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伦森的妻子玛丽对画作的质量赞不绝口，对画作的笔触和用色都极尽赞美之词。这幅作品创作于画家的晚年，自从完成之后就未经任何清理和修复。但是，这幅画原本创作在木板之上，现在木板已经开裂，如果要把画成功地运到美国就必须把原画移植到帆布上。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这种做法是保存早期名家大作的通行办法，并不会影响艺术品的实际价值。短短数月之后，杜维恩就将这幅作品收入自己怀中，又过了一年之后，他把画作卖给了亨利，而亨利则对所有染指艺术品的人反反复复地讲述自己如何对此画着迷，其他的话题几乎都不再提起。让此次收藏更有意义的是，贝伦森答应在有影响力的出版物《美国艺术品市场》上专门撰文评价这幅作品。这篇评论文章成为日后人们鉴赏意大利画作的经典参考。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杜维恩还是提醒亨利在支付尾款之前给贝伦森写信告知他即将购买一事，并且要求贝伦森对画作的真实性和保存的完好程度作出诚恳的评价。他当时说：“如果你要花25万美元买一件东西，一定得先弄清它是不是真货。”杜维恩向亨利隐瞒的事实是，他自己的公司与贝伦森早在10年前就签订了保密协议。那时贝伦森刚刚离开富有的伊莎贝拉·加德纳（Isabella Gardner），不再为她提供顾问服务，他从那时开始就为杜维恩和其他知名艺术品经纪人发掘被埋没的低价艺术珍品，这些被发掘出来的珍品通常都能为他带来巨额利润。他时不时也会撰写一些学术性的文章和书籍，主要内容都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品相关，如果有客户想证实自己藏品的真实性，他还会收取一定的费用，为他们撰写专门的鉴定文章。
贝伦森在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购置了庄园，过着奢华的生活。由于他的微薄收入不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曾与杜维恩兄弟定下协议，凡是杜维恩为百万富翁们寻获的艺术品，他都会认定为正品，而私下他把这些富豪们称做“下金蛋的蠢鹅”，并且他要从交易的利润中抽取25%作为润笔费。
1914年，世界经济遭遇了衰退局面，许多艺术品收藏者开始拖欠应付的账款。这使本身也有负债的杜维恩一家陷入了困境，他们指示自己的会计师德勤尽可能拖延向各大画廊付款的时间。这种情形使贝伦森大为恐慌。一开始的时候，他叫嚷抱怨，声称自己急需现金。然后，他不得不屈膝求情，因为他的“股票都卖不掉”，而且他的银行顾问们也不再给他借款。最严重的时候他甚至以威胁的口气对杜维恩说，拖欠他的账款是“不明智”的，而且要求他们每个月支付数千英镑的账款。
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亨利的来信，告知他画作易主，信中写道：“我现在非常高兴能成为这幅作品的新主人。多年以来我都梦想能与弗拉·安杰利科的作品同处一室。我经常想象我想要的这位大师的代表作的样子，现在得到这幅画正好实现了我长久以来的愿望。”他表示来信就是为了向贝伦森求证画作的状况，并且请贝伦森作出评价。贝伦森立刻作出了回复，他不仅用溢美的辞藻把画作大大夸赞了一番，而且还称这幅画作使弗拉·安杰利科作为艺术家的名声又上了一个台阶，并且开拓了人们对14世纪意大利艺术作品的全新视野。画作叫价14万美元，预付8万美元，剩余的部分分8期付清，每期计6%的利息。销售合同中唯一的限制条款就是保证在出售之后的两年之内不会出现裂缝或破损。
一年之后的冬季，杜维恩在纽约组织了一次重量级意大利美术作品展，亨利非常高兴地把自己的弗拉·安杰利科藏品借给他去展出。媒体对画展上的作品都赞不绝口，但是却有一个例外的声音。一位名叫理查德·奥夫纳（Richard Offner）的年轻教授认为J·P·摩根收藏的格兰戴斯（Girlandais）画作并非真品，而且还暗示克拉伦斯·麦凯收藏的波提切利（Botticelli）作品和来自魏德纳藏品的两幅曼泰尼亚（Mantegna）作品都是仿造的。当然他也没有放过亨利的弗拉·安杰利科作品，对这幅画的真实性提出了严重的质疑。杜维恩被激怒了，他给自己“亲密的朋友”戈德曼写信，安抚他们，告诉他们不用为画作的真实性感到一丝一毫的担忧。但是杜维恩后来也回忆说，他不知道这位年轻教授的评论文章到底是恶意中伤还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鉴赏力，因为在画展举办前的几天，奥夫纳曾经亲自向亨利推荐这幅画作，并且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收到信件的时候，亨利正在德国的卡尔斯巴德度假，他在回信中说确有其事，但是他觉得奥夫纳并不是一个心怀不轨的人，他认为此人的判断是中肯的，也理解他作出这种评论的意图。他同时表示，这幅弗拉·安杰利科作品的质量足以证明其真实性，对于这一点他毫不怀疑。他唯一担心的事情就是这幅画作在德国艺术评论家当中遭到了轻慢。杜维恩当时正乘“德意志”号轮船返回美国，他再次回信说非常赞赏亨利对待此事的态度，并且还说他一直非常景仰亨利对人性的理解，也佩服亨利的处世之道。
