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刚走的那段日子，传媒为他打造了一顶“励志歌圣”的光环，俨然他的首本名曲真是《狮子山下》，他对香港最大的贡献真是把港人从自信心的谷底救出生天，又因适值当时社会上大多数的正义声音都在攻伐掉包案主角谢霆锋，某些教育界人士亦趁此机会借罗文的“正气”来抗衡谢霆锋的“不负责任”。于是，港闻版上出现图文并茂的报道：某中学的留言板上，被“舆论”踩在下面的是谢，而高高在上的，是罗文。
如果罗文泉下有知，我想他一定会笑，笑的是历史真会跟人们开玩笑——曾几何时，他也是不容于卫道之士的“妖男”：他也穿上不男不女的服装，在舞台上搔首弄姿地唱《坏情人》，在舞台下嗲声嗲气，并毫不畏羞地在摄影镜头前一丝不挂，成为香港男歌星中拍摄全身裸照的第一人。
选择性记忆通常都是为了达到某些既定目的而进行的，今天的香港人愿意忘记“妖男”罗文，部分原因是年过五十的罗文（加上患病）早已妖不起来，反而过去一年他与癌的搏斗为他带来了类似“驱魔”的话题性，也就是有了新的公众形象。还有便是“妖男”的光芒不止在罗文的身上褪了色，就是在香港的娱乐圈，甚至全球演艺舞台，“他”也是今非昔比，风光不再了。
现实也好，演艺舞台也好，所谓“妖男”，大部分人对“他”的理解，都是指“男性装扮的女性化（或中性化）倾向”。“衣服或时装之所以会被分为男装/女装，目的就是使人对两性的性别身份，一目了然。”在《快感与两性差别》（远流出版社）一书中，作者粱浓刚写：“时装的这种特性，同时还具有稳定社会的作用。因为，社会需要借时装来确定两性的对立，并作为世界的秩序的依据。如果性别区分不能得到经常的巩固，人们会产生对性的不稳定性的恐惧，接下来便会带出政治的、社会的，以至性方面的混乱。”
但是，“从二十世纪下半期开始，西方时装的演变，想象力越来越丰富，变化多端，款式五花八面，装扮日益成为一种文化和社会的抗衡的形式。时装不但是挑战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一种手段，也同时是挑战传统的阶级和两性划分的一种手段。”而当中最明显的演化，应该是在七十年代发展出来的两性差异的模糊化。虽然男装的女性化倾向，或者女装的男性化倾向，早在中世纪便流行于宫廷和贵族圈，并以此为时髦的表现，只是当时的这种风气不会被直接联系到同性恋。“这样的联系，在十九世纪以后才出现的。”
对于七十年代出现的“异性服装癖”，根据粱浓刚指出，“其最大的灵感和原动力，是来自摇摆乐方面的。”（正中了意大利时装设计师Valentino的一语：“男人喜欢标致和男性化的风格，我不喜欢设计娘娘腔的男装，那只是给摇摆乐明星和发型师穿的东西。”）
从七十年代开始，青少年文化的倡导主力，无疑就是流行音乐，尤其摇摆音乐。而跟之前的猫王普莱斯利（Elvis Presley）、披头士（TheBeatles）等不同，当时的乐坛神祗均特别注重装扮的配合。“现在，一般论者都将摇摆乐和装扮这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的缘起，追溯至七十年代初期兴起的所谓glamrock潮流，这一现象，在英国方面的代表人物有David Bowie，在美国则有Kiss。又以David Bowie所发挥的影响作用至为巨大。”
因为早在七十年代初，Bowie已向公众宣布了他的“雌雄两性”的立场——在造型和装扮上。只是他的“越界”后来却被视为仅是对性别、装扮模糊化的讽刺和嘲弄，以致他在七九年以“全女人”造型亮相的一支MTV Boys Keep Singing在电视上播出后，唱片销量一败涂地。但这不表示男歌手的女性化（或“妖”）的打扮的潮流便告一段落，众所周知，与Bowie同期的尚有Japan乐队的David Sylvian。（“他的口红涂得更鲜明，化妆来得更娇艳，但在他的整个‘女性化’姿态中，却没有任何嘲弄或讽刺的成分在内。或者，就性欲的提示作用来说，他的姿态仍然带有一点点含蓄和暖昧的性质。”）到了八十年代，另一个成功的例子崛起，便是“浓妆艳抹”的Boy George。Boy George比DavidBowie更直截了当的，是他并不讳言是同性恋者，而由于他的女性化装扮行为被广泛认可，你可以说，同性恋性欲也随着被提升了能见度和“合法性”。
