庄的女士猛地朝旁边一位捣乱者的脸上吐了口痰，好在那人立马便蔫了，才没有出现更加好看的戏。此时，法国公主也起身离开了包厢，边走边道：“我活了六十岁了，这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大胆地戏弄我！”如果不是见多识广的贾吉列夫示意演出继续，真不知还会出什么大乱子。
1934年，斯特拉文斯基加入法国国籍后，写了一系列既有巴洛克精神又带有二十世纪和声与节奏的作品，如钢琴与乐队的《随想曲》、芭蕾《众神领袖阿波罗》
、歌剧《浪子的历程》等。1945年他加入美国国籍，其创作也随之进入“序列主义”和韦伯恩的“实践主义”，成为现代音乐的代表人物。到了晚年，其音乐风格又趋质朴，以带有宗教色彩的作品多见。斯特拉文斯基葬于意大利威尼斯，实现了与贾吉列夫葬于同地的愿望。
普罗科菲耶夫
一个乌克兰的音乐神童，从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毕业，几年之后来到美国，再来到巴黎，最终因为不能适应西方生活环境而回到苏联，不久被指责为形式主义，直到公开承认错误才逃过一劫，不久便去世——这便是普罗科菲耶夫（1891—1953）的一生。
在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普罗科菲耶夫便以天才和反叛而闻名。他的非正统的和声、非正统的调式以及非正统的旋律，令人们大跌眼镜。他的老师里亚多夫教授无可奈何地说：“也许应该是你来教我而不是我来教你，我不明白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去找理查·施特劳斯或者德彪西去吧！”最后这一句话在当时的语境里，等同于“给我见鬼去吧”。另一位教授、大名鼎鼎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对普罗科菲耶夫的评语是“才华出众但极不成熟”。
当普罗科菲耶夫以《第一（古典）交响曲》而小获名气后，他产生了去美国发展的念头。此时正值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他见到了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卢那查尔斯基。在他的原帝国东宫的办公室里，普罗科菲耶夫要求卢那查尔斯基批准他去美国旅行，说“想出去透透新鲜空气”。卢那查尔斯基质问道：“你认为我们这里的新鲜空气还不够吗？”“有的是，但是，我只是想呼吸一下大海和大洋的空气。”普罗科菲耶夫回答道。“你是音乐的革命家，我们是生活的革命家，你和我们应该合作，” 卢那查尔斯基说，“但是，如果你要到美国去，我决不阻拦。”几个月之后，普罗科菲耶夫来到了纽约。请注意，在这次谈话之前，卢那查尔斯基出席过普罗科菲耶夫指挥原彼得堡宫廷乐团演出《第一（古典）交响曲》的音乐会，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他是有意放了普罗科菲耶夫一马。
在青年时代，普罗科菲耶夫被视作时尚的先锋派，是令人不解的未来音乐的扛大旗者，其出格的不协和音响在为他带来声誉的同时也遭致了一片骂声。有人以更加现代的眼光来反观普罗科菲耶夫，认为他体现了十九世纪民族乐派进入二十世纪之际的大胆与光彩。他所运用的音乐语汇简洁有力，语言风格泼辣大胆、粗犷冷峻，在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中独具特性。
普罗科菲耶夫最著名的作品是管弦乐加旁白的《彼得与狼》（通过童话故事来讲解管弦乐的原理），此外，歌剧《三橘爱》（受托为芝加哥歌剧院创作）、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D大调第一交响曲“古典”》、《降B大调第五交响曲》
、《C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两部小提琴协奏曲以及为电影《基杰中尉》作的配乐等，均是其代表作。
肖斯塔科维奇
知道吗，人类第一次在地球之外的太空哼出的音乐，是来自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旋律。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在飞船上唱了一段肖斯塔科维奇的歌：“我的祖国在倾听，祖国母亲知道她的爱子在太空中翱翔。”虽然这首歌曲充满着爱国热情，但是肖斯塔科维奇本人却并不为他的祖国所接纳。
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出生于彼得堡，九岁时跟随母亲启蒙钢琴，并入格拉泽尔音乐学校。十三岁时进入列宁格勒音乐学院（即圣彼得堡音乐学院），随尼古拉耶夫学习钢琴，同时从施滕贝格学习作曲，并得到格拉祖诺夫的鼓励和帮助。其毕业作品《第一交响曲》在列宁格勒（即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上演，引起轰动，为其带来世界性的声誉。在指挥家马尔科的影响下，他为舞台和电影作曲，完成了歌剧《鼻子》、芭蕾《黄金时代》和《霹雳》以及一些电影配乐。
1932年，他根据列斯科夫的同名小说创作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并于1934年在列宁格勒首演。演出后，官方的《真理报》在第三版以社论的名义刊载题为《混乱代替了音乐》的文章，对这部作品进行抨击。社论显然代表斯大林的观点，不仅使用了“噪音”一词，还将其上升到“极左的歪曲”的高度，认为其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感伤情调”和“形式主义”，是“左倾主义的畸形怪物”
，剧情“粗糙、原始、庸俗”。从那一刻起，肖斯塔科维奇成了“人民公敌”。
报纸在预告他的音乐会时会用到这样的字眼：今天晚上有一场人民公敌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会。在随后近三十年时间里，这部歌剧被禁演，直到斯大林逝世才解冻。1956年肖斯塔科维奇删除了一些露骨的色情情节，并且将歌剧的名字改成中性的《卡特琳娜·伊斯梅洛娃》。
这段时间，肖斯塔科维奇虽然陆续创作了一些作品，如《第五交响曲》、四首《弦乐四重奏》等，也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教授作曲，但是状态时好时坏，情绪不稳定。二战期间，当列宁格勒受德军围困时，他当过消防队员，这段经历使他成为著名的纽约《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我们很难把头戴消防钢盔、眼睛深度近视、神情紧张的消防队员（准确地说，是“空袭监视队员”），与享有世界声誉的钢琴家、作曲家联系起来。但是，消防队员的生活体验，使他对战争有了切身体会，以列宁格勒保卫战为主题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由此创作出来，1942年由萨莫苏德指挥莫斯科大剧院乐团首演。战争结束后，原先担任首演的乐队队员们又重新坐回到原来的位置，但是许多座位是空的，因为他们已经在战争中牺牲了；活下来的队员里，许多人也是身负重伤，以致无法演奏，其情景令全世界为之动容！
他曾因一首钢琴四重奏而获得“斯大林奖金”——尽管斯大林对四重奏的演奏方式不太熟悉，曾经因为演奏家都是坐着而不是站着大为光火，以致后来的苏联室内乐演奏家都是站着演奏（大提琴除外）。他还被任命为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作曲教授，但是在一次反对形式主义和反对“反人民艺术”的运动中再次受牵连，被免除教授一职，1960年恢复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