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1921年春季，英国的王公贵胄们仍然没有从停战后的经济困顿中摆脱出来，这种窘境迫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变卖祖传的宝物。在此背景下，一件由16世纪佛罗伦萨雕塑家本韦努托·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创作的青铜墨水台流入了杜维恩兄弟之手。这件艺术品是从剑桥布鲁克家族的A·H·戈弗雷（A. H. Godfrey）手中收购的，雕塑的主体高43厘米，艺术家为其取名为《美德战胜恶毒》，具体的形象是一位持杖裸体女性将一名长着蛇头蛇发的丑陋老妇踩在脚下。整个墨水台镀成深褐色。艺术品的真实性无可挑剔，因为已经在同一个家族中流传了数代之久。这个家族的后代们称杜维恩兄弟是严肃认真的艺术品鉴赏家，不同于那些给意大利国务院提供顾问服务的“环球猎奇者”。
得到这件艺术品之后，杜维恩欣喜若狂，他知道只要这件东西一转手必定会为他带来巨额利润，而他也不愁找不到买家。但出于一贯的谨慎，他还是让人把这件物品带到位于德国夏洛腾堡宫的弗里德里希博物馆进行鉴定。该博物馆馆长威廉·冯·波特博士（Wilhelm von Bode）与亨利有不错的交情，性格和善，经过与一件外观几乎完全一致、现在归属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墨水台仔细比对，他认为这件物品曾被意大利波居榭宫收藏过。虽然这件铜雕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保存的那一件在底座上有许多细节上的差异，但他还是断言这件铜器出自切利尼之手，并且是这位艺术家的得意之作之一。
杜维恩接下来给正在巴登-巴登度假的亨利写了一封信，旁敲侧击地提到了这件艺术品，当时亨利正在赌桌上赢得高兴，芭贝特也在进行她每年的疗养。杜维恩很精明，从来不会明目张胆地推销手中的艺术品，但是他在信中夸赞“这是世界上罕见的铜雕精品”。他还在信中说，他意识到当下并非购买艺术品的最佳时机，所以他会为亨利保管这件艺术品，直到亨利觉得时机合适时再转手。这件艺术品此后成为亨利书桌上难以割舍的一部分，直到1938年他去世之后人们清理他位于第五大道998号的寓所时才被撤下，此后芭贝特也搬到了皮埃尔酒店的豪华套房。
亨利钟爱的切利尼墨水台
亨利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从一位伦敦的艺术品经纪人手中购得了一座“精美的多纳太罗（Donatello）”雕塑，杜维恩没有成为这宗交易的经纪人肯定懊悔不已，但是他还是静静地等待着自己的机会。他坚信亨利以后会通过他的中介购买更多的艺术品，而且他非常精明地对亨利从其他经纪人处购买的艺术品大加赞赏。他甚至表示在戈德曼夫妇去欧洲度长假期间，可以将这些艺术品放在自己纽约的画廊中代为保管。
这件多纳太罗创作的“圣母与圣子”雕塑值得一提，杜维恩声称如果不是亨利抢先一步的话，他肯定要把这件艺术品收为己有。这件艺术品的卖家开口喊价1万英镑，刚好超出了他所预估的价格。在之后的一封信中，他开玩笑地说亨利不需要任何交易建议了。这件雕塑中的圣母是用陶土做成的，与真人差不多大，有着温和的面容。她的衣着也符合传统印象：内着鲜红长袍，外披金边淡蓝披风，长长的披风在她脚下堆起一叠褶皱。她以白纱罩发，轻盈的薄纱用一根点缀有红蓝相间的星星图案的红边白丝带系在额头上。她把圣子抱在胸前，圣子正在咂着大拇指，就像一个活生生的胖乎乎的婴儿一样可爱。这件艺术品原本陈列在佛罗伦萨的统治家族帕兹（Pazzi）的礼拜堂之中。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公认的最杰出的雕塑家之一，多纳太罗最擅长创作与大教堂、钟塔楼，以及圣米凯莱（SanMichele）相关的宗教艺术品，他同时也为美第奇（Medici）等大家族定制艺术品。这件艺术品从来没有远离过它的诞生地，也从没有人对其如此痴迷。亨利将它称为“完美的梦”。
在接下来的5年当中，戈德曼家的孩子们很少能见到自己的父母。弗洛伦丝和埃德温·沃格尔的女儿贝茨已经上学了，她性格内向，不善于与人交流而且缺乏足够的自我认同感。罗伯特与第二任妻子米尔德丽德的婚姻仅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生有一子一女，被大家称为朱尼的小亨利则在父亲的要求下在巴黎的银行做了一年的学徒，最后与他哥哥曾经追求过的纽约新生派女演员阿德里安娜·施特劳斯（Adrienne Straus）成婚。这个时期，亨利与芭贝特在欧洲各国的首都过着一种游牧式的生活，一方面加深对绘画、雕塑、音乐等的认识，一方面也给亨利提供了与欧洲金融巨头沟通的机会，使他能够为德国政府稳定经济形势、抑制通货膨胀提供有效的建议。芭贝特在巴黎、伦敦、罗马等地广泛地参与高端拍卖会，经常在杜维恩下属的陪同下购买价值不菲的法国、意大利以及佛莱芒乐的艺术品，她非常有眼光，出价精明，广泛结交当时文化界的名流。
