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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南部的浪漫——意、法的浪漫时期(3)

并不是每一首都困难得无从下手,以“十二”为界,前十二首属于高难度技术,而后十二首的难度系数明显不如前者(最后的第二十四号为综合技术)。所以,下次如果有人在你面前以帕格尼尼显摆,先别忙着仰慕,问清楚他演奏的是第几号再说。在国际小提琴专业比赛中,帕格尼尼的几首随想曲为明令禁止的参赛曲目,目的就是防止借帕格尼尼来拔高技术难度。

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

在音乐界,有一种观点甚嚣尘上,有些人认为音乐艺术无需基因与天赋,也不靠环境与机缘,有志于此的人只要具备刻苦努力的精神便能够成为一流大家。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法国作曲家柏辽兹(1803—1869)在这方面也许能够给我们带来启示。

首先,柏辽兹的父母都不谙音律,他的家族里也没有出现过音乐家。柏辽兹出生地是法国伊泽尔省的圣·安德烈海滨,据说整个海滨居然连一架钢琴都没有,更不要说高水准的音乐家了。虽然他十二岁就开始“作曲”,但他始终没有能够真正熟练掌握所谓学院派的作曲技法。作为一个医生的儿子,他继承父业,在巴黎的医科大学攻读医学。在医院解剖室里,他必须与尸体面对面。这里简直就是地狱,按照柏辽兹的形容,“到处都是断手断脚、骇人的面孔和被切开的头颅;成群的麻雀争夺着解剖下来的残渣,老鼠在角落里啃着带血的脊椎骨”。他常常一边解剖对象一边高声吟唱萨列里或斯蓬蒂尼的歌剧咏叹调,以致他的解剖学导师罗伯特先生不得不对他说:“请认真一点,我们现在一点进展也没有。‘对象’

三天内就会腐烂,要浪费十八法郎呢!”一次偶然机会,他观看了格鲁克的歌剧《伊菲姬尼在陶利德》,为之沉迷,于是毅然决然地与医学决裂,投身到音乐之中。他发誓“不管父亲、母亲、叔父、姑母、祖父、祖母、朋友怎样,一定要成为一个音乐家”。而且他当时就写信给父亲,郑重其事地“将使命的迫切而又无法抗拒的性质告诉他,并请求他不要徒劳无益地反对”。

凭借着一股热忱,他泡在音乐厅和歌剧院里,如饥似渴地汲取音乐的养分。有一次音乐厅里演出贝多芬的交响曲,他身边的观众发现他正在抽泣,便好心地对他说:“先生,你似乎太动情了,如果离开一会儿对您有好处。”不想柏辽兹抹了抹眼泪,粗鲁地答道:“你难道没看出来我很享受吗?”看来他的确很动真情,而且一旦情绪上来便会失去理智。1832年,韦伯的歌剧《自由射手》在巴黎上演,柏辽兹也在座中观看。演奏加斯帕尔乐曲间奏时,柏辽兹突然站起来,身子倾向乐池,雷鸣般地吼道:“不是两只笛子,笨蛋!是短笛!两只短笛!哦!真是一群野蛮人!”顿时,演出大厅里一片哗然,而柏辽兹仍然气得发抖,双手紧攥,两眼冒光,巨大的伞状头发摇来摇去。

仅靠冲动与激情显然是不够的,他必须认真掌握学院派的作曲技法,于是柏辽兹决定从医学院“转学”到巴黎音乐学院。他常常抽空溜进巴黎音乐学院的图书馆,研习前辈大师的各种乐谱。有一次他在图书馆里读格鲁克的乐谱正带劲,不想被意大利籍院长、著名作曲教授凯鲁比尼逮住。以坏脾气闻名的院长要他立刻滚出去,柏辽兹坚决不从。于是院长与这个冒牌的学生在图书馆里绕着桌子兜圈子,还撞翻了椅子,但是谁也制服不了谁。后来柏辽兹报考巴黎音乐学院,凯鲁比尼院长看了他的作品,问他:“这里面两个小节当中的‘休止’是什么意思?”