不过，这不是说所有将自己“女性化”的男歌手，一定就是同性恋者。“女性化”这议题到了美国歌手Prince的身上，他便把它用作“重新肯定男性性别”的一种手段：为了说明男性的“女性化”姿态，虽然可以是同性恋的代号，但更重要的，这也可以是男性肯定和发挥自己对异性的性欲幻想的表现方法。因此，当Prince在唱If，I was your girl-friend一曲时，他是借助代人“她”来找寻一切能够满足他的可能性，而并非真的去“做一个男人的女朋友”。（就如周华健唱《明天我要嫁给你》。）
上述所举的，全部都是七八十年代的例子，这跟罗文出道、走红的时间十分吻合，可见他也受到相当影响，甚至把这种装扮的风格有意无意地交棒予接班人，其中一个是黄耀明。
黄耀明自八十年代出道至今，拥护和鼓吹的都是英国乐坛风格。毋须是他的歌迷都会知道他的音乐风格、造型风格，全是对英伦偶像的致意——由Pet Shop Boys到Blur到Pulp。在小规模的演唱会里，他会以T-shirt牛仔裤登场，一如英伦的indieband仔们。到了出席大型show，他便摇身一变，“妖”。只是他的“妖”——对“性别区分”模糊化——极其量是“男性装扮的华丽化”及一点点的“女性化倾向”（在服装线条上突出他在气质上的柔弱一面），仍不至于完全颠覆大众心中的性别定型。所以，我会说他的“妖”并没渗入激进的成分，而且它属于一种style（表演风格），多于像罗文或Elton John般把“妖”拥抱成life style（生活态度）——你没看见下了台的黄耀明是如何低调，罗文却是由衷地热爱毛茸茸的皮草与星闪闪的珠宝？同样地妖在台上而妖不到台下的男歌手，当然还有在演唱会中驳了长发，穿上裙子，扮SharonStone引人窥探裙子内所穿何物的张国荣。
张国荣的这个形象面世于廿一世纪的幕幔初升，当时虽也一度引起哗然，只是若论影响，当然不像当年的David Bowie。我认为那是因为张的这个形象其实有点强弩之末——为他设计这一身打扮的设计师是法国时装界坏孩子Jean Paul Gautier，他那“前卫”的“男人穿裙”在八十年代末期已为他擦亮招牌，而在新世纪的今时今日，同一块招牌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原因之一，是时装界的“坏孩子”虽仍有一堆，问题是挑战传统性别定型的设计师已不像八十年代中后或九十年代初时般大有人在。相反的，过去数年明显可见，“坏孩子”们都乖乖为高级时装下裁剪的功夫去了，真要使性子，顽皮，搞坏，也是在线条与概念上玩游戏，“性别”这条船，还是不要乱去摇它为妙。因为市场挂帅，没有人买的“时装”便不能称为时装，反映出fashion作为行为艺术，衣服凸显穿者反叛浪漫的时代已一去不返，剩下的是男装要“很男人”，女装亦要“很女人”。
同样现象也清楚地出现在流行乐坛。（谁是鸡？谁是蛋？）由欧美到本地，你能数得出哪个男歌星有“妖”和“媚”的行为姿态吗？Eminem？Westlife？所有boysbands？F4？萧正楠？Juno？这些名字代表的，若不是青春崇拜，便是肌肉崇拜；若不是干净阳光，便是型仔板仔——在青春挂帅的市场规律下，“性别混淆”在潮流文化中所能产生的某些化学作用，已经隐没和消失。随这现象的兴极而衰，我预期在可见的将来，时装界与流行音乐界将双双携手进入两性回复二元对立的保守时期，简单一句总结，便是straight and boring。
200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