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律琴调、琴谱、琴派、打谱、古琴美学等传统论题是20世纪琴学研究的主流领域，近十年来，这类研究有所深入，但与20世纪相比成果不多，大家之作明显减少，音乐院校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渐渐成为这类研究成果的主流凡涉及学位论文中个别篇章摘取发表的文章，本文中不复提及。
在琴律、琴调方面，相关研究始终处于边缘化，仅有少数的专家和研究生涉猎，主要论文有：
赵宋光《七弦琴定弦过程数学方程的建立与求解》《古琴徽分的顺逆计算》以数学的方法表述古琴定弦、琴徽中的音律问题；《管子律数与古琴徽分的嫩芽翠枝——中国古代音乐史讲义备忘录》对管子律数和古琴徽分进行律学和乐学的阐述思考，并认为它们对当代乐理教学有极大的启示和补充意义。
丁承运《琴调溯源——论古琴正调调弦法》从远古琴的定弦法，三弦音律的变革及弦名的矛盾，古瑟调弦法与其定位，相和、瑟调与琴乐之实践，文武二弦为琴正调形成的标志等五个方面对古琴正调调弦法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并推断古琴正调调弦法的出现当不晚于西汉初年；《论五音调——琴调溯源之二》一文以传世的古琴谱相验证, 认为商、羽、宫、徵四调, 实系黄钟、太簇、仲吕、林钟四宫，其渊源可以上溯至东晋的相和六引，并由此认为应重新审视传统的调、音的概念。
韩宝强《纯律：一个被误解的神话》一文纠正了音乐理论界对纯律理论的误解，认为纯律并不具备产生和谐感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它是一种“音准体系”和“调音体系”，古琴音乐中的三度音程本质上并无使用纯律的需求，而中国亦无能够发出纯正纯律音响的乐器。
李玫《古琴减字谱中的隐藏智慧——古琴谱中独有的律学资料展现出琴律发展历程》一文肯定了减字谱的律学表述功能和研究价值，作者通过实证认为，古琴减字谱指示了琴五调各自的定弦方法，隐含着系统化、多样化、更深层数理领域的琴律体制，是律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绝好文本。
王红《论〈淮南子〉的律历、律数和旋宫》和谭映雪《〈戴长庚律话〉的点注与研究》，则是就某一部律学著作为研究对象，从多个方面探讨其律学研究方法与特点。
琴谱研究方面，相当一部分系学位论文，多运用文献学的研究方法进行考证，研究较深入和全面，对琴史的补充、校释有着重要意义，主要文论有：
杨元铮《〈五知斋琴谱〉的版本与〈庄周梦蝶〉逸谱》通过对有关文献版本的考证确定其来龙去脉及其权威版本；
王建欣《〈五知斋琴谱〉四曲研究》一文，以《五知斋琴谱》中的《墨子悲丝》《汉宫秋月》《潇湘水云》《胡笳十八拍》四曲为研究主体进行微观分析，并在社会、经济、美学、艺术以及音乐史的背景下，加以宏观考查，以此来揭示古琴音乐表现手段、一般规律以及历史地位。
吴文光《〈东皋琴谱〉散见》一文通过对十余首东皋遗谱的整理调查，对东皋禅师以及东皋琴歌加以认识和总结；《清代邱之稑〈律音汇考〉关雎琴谱试弹及其关联》一文，针对诗经乐谱《律音汇考》一书中紊乱的律音关系进行厘定，进而明确古琴定弦法，并评述邱氏对诗经乐谱的润腔及演唱方法。
柯黎《谢琳〈太古遗音〉研究》，许萍《〈紫霞洞琴谱〉琴曲渊源探微》，徐海帆《〈古冈琴谱〉琴曲传承及流变探微》三篇文章，均运用史学、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方法，着眼于琴谱本体及其渊源、流变的研究，探讨其音乐信息、艺术特色与历史地位。
徐冠华《〈神奇秘谱〉初探》，从编者背景、文字内容、琴曲题材等方面对《神奇秘谱》的内容和思想进行重点研究。
赵春婷《五本明代藩王谱的内在关系及对明代琴学的影响》《从三本明代太监所辑琴谱看明代宫廷琴乐的演变》均是从某几部琴谱文献出发，管窥特定历史时期的古琴文化。
司冰琳《〈枯木禅琴谱〉研究及其作者考证》《〈枯木禅琴谱〉内容与创作琴曲研究》（上下），从琴谱本体考证、作者考证两个方面着手, 分析释空尘在古琴音乐的传播和继承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以及《枯木禅琴谱》与《五知斋琴谱》和《自远堂琴谱》所存在着的一脉相承的关系。
张庆华《〈百瓶斋琴谱〉研究》一文，重在对《百瓶斋琴谱》内容的个案分析和与其他琴谱的横向对比。
琴派研究方面，研究者多借助于地缘便利条件，对自己所在地区的琴派进行考察研究，这类研究中集中体现了与民族音乐学的学科交叉，主要文论如：
