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要替《号外》写一篇萧芳芳的长文，我翻箱倒柜把一卷录像带找了出来。里面是一九九七年她到香港大学为我主持的通识教育课程当客席讲者。十年前不要说歌手偶像甚少到中学亮相，即使出入大专院校，也不像今日般轻松平常，何况芳芳是银幕神话！我记得三百座位瞬间坐满。而另一个与今日的不同处，乃当时尚未人手一部移动电话与拍照两用的手机/相机，自然不会令嘉宾一入场便有如置身星光大道或大型记招的错觉：几乎每个学生都认为把明星摄人镜头是“义务”，在闪光灯猛闪的一刹，粉丝是他们的第一身份，学生不过是第二。而在日后我目睹的艺人造访校园的例子中，以吴彦祖和粱咏琪的“杀伤力”尤为厉害：以前形容拍照是“谋杀菲林”，随着胶片被数码相机的内存取代，“杀人者”也从猎人变为猎物——他们一定会拱手让出相机寻找帮忙来完成自己与明星的合照。
邀请艺人到校园与学生互动当然不是为了“拍照留念”。十年前芳芳出席港大通识课时社会尚未流行“消费”一词，虽然“看明星”的活动和心态并非始于当时，只是校园到底与商场有别，所以芳芳在出席前已不忘提点我“嘉宾与学生的互动最好有明确目标”，举例说，既然我的课程叫“学习学习”，她便坚持不能徒手踏人讲堂，而是必须设计和整理出有助学生认识所述课题的全部程序。今天重看十年前芳芳把一个“看图画学记忆”的游戏带到港大与学生玩得兴起，难免百感丛生。那时候她的听觉已不在最佳状态，但与学生们仍旧妙问妙答。幽默感是她的天赋，使“寓自我启发于见微知著”的精神在充满欢笑的过程中得以尽情体现。可以想象若非听力构成障碍，芳芳在教学上的影响将更无可限量。芳芳之后，九八年在访问陈奕迅时我发现自中学便留学英国的他是多么健谈，于是问他可有故事想跟大学生分享。半个鬼仔的他当下爽快答：“有！”吴君如也是一个电话便答应穿上父亲夏春秋的西装来出席哲学讲座——先是把全身包得密不透风，继而全程不发一言，就是为了要让同学们一边辩论眼前这个“物体”为什么可能或不可能是吴君如，一边反思“我是谁”。章小蕙的现身说法使之前对她带有定见的同学得到与当事人平起平坐的互相观照，我还记得有同学在事后的反响：“在答问题时让我看见她如何思考，那是与媒体所见的完全不同的她。”——因课堂比媒体有更多空间让每个人选择怎样说和听。
不化妆的刘若英在《少女心事多》的课上告诉大家她的少女时代有多么反叛。只身上路的吴彦祖细数旅行对于成长的大小意义。最近一次，是林嘉欣在《如果·靓》最后一课回答同学们她怎样看自己的“靓”。我在上课前要求她带来她认为“靓”的对象、照片，以及把她拍得最靓的一部电影片段。她的选择让同学们出乎意外：《怪物》。有段她丈夫、儿子还未意外死去前的戏，虽然生活条件欠佳，片中的她却在一顿吃得温饱的稀饭中表现出无比快乐，其中的镜头角度加上演出使银幕上的林嘉欣完全不像“林嘉欣”。片段放毕后同学们举手提问不断——如果说香港的教育顽疾是学生的求知欲老早被制度扼杀，借助艺人/艺术家的现身说法而使教室中出现生气，未尝不是叫人看见一线希望。
2006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