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库斯·戈德曼一直把加入纽约证券交易所作为他事业达到巅峰的标志。1896年，他的公司短期融资券的年销售额翻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次公布，当时的指数为40.94点。就在这一年，他支付1.5万美元的费用购买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个席位，终于成为交易所1 100位会员中的一位。（100年之后的当代，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席位费最高的时候曾暴涨到400万美元一席。）此后他把办公场地搬到了交易大厦（Exchange Place）43号，这里可以为当时公司的5位合伙人、10名员工，以及6名信差提供足够的办公场地。这一年是他生命中双喜临门的一年，另一件喜事就是他与贝莎50周年结婚纪念。
孩子们为二老筹办了纪念庆典，地点选在新泽西州埃尔伯龙（Elberon），这里离曼哈顿仅一个小时的火车里程，是一处绝佳的海滨度假场所，也是他们家夏季度假的避暑别墅所在地。这个小镇还有许多别的名号，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世纪之交时人们给它的称谓“犹太人新港”，另外，20年之后演艺界人士发现了这个地方，人们开始称这里为东部的好莱坞。沿着海洋大道两边有一排排壮观的维多利亚式或者意大利式别墅，门前绿油油的草坪和繁茂的玫瑰园都向大道上的行人展现着自己最傲人的一面，离这条大道不远的地方是一片白沙滩，沙滩的尽头就是大西洋。戈德曼家的别墅是这些房屋中最豪华的，一共有24个房间，白色的外墙，红色的屋顶。马库斯的子孙们每年暑假都在这里度假，就像大多数美国总统和华尔街大亨一样，马库斯选择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远离城市的喧嚣。因为孩子们童年时都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所以大家一致同意选择在此地为（祖）父母举办金婚庆典。
一个温暖的6月午后，一家人齐聚在别墅花园里举办庆典，除了家人之外只有非常亲密的朋友受邀参加，其中有阿尔特舒尔（Altschul）一家和金贝尔（Gimbel）一家，附近的邻居古根海姆（Guggenheim）一家也成为座上宾。大人们给罗伯特和小孙女们准备了击鼓传花的游戏，弗洛伦丝、贝莎、艾格尼丝、海蒂，以及萨克斯家唯一的孙女艾拉都在其中，小女孩儿们都身着白色蕾丝花边连衣裙，打扮得一个比一个漂亮。塞缪尔和路易莎的儿子亚瑟专程从哈佛大学坐火车赶来，朱利叶斯·戈德曼的儿子也放下手头为某石油巨头在得克萨斯州勘探石油的任务赶了回来。（朱利叶斯的孩子们都有了不起的成就。艾格尼丝长大之后成为知名的微生物学家，海蒂成为20世纪最知名的美索不达米亚学者之一，贝莎后来也成为受人尊敬的艺术家。）当时还年幼的小亨利--大家都昵称他“朱尼”--刚刚开始长出金色的发卷，一直乖乖地坐在祖母的腿上，直到午餐时间。
在新泽西埃尔伯龙的家庭合影
丰盛的午餐全部上齐了，有龙虾汤，有马库斯最爱的半熟烤牛排，还有刚从菜园子里摘来的新鲜蔬菜。饭后，两名身着制服的侍女抬上一个巨大的巧克力蛋糕来，还拿来了香槟和大酒杯。朱利叶斯作为长子敬酒，他也是大家公认的最会敬酒的人，他代表大家感谢父母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教育、幸福的家庭生活，并且对他们所选的职业道路予以支持。他回顾了父母刚到费城时的艰难境况，并且表示，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感谢父母为自己树立了绝佳的榜样，他们在别人认为前途无望的情况下依然奋力前行，不论遇到何种挫折都秉持着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精神信仰，并最终获得了成功。他在祝酒词中还赞美了他们因爱而铸的永恒的感情纽带，并且赞扬了兄弟姐妹间互尊互爱的良好教养，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谦卑恭谨的品德。他引用贝莎最喜欢的诗人歌德的诗句来结束祝酒：“我行与我梦皆因我所爱。”那一刻大家都感到气氛庄严而高贵，可突然从房子后面的竹林里蹿出一个浑身上下挂满各色布条的贝都因土豆商，她手持响板，为吃惊的宾客们表演了一段非常具有东方神韵的舞蹈，随后她在众人面前一层一层地揭去五彩斑斓的面纱，最后大家才看清这是二女儿罗莎。为了这次庆典，他们请了专业的摄影师，为了留影每个人都十分注重自己的妆容，梳妆打扮好不热闹。等到合影结束，两名佣人才把孩子们准备的礼物抬了出来。