柏辽兹答道:“我觉得这里休止一下会在听众中产生一种独特的效果。”凯鲁比尼以他一贯尖酸刻薄的坏脾气说:“是吗,你这么想吗?我觉得如果你再延长休止时间,效果就会更加好!”不过,后来他还是成为了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而且在最后关头(二十八岁时)拿下了赫赫有名的“罗马大奖”,这个奖项只授给巴黎音乐学院作曲专业的学生,且年龄不得超过三十岁。

虽然拿了罗马大奖,但是圈内人士仍然认为柏辽兹没有严格地学习过音乐技巧,因为他的老师勒絮尔教授本人缺少才华与天赋,想象力多于技巧性,除了擅长描写性的音乐与标题交响曲,只懂一些空泛的理论,无法给他实际的帮助。学院派人士讽刺柏辽兹的和声干瘪贫乏,乐思的发展突兀不羁,音乐风格前后不连贯,以致音乐主题需要靠文字符号以及文学概念才能互相连接。然而非专业人士则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柏辽兹的音乐不堆砌辞藻,没有讨厌的技巧卖弄,能够直接打动人心,他们很乐于接受。有一点是所有人都不得不认同的,那就是柏辽兹在乐队配器手法上的天赋。他具有非凡的调和音色的才能,能够将各种不同的音色组织起来,用交响乐特有的方式予以排列组合。他非常喜欢改编别人的作品,或者说用自己的配器手法来重新诠释音乐。凡经他之手重新配器的作品,都面目全非,却又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如《马赛曲》、《邀舞》等管弦乐改编曲,因而他被称为配器大师。

柏辽兹写过一些与众不同的作品,譬如《哈罗德在意大利》我就非常喜欢。这是一首中提琴协奏曲,是中提琴这门冷僻乐器的曲目绝品。当年帕格尼尼为了让家藏的名贵中提琴有抛头露面的机会,便委托柏辽兹写一部中提琴协奏曲。曲子写成,帕格尼尼大为高兴,用两万法郎酬谢了贫困潦倒的柏辽兹。至于《幻想交响曲》,大家都知道这是专门为英国的女演员哈丽哀特·斯密森小姐而作的,因为她扮演的朱丽叶使柏辽兹一见钟情,于是用这首交响曲向她示好。但是斯密森并不把他放在眼里。经过数年的穷追猛打,他终于将斯密森小姐娶了回来。这时的她不仅年老色衰、债台高筑,而且还瘸了一条腿。

令人同情的是,柏辽兹生前并没有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他激情洋溢却缺少必要的技巧,因而他的音乐要么令人非常愉快,要么叫人万分厌恶。正如瓦格纳所说的,他“擅长写一些字面十分高雅,而意义十分通俗的乐曲”。主流社会对他的评价是:时而平庸低下,时而出类拔萃,简直就是一个怪物。

“民族音乐协会”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法国歌剧舞台被来自意大利的梅耶贝尔等人所霸占,直到古诺出现,才收复失地,令法兰西本土艺术大放光彩。

古诺(1818—1893)乃地道巴黎人氏,母亲是优秀的钢琴家,从小教他学琴。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期间,他得到莱哈尔、巴尤以及勒絮尔的指导。获得罗马大奖第一名之后,他赴意大利深造,拜在帕莱斯特里那门下。回巴黎后进入圣·苏尔比斯修道院,所幸没有被留下成为神职人员。随后他正式进入乐坛,开始创作生涯。古诺摆脱了格鲁克音乐悲剧的一本正经以及意大利歌剧的虚浮滥情,创立了一种“半性格歌剧”,即同时兼具悲剧与喜剧的双重性格,很招法国观众的喜爱。他的成名歌剧有《萨巴皇后》、《米莱伊》、《鸽子》、《罗密欧与朱丽叶》