几天之后，杜维恩在伦敦的办公室接到了纽约总部的内部公文，有一位知名的英国艺术品商人杰拉德·艾格纽（Gerald Agnew）希望能拍摄一张这幅弗拉·安杰利科作品的照片，因为他有位客户有意购买这幅作品。但是亨利对此完全不感兴趣。
就在此时，贝伦森食言，不肯为这幅作品撰写赞美评论，他的借口是自己正在编写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写评论文章会打乱他的思路。虽然他一方面称没有时间给这幅令人爱不释手的弗拉·安杰利科作品写评论，但另一方面他又催促杜维恩从亨利手上回购这幅作品，并且愿意承担中间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接下来两人之间开始了一场通过信件传递的骂战，杜维恩称自己担心的并不是经济损失，而是自己的商誉受损，他要求贝伦森设法帮自己摆脱这种难堪的局面。现在看来贝伦森是一个很会挤兑中间商的人，他在回信中说杜维恩应该“告诉戈德曼先生去找任何他自己喜欢的人给他写评论”。他自己由于忙于其他工作，是腾不出手来写这篇文章的。他说，如果以后没有现在这么忙了，一定会回头来写这篇文章。我们现在猜测他当时那么做可能有两个理由，一个是由于他的个人财富急剧减少，因此对金融公司高盛的领导人有“恨屋及乌”的情结，另一个则可能是他考虑到自己是20世纪20年代公认的文艺复兴艺术品专家，如果出现纰漏可能危及自己的名声。
1918年，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公司内部因政治意见不合而导致的诸多争斗之后，亨利终于完全与高盛的业务脱离，他全身心地投入艺术品收藏事业，其投入程度不亚于当年做业务的时候。20世纪初他曾经购买过一些价格为5000～10000美元的艺术品，现在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能够更大胆、更大方地从事收藏。他早期的收藏品中有一套由五幅画作组成的《五感图》，是17世纪佛莱芒乐派艺术家小大卫·特尼尔斯（David Teniers）创作的，这位艺术家的游历从马德里和巴黎开始，经过英格兰的萨里（Surrey）和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最终又回到巴黎。这个系列中的第一幅《视觉》画的是一位年轻的画家正在以模特作画的场景。《听觉》展示了一位吹风笛的人和一位农民载歌载舞的场面。《味觉》则描绘了一个喝得兴头上的顾客向吧台服务员要求续杯的画面。在《触觉》中，一名伤员正从手上拆掉绷带，脸上的表情极度痛苦。最后一幅《嗅觉》中，一位园丁正搬着一盆康乃馨往前走，身边那位明显是他情人的女士正从花盆中摘下一朵刚绽放的花。这个系列的作品笔触细腻，色彩丰富，充满神韵，是风俗画的典型代表，但是就算这样的作品与亨利后来的一些藏品相比仍然相形见绌。这一组作品在亨利手里没有超过10年，之后他以2.5万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这些画作，这笔钱加上他新添的一部分资金被用于购置乔尔乔内的《一个男人的肖像》（Portrait of a Man，贝伦森曾错误地认为这是提香的作品）。亨利的藏品极少易主，这是其中的一次。
几乎在同一时期，亨利还购买了两幅14世纪早期的中世纪宗教艺术画作，一幅是贝纳尔蒂·达蒂（Bernardo Daddi）的《圣母与圣子》（Madonna and Child），这位艺术家就是佛罗伦萨圣克罗齐教堂壁顶彩画的作者，后世的意大利政府曾经错误地认为这些彩画的作者是乔尔乔内。另外一幅是扬·凡·艾克（Jan Van Eycks）的得意门生佩特鲁斯·克里斯图斯（Petrus Christus）创作的《朝拜圣婴》（Adoration of the Child）。亨利还收藏了一个由公元前4世纪希腊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创作的大理石少女头像，这在当时的藏品中是极为罕见的。威廉·瓦伦丁纳（Wilhelm Valentiner）是一位知名的德国艺术家，他为戈德曼家的收藏进行了分类整理，根据他当年的说法，这个头像最精美之处要靠触觉才能体会得到，考虑到亨利在购买这个头像后没过几年就完全失明了，不得不说这个评论意味深长。