20世纪20年代早期，亨利踏上了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发现之旅。伴随着巴黎圣母院的新年钟声，他从丽兹酒店给杜维恩发出了一封信件。信中说：“我到巴黎已经两周了，除了每周一的休息日和圣诞节之外，我每天都和瓦伦丁纳一起泡在卢浮宫里，直到他们关门谢客才离开。这座艺术宝库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啊！”他在信中接着讲到自己曾去画廊观看“像神迹一般的提香作品……反复看了三次……那简直就是充满魔力的画作”，而且他“完全被这些艺术品所征服”。他写道：“只能惊叹这些作品巧夺天工，我非常希望能把这件艺术品收为己有，但是又十分清楚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尤其在当下的环境中更是如此。这是为数不多的几幅极富艺术气息的裸体画像之一，能与任何一个私人收藏完美匹
亨利认为提香创作的《梳妆的维纳斯》是一幅充满魔力的画作配。”他这里所指的裸体画像就是后来成为芭贝特最喜欢的画作的《梳妆的维纳斯》（The Toilet of Venus），这幅画在欧洲由私人收藏了长达四个世纪的时间，对后世雷诺阿（Renoir）和毕沙罗（Pissaro）在光影和色彩运用上具有启蒙意义。
在给激情四射的亨利写回信之前，杜维恩其实已经接到了自己安排在巴黎的线人发回的信息，他被告知亨利与芭贝特曾多次前往参观一幅“提香作品”，而且亨利对这幅画作有浓厚的兴趣。杜维恩在回信中说自己也曾去看过卢浮宫收藏的提香作品，但是他认为自己手头现有的一幅比那一幅还要好。亨利表示希望等自己回到美国的时候能攒够钱买下这幅作品，因为现在美国国内的局势比较糟糕，任何人手头上都没有富余的资金。他并没有询问画作的价格，画廊也没有开价，但他询问了杜维恩为收购画作付出了多少成本，并得知他们支付了高额的费用。画廊的经营者告诉他，如果摩根（当时是杜维恩最大的客户）放弃购买的话，这幅作品就一定是亨利的囊中物了，当然前提是他能掏出那么多钱来。在这个时期，亨利一直对外宣称自己手头拮据。
亨利与约瑟夫·杜维恩就像买卖牲口一样围绕着这幅作品讨价还价。本着与狐狸一样精明的天性，杜维恩奉承亨利说他看上提香的作品令他非常高兴。他也认为这幅画作是艺术品中的珍宝，是亨利高雅品位的证明，而且他十分赞赏亨利在追求这幅画作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敏锐洞察力。他声称会把这幅画作与其他一些珍品一起锁起来，不再向其他潜在的买主展示，直到经济衰退过去之后再拿出来。当亨利终于开口询价时，杜维恩开出了19.5万美元的高价，而且坚称不接受任何议价。
6个月之后，两人终于签订了购买协议，同时还附上了画作来自于16世纪的贵族费拉拉家族的证明。最终的成交价为13.5万美元，分三次付清：预付2.5万美元，8个月之后再付5万美元，再过8个月之后结清尾款6万美元，每笔分期加收6%的利息。现在看来，这次交易中客户终于压倒了杜维恩，而杜维恩仍然保持了与这位客户的良好关系，这在他本人的从商经历中是极少发生的情况。
1921～1925年这段时间可能是亨利一生中最刺激的几年，但是从他的健康状况来讲也是麻烦不断的几年。他大笔大笔地花钱，购置了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马索利诺（Masolino）的代表作，还有鲁本斯和范·戴克的许多巴洛克油画。许多买家都想从亨利手中买走他的一些藏品，但是亨利都果断地回绝了他们的请求。在一封他从德国寄给杜维恩的信中，他写道：“你曾预言我的收藏品会不断增值，这一点现在已经被证实了，但是只要我活着一天，就不会放弃它们中的任何一件，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心满意足的证明。当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国的财富重新分配的时候，我正全身心地投入艺术品收藏的事业之中，事实证明，我在这方面做得也不错。我亲爱的约瑟夫，你得意识到，我在收藏过程中看上去或许傻里傻气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亨利说这话的背景与一幅名画有关，那就是《墨勒阿革洛斯向阿塔兰忒进献卡吕冬野猪之首》，这幅作品幅面宽大，感染力极强，有着浓郁的原始野性气息，最令人赞叹的莫过于其对色彩的运用。这幅作品的笔触和对人物肉体的表现代表着艺术家的巅峰状态。画是根据史诗《伊利亚特》中的一段故事创作的，讲述的是英雄埃涅阿斯之子杀死一头肆虐乡间的野猪，并把野猪的头取下进献给美丽的女神阿塔兰忒。画作原本由巴黎的艺术爱好者鲁道夫·卡恩（Rodolphe Kann）收藏，后来成为亨利的藏品，现在悬挂在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供公众参观。
