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和环境
人之不能超脱环境而成长，就如人之不能离开空气而生存。空气无时不在我们四周，但只有当它的运动到达一定的程度，我们的表皮才感觉它的存在。它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常常是不知不觉的。环境--地理、种族、社会、学校、家庭以至个别人，也无时不在我们的周围影响着我们，我们对它的影响也常常是不知不觉的。我们是在不知不觉中受环境的教学和教育的。它从我们出生之日就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刺激我们的感官，我们不断地对之作出反应，于是养成我们的习惯，形成我们的观念，指导我们的行为。而这大多是在不知不觉之中或意识不很清楚的情况之下发生。常言说的“熏陶”一词，很形象地说明环境的影响力量，和空气相仿佛，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作用的。
凡是来自环境的刺激，地理、种族、社会、学校、家庭大多是这样，即使来自个别人的也往往是这样的。比如听某人讲话，我们对讲话的评价不仅根据内容，也往往取决于语调、姿态、体貌和讲话人的社会地位。对内容的评价是运用理智的结果，我们对此往往是意识清楚的；但这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受我们对语调、姿态、体貌和社会地位的感应的影响，这作用常常在我们不意识或者意识不很清楚下发生的。《三国演义》里庞统的见拒于孙权而复见轻于刘备是很好的一个例子。而这种例子，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
环境和人的相互关系和它的影响之大，人们自古以来就注意到了，但是真正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那是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交替之际方才开始。H·伯恩海姆(1840-1919年)是其中的一个，据他的研究他认为凡是来自环境--地理的、种族的、社会的、家庭的刺激，都是对于整个人的活动发生作用的酵素。说它是酵母，因为它是作用于无意识或者非理性的心理的。而“凡是影响于心理的都是暗示”，所以他的这本着作就叫《论暗示》。
A·比奈也是对人和环境的关系进行科学研究的先驱之一。他为了这个目的在儿童身上进行一系列的实验，证实在儿童身上天然存在着接受暗示的能力。这是人类固有的本能，它与智力和想象力的发展直接有关。这些实验的结果发表在1900年，题为《可暗示性》。而在比奈，这可暗示性就是可教育性的同义语。
在同一的环境下，各种刺激在不同的人面前出现的次序和组合方式是不同的，人的个性千差万别显然与之有关。由于这经历的不同，所以人对待同一刺激作出不同的反应：有人漠然置之，有人兴味盎然，有人嫌恶反感。在同一的事物面前也会有不同的态度；有消极接受而默承成规，有积极接受而创作改制。这都是人所经历的环境使然而为特定的环境(社会)之所必需。社会既需要它的成员有守成的能力，也需要它的成员有创新的能力。社会有许多准则，比如交通规则，就要求人人遵守而不贵创新。
但是社会使人形成的观念不都正确，或者对于社会是正确的，在另一社会则为谬误。例如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封建社会视为天经地义而在现代社会则为荒谬。又如天圆地方地静天动说，在科学不发达时代视为正确，而在科学昌明之后则人知为邪说。
人对于学习的观念也是这样。自古以来社会形成人对学习的观念就是刻苦。知识只能一点一滴地接受，书就是要千百遍地读，外语更要一点一滴地反复学习，否则记不住，记住了也不牢固。这个观念，经洛柴诺夫在几千人身上的实验证明是错误的。这错误观念，使许多人视学习为畏途，纵有不畏艰险学有成效者，也浪费了许多精力。而这，都因不了解环境对人是怎样发挥它的暗示作用的缘故。
由于洛柴诺夫等人的九年努力，“暗示学”终于成立，如我们在《暗示法：英语教学实例》一文看到的那样，已能明确地控制对人的无意识知觉的刺激，加速学习能力的发展，使学习既是富有成效的，又是轻松愉快的。至于怎样控制这无意识刺激的呢，这就须要先看一看它的理论根据。
(二)理论根据
1.人的可暗示性有人头痛，医生给他几包白色粉末，说是阿司匹林，要他按规定服用。他的头痛病好了。但这几包粉末其实是毫无作用的代替品。
就诊、配药、按方服用、白的颜色和阿司匹林的名称，这一切，暗示他服后的效验，他也果然应验了。
收音机传来音乐声，正在谈话的人有的随声低唱，有的足旋手舞跟着节拍转动起来。戏院里的观众随着剧情的展开在哄堂大笑，或者抹泪饮泣。会场上有人打了一个呵欠，接连几个人也打了呵欠。
孩子放学回家，大伙儿正在吃饭，听说今天学校里发现有个孩子头上长虱，妈妈哇的把一口饭呕了出来，赶忙停筷检查才回家的那孩子的头发。路上有个衣着入时的漂亮人，忽然溅到臭物，旁边的人马上捏住鼻子象见到“西子蒙秽”那样掩鼻而过。