、《五战神》、《波里克特》、《萨莫拉的贡物》、《托比》、《赎罪》、《生与死》等。他最优秀的歌剧是《浮士德》,以中世纪浮士德博士妖言惑众、宣称崇拜上帝不如敬仰鬼神的故事写成(歌德有长诗专记此事)。不过,在现今音乐爱好者的心目中,古诺真正的名篇却是一部非常短小的小品音乐《圣母颂》。古诺有感于巴赫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首“前奏曲”从头到尾都是分解和弦,有如练习曲般枯燥乏味,便一时兴起,写了一段小提琴旋律为之配合(分解和弦通常只用于伴奏),不想竟然天衣无缝,效果非常好。这首命名为《圣母颂》的曲子于1853年在巴黎首演,由小提琴演奏古诺的旋律,钢琴伴奏以巴赫的“前奏曲”,立刻引起了轰动。在一次音乐会上,为了解开听众的疑惑(有人怀疑《圣母颂》有如此之神奇),我一边播放巴赫《前奏曲》的钢琴原版唱片,一边用小提琴演奏古诺的“旋律”,果然毫厘不差,十分吻合。

古诺的歌剧宣告了罗西尼、奥柏、贝里尼、多尼采蒂、梅耶贝尔等意大利作曲家统治法国的结束,而拉罗及圣·桑等人的鼎力合作才使这种局面得以延续与保持。他们创建的“民族音乐协会”,主要目的就是要振兴“高卢(即法兰西民族)艺术”,将法国音乐中那些真正伟大的、有价值的、精美而深刻的作品发扬光大。

擅长文学的拉罗(1823—1892)来到巴黎音乐学院学习小提琴,随后尝试作曲。

他的三首小提琴协奏曲(其中《西班牙交响曲》极有名)、一首大提琴协奏曲以及钢琴与弦乐三重奏等,都是极富个性的作品,节奏感强,色彩浓郁,深受人们喜爱。

同为民族音乐协会会员的圣·桑(1835—1921)也是响当当的人物。这位神童音乐家七岁便能登台,十一岁时的演出节目单包括莫扎特的一首协奏曲、亨德尔的《赋格曲》和《变奏咏叹调》以及贝多芬的一首协奏曲,而且他与大乐队一起合作时无需视谱。在研究了巴赫、亨德尔、贝多芬、莫扎特、门德尔松、舒曼、李斯特、瓦格纳、梅耶贝尔等人的音乐之后,圣·桑十八岁时写成了第一首交响曲,二十五岁时写成交响曲三首以及小提琴协奏曲等大部头作品。我们在欣赏圣·桑的音乐时,总会感受到高雅的风度以及良好的教养。要知道,他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对文学、哲学、物理学,甚至天文学都曾深入钻研。他经常写诗,写剧本,而且还是一位不坏的水彩画家,精通多种语言。这些学识对他的自身教养以及音乐创作都颇有裨益。

圣·桑的音乐作品如《B小调第三号小提琴协奏曲》、《E小调第三号管风琴协奏曲》、双钢琴组曲《动物狂欢节》、歌剧《参孙与达丽拉》、管弦乐《死之舞》

等都非常值得欣赏。在实际演奏中,歌剧《参孙与达丽拉》由于受场地限制,出演的机会不多;《第三号管风琴协奏曲》需音乐厅里有管风琴设施;《死之舞》

是颇有趣味的一支曲子,由于专门适用于万圣节的氛围,而且独奏小提琴需要特殊的定弦方式,因而不太受音乐厅的欢迎,倒是在唱片里常常可以听见;《第三号小提琴协奏曲》是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尤其是第二乐章,清新婉转,如泣如诉,乃著名的小提琴旋律之一;《动物狂欢节》则是圣·桑的招牌作品,由两架钢琴与交响乐队协作演出,许多动物的形象皆刻画得栩栩如生,尤其是“天鹅”