亨利的视力在这个时期加速恶化。他已经分辨???清范·戴克作品中圣母长袍上红色的明暗变化，也无法看清《梳妆的维纳斯》画面中阿方索·德斯特（Alfanso d'Este）的阴影，甚至连纽约市各大建筑物顶上的彩虹和烈日他都已经无法看清了。勒诺克斯山医院（Lenox Hill Hospital）的专家们建议他接受手术改善视力，这仅仅是此后一系列手术的开始。
就在亨利住院治疗期间，芭贝特在杜维恩的怂恿下重新布置了他们位于第五大道998号寓所内的起居室，使他们越来越丰富的藏品更好地展示在众人眼前。从此之后，他们就把这间起居室称为“意大利之屋”。墙面上挂着金丝挂毯，闪闪发光的木地板，法国奥布松地区生产的地毯，壁炉的柴火架也是镀金的，桌子是从佛罗伦萨定做的，扶手椅都套上了芭贝特亲手制作的刺绣，最显眼的是一架音质极其优美的斯坦威（Steinway）钢琴，这是经著名艺术家罗西娜·列文涅（Rosina Lhevinne）和旺达·兰多芙斯卡（Wanda Landowska）多方寻觅并试用之后作出的百里挑一的选择。杜维恩亲自监督清理和悬挂所有画作的工作，完工那天还特意选择了芭贝特最喜欢的黄玫瑰，插在珐琅花瓶中和名画们一起展示出来。
芭贝特对翻新的结果感到喜出望外，她决定续聘杜维恩的团队，对寓所门厅旁专门用于陈列雕塑作品的画廊进行改造。画廊改造之后整个墙体变成了宝石蓝色，房顶的聚光灯经过精心的布置，主要的光线都集中在德拉·罗比亚（Della Robbia）创作的《圣母、圣子及众天使》身上，这幅作品被悬挂在正对画廊入口的最显眼的位置，通常也是戈德曼家摆放圣诞树的地方。
亨利十分喜欢听杜维恩讲述艺术界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就如同约瑟夫·杜维恩热衷于推销一样。由于正在准备接受下一次眼科手术，亨利只能从杜维恩所讲的故事中寻找一些乐趣，通过了解其他大收藏家所犯的错误而获得一些可供自娱的内容。
作为回报，亨利会为他讲述国内外股票市场和经济体系变化莫测的发展趋势。他同时还提出了疑问，以前收藏提香的作品可谓难于上青天，而现在却像“天上掉提香”一样，每个人手里都有提香的作品。他在书信中也说到自己的眼疾比此前预想的要严重得多，他不得不在柏林度过了漫长的6周时间，经历“或多或少可以称得上艰难时刻”的时期，他的右眼接受了3次手术，整个人已经疲倦不堪。他写道：“看起来为了能自由自在地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这段痛苦的经历是不可避免的。这段时间以来我从肉体和精神上都被囚禁于这间小小的病房之中，除了偶尔的抑郁、思乡和想念你们之外，我一切安好。”他补充说道，前一天晚上芭贝特短暂地离开了他的病榻，因为她要去参加“巴黎和平大街上举办的不容错过的销售活动”，那里就是当时整个时尚界的核心所在。他总结说：“我在此地还有诸多有趣的朋友，他们时不时来探视，使我感觉这段时间也并非乏善可陈。”这些话听上去已经充满了对孤独和暮年的无奈。
约瑟夫·杜维恩秉持一贯的乐观精神在回信中说，他相信手术带来的好处肯定会使亨利觉得这几个月的苦没有白白承受。至于提香作品泛滥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提香本人是一位长寿的艺术家，创作的作品本来就多，一方面也是因为收藏界对这位艺术大师的认知度在不断提高，对他的艺术品的认同也在不断提高。他在回信的结尾处画龙点睛地介绍了自己最近收获的一些藏品，其中包括一幅范·戴克创作的画像、一幅“贝伦森错过了的乔尔乔内”作品，以及拉斐尔（Raphael）的《旗手》（Standard Bearer，这是美国国内唯一一件出自拉斐尔之手的作品！），他从古尔德家族手中收购了这幅画作，并有意转手卖给朱尔斯·贝克。接下来他还透露了自己准备投资房地产的意向，因为他听说南加利福尼亚某地正在筹划新建住房。他在这项投资上共花费了将近100万美元，虽然他的会计和出纳都极力反对，但他还是倾尽全力通过抵押贷款进行了投资。
杜维恩过去都是“批量”从欧洲购入艺术品，再耐心地一件一件出售，并由此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房地产投资与他过去所从事的业务有着完全不同的风险。他对时机的把握失去了准头，整个房地产投资计划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他每个月都得偿还高额的分期贷款，却没有任何的投资收益。令他的处境更加糟糕的是，1927年的艺术品市场上值得交易的高质量作品可谓凤毛麟角，许多原有的客户都开始拖欠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