颜色、语言、声音、嗅味，都可以对我们构成某种暗示，形成一种观念，转化为一定的行动或产生某种效验。我们的心理就是受这点暗示的刺激转为能动的物质。这就是我们的可暗示性。“可暗示性”，伯恩海姆说“是大脑接受或唤起观念的能力，它倾向于使这些观念实现，使之化为行动”，而这，他称之为“观念动力学的规律”。
洛柴诺夫则说，“这是人类个体之中一种普遍的品质，由于它，才使人和环境间的无意识关系发生作用”。
但是“观念也能发生中和或者抑制运动、感觉、想象、情绪或某一功能的作用”。比如在课堂上叫某个学生用外语回答问题，只为他想到要在这么多人面前用外语开口这一念头，他的喉咙好象塞了个东西，愈要他开口他愈开不出口来。这种现象外语教师是很熟悉的。观念在这里起了抑制作用。
(1)可暗示性的测量人，都具有可暗示性，但接受暗示的能力是各人不同的。比奈是测量这接受暗示力的先驱者，他在《可暗示性》一书里阐述了一些测量的方法。他之后，许多人想出了一些更精确的测量方法。谢弗勒伊的秤砣测验始于1954年，是其中的一种。测试人在一张矮桌上划一直线，命受试人持一线端，线之终端悬一秤砣，垂直于桌上所划的线上。然后测试人说：“秤砣离开直线了，”反复几遍，看那秤砣摆离直线的度数，即受试人接受暗示能力的程度。
直立测验。令受试人挺立，然后暗示他：“你前倾了”，或者“后倾了”。视其俯仰偏离挺直姿态的度数，定他接受暗示能力的程度。
握球测验。蒙住受试人的双目，命其双手牢握一橡皮球。先对他说，“捏紧，捏紧”，反复几遍；然后在要他捏紧的同时暗示他，“球要滑出来了，快要滑掉了”，测量这两种情况下受试人加于球上的压力之差别，可知他接受暗示的能力。
在社会关系中，暗示信息的价值视接受人对这信息的态度而转移。这现象，在上节庞统的例子中已见到。而接受人的态度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W·马克杜加尔从1918年开始对这现象进行研究。
他发现，如果对方的身份低于接受暗示的一方，接受人会产生一种自我肯定感，从而减杀他对来自对方暗示的接受能力。反之，则会增加他的接受能力。K·G·斯图卡特在1958的实验，证明社会地位愈低，他的接受暗示能力愈大。
马克杜加尔的研究，认为接受暗示能力的增减是受力和优越性的印象影响的。这印象可由各种因素，如体力、智力、职业能力、社会地位等等构成。而斯图卡特的研究，则证实这些因素还因主观因素而发生作用。如少年对成年，妇女对丈夫，神经弱对神经强，下级对上级等由于必须从属而增加了对方暗示的可接受性。
索菲亚的暗示学研究所在1955年做过一次诗句实验。先拿出一些词句，要受试人按他认为的优劣次序排列；再拿出一些诗句，告诉受试人这些诗句的作者是谁，也要他按他认为的优劣次序排列。
实验的结果，证明接受暗示的能力受权威的影响很大：作者的名气愈响，读者的接受力愈大。
接着又做一次类似的实验。把受试人分为两组，给它们朗诵一遍同样的诗句。一组，在读前告知这是保加利亚最有名的诗人耶沃洛夫的诗作，一组则不事先告知。读完，分发给每人一张白纸，要他写出刚才听过的语句。结果是，前一组的记忆力达56.6%，后一组仅30.1%。
权威对人的接受力真有这样大的影响吗？1967年8月15日再做一次实验。要一组人记住165年法语单字，消除任何其他暗示因素，单单强化权威的因素。结果是，记忆力平均达96.5%。
(2)两种不同状态下的可暗示性从上述的实验中我们看到可暗示性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可以测量的。然而人们还明确地观察到在一定的情况下，个人的接受暗示能力可以达到最大限度。这最大接受力的出现，总是在逻辑意识和批判意识的最高指挥员--中枢神经系统处在抑制过程中。而这抑制，总是出现在天然睡眠状态下，或者出现在不管用什么方法(瑜珈、自生训练、苏复放松法或则化学药的)达到的放松状态之中，这时的注意力高度集中于一个明确的对象，意识场则被极度缩减，这就是进入催眠状态。
催眠状态和清醒状态，据E·F·莫尔德诺夫和A·A·更金在1969年用脑电图探索的结果，是两种实质不同的状态。在这两种状态下出现的可暗示性，不仅是两种现象而且是由两种机制实现的。
在催眠状态下，个人的可暗示性处在极度抑制的条件下，大脑皮层的活动极度减少，那个人，因而外在被动状态。清醒状态下的可暗示性，则是与有意识的批判能力平行地出现，对于暗示的过程持主动的态度，个人对于这过程是知道的，是作为一个心理疗程或教育过程来接受的。
但是不管在哪一些状态下，只要不是病态，可暗示性总受到某种天然的限制或者说防护，即反暗示防线的保护，洛柴诺夫认为人人都有三道这样的防线。
(3)三道反暗示防线逻辑防线。当暗示落入意识场的时候，批判性的思维便开始活动，使它在被接受之前受到细致的检验。“逻辑防线对于它印象上认为不合逻辑动因的，一概挡驾。”
感情防线。这也是人人都有的一道防线，因为似乎人人都有一种矛盾精神的开赋倾向。但是这道防线在幼儿身上特别发达，因为幼儿还没有成人那样的逻辑推理能力，也没有成人的那种道德结构。
感情防线“对于不能达到创造信任感和安全感的，一概挡驾。”
伦理防线。大量实验证明，“凡与个人的道德原则相矛盾的暗示，都是不可能被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