芭贝特受到妯娌们的邀请一起去选择礼物，对于这样的参与形式她很高兴，但是私底下她对大家最终作出的选择并不认同。礼物是一个巨大的金碗，分量很重而且有精美的雕花，上面刻着家族中所有成员的名字。她自己悄悄地想，这样一件摆设放在犹太会堂的神龛上要比放在家中的壁炉架上合适得多。在她看来，这更像是罗得岛那些交际花们会为自己的乡间小屋定制的装饰品，又浮华又低俗，与她所喜欢的那些蒂芙尼的新艺术流派的高档饰品不可同日而语。
多年之后，这次金婚庆典成了人们记忆中萨克斯家族和戈德曼家族的最后一次社交活动，也是最后一次两家人在一起说笑玩乐的聚会。有谁能够想到，之后不久，这样一个关系亲密、多重联姻的大家庭会变得泾渭分明，两家的成员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在之后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彼此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与此同时，亨利仍然在等待时机的到来，他还在耐心地旁观家族事业的发展。直到两年之后，马库斯退休，亨利终于获得了在公司内与塞缪尔同等的地位和权力。这时候，他已经43岁了，由于过去长期以来都被父亲看做不能成大事的孩子，所以一旦获得了机会，他就下定决心要扮演好领导者和决策者的角色，一定要证明父亲对他的偏见都是错误的。
两人同时执掌公司的局面并非一帆风顺，气氛肯定也不会令人感到很舒心，考虑到这个局面产生的原因，任何人都能预见到这两位姻亲兄弟之间从一开始就会存在不少分歧。亨利一直记恨马库斯在路易莎和塞缪尔结婚之后很快就同意他以2.5万美元的合伙费购买了合伙人的身份，而且这笔钱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没有实际支付，而是被马库斯免除了。年轻的萨克斯夫妇婚后10年享受着幸福的生活，他们生了4个孩子，而且积累了很多属于自己的财富。而在同样的10年间，亨利一直作为游商，到处兜售纺织品，很多时候寄宿在旅店里，吃的都是快要变质的肉和味道很差的菜，身边要么是一群陌生人，要么就什么人也没有。虽然他和芭贝特结婚时手头并不紧张，但远远算不上富裕。
塞缪尔也有一肚子的怨气，他认为父亲的突然辞世导致家庭经济紧张，他不得不辍学来维持生计，这一切对他十分不公平。我们可以试想，他对亨利一定也是有成见的，他总觉得亨利出生在富贵人家，人生能有的机遇他都有了，但是他却不能把握这些机会，尤其是他从哈佛大学退学就更说明他成不了事。他很可能认为这个年轻人是被??坏了的、高傲得无可救药的孩子。
两位合伙人几乎在所有事情上意见都完全对立，这一点人人都能看出来。除了无条件地支持马库斯把公司从单纯的短期融资券销售商扩张成为金融合伙人公司这一点之外，两人在其他任何议题上都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塞缪尔比较内敛保守，比亨利年长差不多10岁，即使在最热的夏天也一丝不苟地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但是他生性多疑、谨慎、多虑，是他们那个时代银行家的典型代表。他对社会以及金融界的“建制”都十分尊重；有人甚至说他是一心向上爬的人。他设想未来的高盛公司必将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银行业巨头，也有将公司的货币交易发展到海外的野心。但在当时的条件下，1900～1910年间，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在芝加哥、波士顿、圣路易斯，以及费城等地开设分支机构。虽然他是公认的勤奋工作的代表，但是他从未提出过有独到见解的创新性建议。无论如何，他对公司非常忠诚，不管金融市场上出现怎样的动荡，他都一心维护自己公司的声誉和团结。
塞缪尔和亨利可以说是棋逢对手。亨利生性倔强，只要拿定了主意十头牛也拉不回来，同时他也是一个乐于奉献的人，自己得到的一切他都愿意与他人分享。没有人能想象这两人发生冲突时的激烈程度，尤其是马库斯本人。亨利喜欢穿背带裤和短袖衬衣上班，手上、嘴边总有一根哈瓦那雪茄。他很有创新能力，也愿意承担风险，他最拿手的就是铁路债券交易，当时这种产品是市场上最受追捧的。事实证明他是一位成功的投机商人，1896～1904年间，他把合伙人的自有资本（包括他自己的份额）提高到了450万美元。市场上每天都有新的业务，随着铁路网的不断完善，工农业生产的产品能够更快地运送到全国各地，亨利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大干一场了。但是塞缪尔却不支持这种计划，他更倾向于通过海外扩张来创造公司的未来。每当两位姻亲兄弟坐下来讨论有分歧的问题时，总是会争得脸红脖子粗，塞缪尔的脸都会呈现出猩红色，因此家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著名的萨克斯风暴”，两人在争论中从来不会承认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