亨利通过杜维恩的公司购买艺术品是有几条底线的，其中一条就是他所有的购买记录都必须绝对保密。1916年上半年，他购置了弗朗斯·哈尔斯的画作《警官画像》。这是一幅来自荷兰的著名艺术品，目前陈列在美国国家美术馆中，画面上是一位17世纪的骑警，既有八字胡又有络腮胡，戴着灰色宽檐帽。人物的表情告诉我们他对自己的生活十分满意，并且是一个会尽情享受生活的人。亨利购得画作后将其挂在客厅壁炉上方最显眼的地方，但短短几周之后，《纽约先驱报》的周末版就刊载了这幅作品的完整照片，并配有一篇署名鲍斯威尔的短评。亨利一时间怒火中烧，在写给杜维恩兄弟的信中责难道：“我对本周日《纽约先驱报》上的低俗刊载实在是恨之入骨。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想要避免的情况。现在《纽约先驱报》得到了我的藏品的复本，我希望你们能解释清楚他们是怎么弄到手的。最好不要让我知道是你们提供的。”
在回信中，杜维恩否认自己对这件事负有责任，他把罪过都推给根本说不上名字的竞争对手，而且还指出曾有人亲自登门到戈德曼的寓所去欣赏这幅作品，再加上这幅画本身知名度很高，在关于哈尔斯作品的书籍或目录中都有不少描述和说明，所以只要记者有心钻研，并不难找到相关的资料。虽然杜维恩在信中致以歉意，但是他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在此次事件之后，除家人和最亲密的朋友以外，客人想要看藏品必须征得亨利的书面同意，而且必须提前预约。在这些访客中就有10年后前来拜访的耶马尔·沙赫特的妻女，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希特勒的银行家”的德国货币制度掌门人的家人。
美国政府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定使得整个国家的艺术品交易突然中断。市场上看不到任何人高价收购艺术品，手中尚有待售珍品的卖方都把这些货物收藏起来等待这段艰难时期过去。全世界人们的所思所想都与前线的战事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目光都紧盯着那些自认为能给世界带来永久和平的士兵们。但是在签订停战协定后不久，媒体就曝出亨利高价收购了一幅范·戴克（Van Dyke）作品的消息。这与当时艺术品市场上的主流动向可谓背道而驰。1920年，杜维恩曾致信亨利，说到当时纽约民众的恐慌情绪给艺术品交易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在时局动荡时期，没有人愿意出售手中的精品，市场上现有的货品不管是来自私人收藏还是画廊，都不值一提。
亨利从柏林给杜维恩发来了回信，当时他正在德国，与“几位大人物”一起度过了“非常有趣的”6个星期，这些大人物指的是德国总统兴登堡、汉斯·路德（当时已经成为德国国家银行行长），以及刚刚上任的总理海因里希·布吕宁（Heinrich Bruning），新生的魏玛共和国正面临着被经济危机冲垮的危险，这位总理的任务就是避免这种惨剧的发生。亨利在回信中表示时局确实已经发展到了最恶劣的程度，任何一位在商业上有成就的人都会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信誉，并且想方设法保证自己的业务能持续开展。他还说，他相信杜维恩的本钱是其他任何人都比不上的，因此不用急于寻求新的拓展。回信很短，在结尾处他说他和德国总统有午餐之约，不能迟到。最令他意外的是，就在午餐结束的时候，亨利被告知由于他长期以来坚持不懈地为德国提供顾问服务，德国政府将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
弗朗斯·哈尔斯的作品《警官画像》，目前收藏在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美术馆
杜维恩和亨利虽然身处两个不同的大洲，但是他们几乎每周都保持着书信往来。他们都非常愿意听到对方的想法，原本正式且专业的书面用语逐渐被私人好友之间的词汇所代替。杜维恩会为亨利介绍“市场”上正在进行的交易，并列举在伦敦、巴黎、纽约市场上受到人们追捧的珍品，亨利则会以德国的政治经济发展动向作为回报，并且会告诉杜维恩柏林、卡尔斯巴德、巴登-巴登、圣莫里茨等地都有些什么待售的好东西。随着亨利的视力不断恶化，他开始接受一系列的矫正手术，而杜维恩在这个时期与亨利走得更近，他不断创造机会，尽可能多地保证两人能在纽约的圣瑞吉酒店或丽兹酒店伴着咖啡和雪茄促膝长谈。他甚至在伦敦的克拉里奇酒店包了上下紧邻的两层中两套一模一样的客房，以保证他们尽可能多地共享闲暇时光。两套客房中杜维恩住的那一套一定会摆满他手头待售的艺术品，任何一个潜在的客户登门拜访时都可以方便地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