(大提琴独奏,钢琴伴奏)更是美轮美奂,成为大提琴家的保留曲目。

比才与《卡门》

直到现在,每当“卡门”与“比才”两个名字同时出现时,我都要稍微迟愣一下,让大脑仔细区分它们。不是大脑出了问题,实在是因为这两个名字关系太密切,感觉太像。不过无论如何,我们不会将他们混同,因为卡门是比才创作的歌剧《卡门》中的女主角。

对于爱挑剔的法国人来说,乔治·比才(1838—1875)是他们无可挑剔的作曲大师。鉴于他几乎只创作歌剧,其他的音乐体裁很少涉及,比才应算作歌剧作曲家。他存世最知名的作品是《卡门》和《阿莱城的姑娘》,这两部作品都属于舞台音乐。

比才的父亲是一位声乐教师,家庭中充满音乐氛围。他九岁就进入了音乐学院,毕业于大名鼎鼎的巴黎音乐学院,十九岁时拿下了罗马大奖。

比才获得罗马大奖之后,心满意足地奔赴罗马。但是在罗马的这段生活,对于这位来自法国的青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事实上,很多通过罗马大奖到意大利深造的学子,都发现这里其实不太利于音乐创作。比才的同学、前任罗马大奖获得者古诺就曾经绝望地说:“住在罗马几乎不得不放弃倾听音乐的机会……在这个反对和声的气氛中,几乎无法再来创作。”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令这些青年学子们“不得不放弃倾听音乐”呢?我们读一读比才在罗马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便明白了,尽管这封信令罗马人大为光火,“在这里,女人的德行连一个法郎都不值,大部分男人用几个苏就能买到。就算是上流社会的女人也不例外,只不过贵一点罢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都有和她身份相匹配的红衣主教、大主教或牧师……在我启程去巴黎时,本想躲开这些轻佻的女人,但是没有成功。您肯定会对我生气,可我能怎么办呢?”不得不佩服比才的勇气,能够承认自己无法“躲开这些轻佻的女人”。由此可见,那些血气方刚的青年学子们在罗马“享受”到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罗西尼和梅耶贝尔曾经是比才的偶像,他们最初带给青年比才的激励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金钱。1859年,比才在罗马写给家里的一封信道出了他的心声:“当我能有十万法郎的时候,这就是说,我们桌上有足够的面包。

爸爸不必再去教书了,我也不用去教了。我们能够靠利息来生活,会过得不错的。十万法郎,没什么了不起,只须两部成功的喜歌剧!一部像梅耶贝尔的《先知者》这样的作品就可以得到一百万!”几年后,比才并没有靠写作歌剧而成为百万富翁,他不再相信罗西尼和梅耶贝尔,他说:“我不再相信这些假上帝了,我会给你证明的……那些充斥着小调、华彩乐章和虚构幻想的学派已经死了,完全死了。让我们毫不怜惜地、毫不懊悔地、毫不留情地把它埋葬起来吧……然后,向前进!”

比才“向前进”的第一步,是作品《阿莱城的姑娘》。这部由大作家都德亲手操刀的剧本,讲述青年农夫与一位名声不佳的少妇热恋,亲友们都反对,介绍一位少女给他为妻。在婚庆舞会上,他又听见与少妇一起跳过的法兰多尔舞曲,勾起了往昔恋情,以致失去理智从楼顶跳下自杀。虽然《阿莱城的姑娘》演出反响不热烈,但比才为这部剧本配写的音乐却一炮打响。后来,歌剧不上演了,比才便将其中好听的音乐片段串编成两部组曲,供音乐会演奏。第一组曲包括:1.前奏曲,三王朝圣进行曲。2.小步舞曲,取自第三幕幕前间奏曲。3.小柔版,浪漫曲风格。4.钟声,描写弗雷德里的婚庆场面。第二组曲为吉罗所编:1.田园曲,描写夏日清晨的风景。2.间奏曲,表现弗雷德里家人对其婚姻的担忧。3.小步舞曲。4.法郎多尔舞曲,取自第三幕村民的舞蹈及合唱曲《三王朝圣的行列》。这些短小的曲子十分引人入胜,明暗层次细致精微,曲调优美动听,在音乐厅里深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