1897年，塞缪尔在他例行访问欧洲国家以寻求扩张高盛的外汇业务的旅途中，经人介绍认识了克兰沃特家族，克兰沃特父子公司（Kleinwort &Sons）是当时伦敦地区最受人尊崇的商业银行。克兰沃特父子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不仅腰缠万贯，而且在英国拥有极高的地位，这些都令塞缪尔羡慕不已。在伦敦的“城区”，克兰沃特家族是大家公认的金融家，他们为从埃及进口棉花，从古巴进口糖和雪茄，以及从巴西和阿根廷进口咖啡的商人们提供融资服务，当时他们正急于到美国市场去开拓商业信贷服务和外汇业务。由于英国人手上有充裕的资本，美国人又接连不断地创造着新兴的产业，双方联手，自然能带来丰厚的回报。后来，由罗斯柴尔德家族常年雇用的经验丰富且自身也极其富裕的经纪人奥古斯特·贝尔蒙特（August Belmont）担保，两家公司的合作终于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当时奥古斯特说“高盛是一家任何人都挑不出任何毛病的公司”。
与克兰沃特父子公司的合作很快取得了成效，双方都从中获益良多，高盛建立了单独的外汇交易部门，加强了债券套利和短期融资券业务，克兰沃特父子公司也开始从事为企业出具信用证的业务，这对他们而言是在传统业务之外开展的又一项利润可观的新业务。但是，两家公司真正获得最大利益的业务领域是向新兴企业放贷。克兰沃特父子公司会自动作为高盛介绍到欧洲的企业票据的承销商，高盛因此获得并成功地完成了一系列大型项目。当然，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以后会逐步显现，并且对整个金融界产生了强烈的刺激效应。
1900年，马库斯决定彻底退休，让塞缪尔作为唯一的高级合伙人。当塞缪尔决定让自己的弟弟哈里作为初级合伙人时，亨利与塞缪尔之间的争斗再一次升级，因为当时哈里不过和亨利一样的年纪。很快，塞缪尔让他的儿子保罗作为经纪人，当时他才刚刚从哈佛大学毕业，不久之后保罗又被晋升为初级合伙人。此后接踵而来的是他的另外一个儿子亚瑟，1906年，塞缪尔最小的儿子沃尔特也加入了公司。
亨利自己的孩子们当时分别只有10岁、8岁和6岁，他彻底被激怒了。在他眼里，公司内两家人的权力以及财富的分配都非常不公平，他的这种观点和态度直到1904年他父亲的遗嘱公布，他被提升为高级合伙人并且成为公司联席领导人时才有所缓和。马库斯在他人生的最后一笔中所写的内容现在看来十分具有讽刺意味：“我死后最大的愿望，就是我的子孙后代能像我在世时一样和谐相处，希望他们能时刻准备着相互安抚，相互征询意见，相互帮助，如果需要的话，提供必要的物质帮助。”
马库斯死后，所有伪装出来的兄弟情谊立刻烟消云散，合伙人之间不再笑脸相迎，内心的感受也不再藏着掖着。亨利曾指责塞缪尔是小气鬼，从来不给附近熟食店那个给他送午餐的小孩小费，塞缪尔则回应说他向来只碰新钱，在市场上流通过的钱对他而言又脏又臭。只要听到这样的回应，亨利势必会大发雷霆。亨利指责保罗或者亚瑟没有足够的从业经验，连销售电话都不会打，塞缪尔则会沉下脸来提醒亨利，他的儿子们都是“哈佛毕业”的。亨利则会回应说，虽然他没有正式的学位，但是他和他的6位同学每人都向大学的日耳曼艺术和文化系提供了2.5万美元的捐赠。他们之间的舌战会一直持续很久。
从加入公司的那一天起，矮矮胖胖的保罗就在计算着离开公司的日子，他真正的兴趣并非金融，而是艺术，他的理想就是攒够足够的资本，然后就与华尔街彻底诀别。他的理想最终实现了，1914年，他开始了自己作为美术教授的生涯，并成为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弗格博物馆（Fogg Museum）的馆长。他过去积累的财富和商业背景一方面使他的学生们有机会接触私人收藏的艺术品，另一方面也使博物馆有资金收购新的艺术品。他的诸多成就中最值得称道的有两项，一是他创办了一门关于博物馆管理的课程，一是他参与创建了纽约市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of Modern Art）。但是在他供职于高盛的时期，交易员和小职员们都认为他是一个骄纵蛮横的人，亨利称他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小斗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