章华英《虞山琴派研究》对虞山琴派的形成背景、历史概貌、美学观念、风格流变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探讨，认为虞山琴派的产生与明中期特殊的社会背景以及吴地山水秀润的地缘风貌等，均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戴微《江浙琴派溯流探源》一文，着力于人物的查考和琴谱的比对上，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琴派按照特定的关系串联，通过论述对历史上江浙地区的琴派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对各琴派的所作贡献和兴衰原因均有清晰的了解。
南京艺术学院的李小戈和刘彦出自同一师门，在各自的学位论文《广陵琴派的文化生态研究》《金陵琴派及其文化生态研究》中，亦有着类似的研究思路，都分别从历史到当下，对琴派与所在地域背景环境进行整体考察，说明两者相互作用的关系。
米永盈、刘淑美《诸城派古琴的艺术特点及其在山东的发展现状》和施咏《梅庵琴派的传承现状调查与思考》，都是立足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总结和思考琴派的历史、现状。
古琴打谱的研究方面，有对个别曲目打谱的心得总结，如：戴晓莲《〈修禊吟〉打谱后记》，茅毅《〈潇湘水云〉打谱后记》，马如骥《古琴曲〈秋鸿〉打谱探讨》，龚一《多元多彩的传统古琴艺术——部分琴曲“打谱”中的发现》。
另有一些是对打谱中理论问题的探讨，如：汪铎《传统琴曲打谱》对古琴打谱中的各种主导因素和具体问题进行阐述，王红梅《打谱中的天人观——古琴打谱艺术的哲学背景》讨论了古琴打谱艺术存在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背景；章华英《古琴音乐打谱之理论与实证研究》是一篇系统的打谱理论文章，运用采访调查、对比分析、古谱学、文献学、曲调考证等研究方法，对琴乐打谱问题做了全面深入的探究，包括打谱理论的纵向梳理、打谱方法的探析、前辈琴家打谱个案研究、打谱实证分析。
在古琴美学研究领域，港台地区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但笔者由于资料所限，仅参考了大陆地区的相关文论，经整理研读认为，刘承华、苗建华有比较突出的成果，但两者的研究风格有较大差异，刘承华重在宏观的总结归纳，在文风上，主观性文学阐释较多，苗建华则偏向于具体问题的分析，偏重于依托文献做理性的客观论证。
刘承华《古琴美学的历时性架构》对古琴美学进行历时性的梳理，指出它发展的起点和动力是自娱性的功能论，并提出在发展娱人性功能论的基础上，确立以表现论为主题的现代转型思路；《古琴神秘性探源》从古琴的音乐效果、修身功能和象征意蕴几方面分别追溯和讨论古琴的神秘性；《古琴演奏中的“技”与“道”——从庄子〈庖丁解牛〉中的两种“道”论起》以“技中之道”和“技外之道”来分析文人琴与艺人琴中不同的技道关系以及对于现代音乐的意义；苗建华《古琴美学中的儒道佛思想》分别讨论了“琴者, 禁也”、“琴者, 心也”、“攻琴如参禅”等儒道佛的古琴美学思想以及作用影响；《琴诗中的禅意》通过举例分析认为，琴诗体现了古琴领域中的禅宗诸理念，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佛教文化对传统音乐文化的影响。
近年来琴学研究的主体见于期刊文论，此外，出版的古琴图书中也一定程度地体现了这一时期的琴学研究成果。笔者通过读秀学术搜索到，2000年以前，出版的古琴图书仅为三十余种，而近十年来增至七十余种，其中，通识性的普及读物占比例最大，重新编订的古代古琴文献和图典也较多。此外，古琴教材、学术研究类书籍近年来也增长较快，但琴学研究专著多为论文集的形式，王咏编著的《国家·民间·文化遗产—— 社会学视野中的吴地古琴变迁》、周仕慧《琴曲歌辞研究》、王耀珠《〈溪山琴况〉》探赜》、苗建华《古琴美学思想研究》、唐中六《巴蜀琴艺考略》、朱晞《虞山琴派研究》等均有较强专题性；顾梅羹的手稿本《琴学备要》是一套受欢迎的古琴教材，汇聚了古琴的常识、按谱方法、指法详释，许多琴曲谱后均附有作者本人对曲子的理解和分析，也不失为一部雅俗共赏的琴学著作；凌瑞兰所编著的《现代琴人传》客观记述了20世纪中为弘扬古琴艺术做出贡献的近百余位琴人，是继朱长文《琴史》、周庆云《琴史补》《琴史续》、查阜西主持编纂的《历代琴人传》后又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史料。
通过上述对期刊文论和图书文献的整理分析，笔者对于新世纪琴学研究现状得出了以下几点认识和思考：
第一，琴学研究中的地域性特点明显加强。琴派向来是琴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更加引人注目。如：研究山东诸城琴派的、研究江苏广陵琴派的、研究浙派的、研究广东岭南琴派的、研究川派的等等地方琴学的兴起，一方面说明了琴学研究走出了最初由北京主导的局面，全国各地琴学中心纷纷发展壮大，另一方面体现了各地对本地区文化遗产资源的重视和挖掘，以及各地琴人的努力探究。尽管传播媒介和传承方式的改变，使得现代琴派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但是地方琴学的研究视角正在逐渐由传统转向当下。因此，笔者认为，地方琴学的研究在未来同样也是热门话题。
第二，古琴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和传承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思考。就目前所见文论看，其中既包括文化遗产学范畴中的宏观分析，也有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的总结和启示，还有古琴在文化传播环境下的时代特性，此类相关文论还将在实践中得到更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随着近年来古琴音像制品的大量发行，各地琴社琴馆的林立，各种形式的古琴音乐会的举办，跨国跨地区交流、教育的日益频繁，由此所产生的种种社会现象都是现代琴学已经面临或将要面临思考的问题，也将会是未来琴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第三，近年来的琴学论文中，有越来越多的论述涉及古琴及相关文化事物的关系，比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古琴与其他文学艺术门类的关系、与宗教的关系，以及用现代科技对古琴本体的研究和古琴音乐的阐释等等，这充分说明了古琴艺术本身的包容性和琴学研究范围的广博性。古琴艺术自古都是广大士阶层所喜闻乐见的，而不只专属于乐师，现代社会分工虽然日益细化，但古琴艺术依然应被广大知识阶层所熟知，琴学的话语权也不仅仅掌握在少数音乐专业领域的人手中。就新世纪琴学研究的成果来看，文学、社会学、计算机、数学等相关的一系列研究均不失为琴学新领域的有益尝试。
第四，近十年来，国内的琴学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存在着一些矛盾和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相比较，这一时期对于琴律、琴调、打谱、斫琴等传统琴学课题的研究较为薄弱，只有寥寥几篇学位论文有较深入的论述，总体来看，有分量的文章不多。此外，这一时期交流与争鸣的声音日渐微弱，研究者大多自说自话，很少看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频频出现的商榷、讨论性的文章。要解决上述种种弊病，就要求研究者要拥有广博的学识、深厚的学养，既要善奏、善写，也要善思、善疑。
第五，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古琴普及的推进，扩展了古琴的受众群体，琴学的业余研究者队伍也更加庞大。另一方面，由于古琴专业教育的发展，以及相关理论研究的学科化，琴学的研究群体总体上更趋向学院化、专业化。就琴学研究现状来看，琴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理论学科，早已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但唯欠些许“东风”，这“东风”便是琴学研究尚需一个统一的学科纲领，一个完整的体系。在新的历史形势下，社会需要转型，经济需要转型，文化需要转型，琴学同样也需要转型。
笔者作为后学之辈，所言所论难免有失偏颇，此文仅求抛砖引玉，愿得各位方家指正。
（潘斌，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研究生，师从丁承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