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德国陷入困境的当口，协约国战争赔款委员会又召集德国使团前往海牙，再一次向德国摊派必须交付的化工和其他原材料。此次的德国代表中有耶马尔·沙赫特（Hjalmar Schacht），他原本是丹麦人，但是在德国居住多年之后已经成为德国公民，他从财政部一个不起眼的职位做起，现在已经是德国货币流通专员了。沙赫特身材高大，相貌威严，总是以最庄重的着装出现并且一直佩戴无框眼镜，他既是一位完美的政治家，也是一位久经历练的银行家。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从一个已被掏空的口袋中变出钱来偿还德国的负债。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赔款委员会，德国无法接受凡尔赛和约的条款，因为德国不具备足够的经济手段来支付赔款。
他上任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叫停了纸币的印刷，并且引入了一种过渡货币，即地产抵押马克，与美元的汇兑比例定为4.2新马克兑1美元。顾名思义，为这种过渡货币提供支撑的就是以德国工业和住宅用地为抵押获得的外国贷款。但是，为了保证地产抵押马克的价值，仍然需要以黄金来作为最终的支撑。沙赫特必须向协约国集团金融专家组成的查尔斯·道斯委员会提交一份可行的解决方案，用以证明德国仍然有能力偿还其负债。由于时间紧迫，他不得不向英格兰银行求援。他与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是在1924年新年时结识的，他们两人一起制定了一个方案，成立一家由英国和德国共同拥有的黄金贴现银行。根据这项计划，英国通过这家银行以优惠利率向德国的出口业制造商连续提供三年的英镑贷款，款项只能用于为赔付战争贷款而进行的工业生产。
但是这项方案却不受美国人的欢迎，因为他们持有德国战争负债中最大的份额。于是查尔斯·道斯委员会提出了修改方案，他们规定黄金贴现银行的流动资金必须稳定在等价4亿马克的水平，其中的一半由德国国内自筹，另外一半由外国出资，这样可以使得对债权的分配对等而且具有强制执行力。这家新成立的银行的董事有一半是德国人，另一半是外国人--这与当初的计划不太一样，因为最初的计划是由德国政府和完全由德国人组成的董事会对银行进行经营管理。德国的工业制造商可以获得用于进口原材料的商业贷款，然后将成品出口国外，同时还要支付沉重的赋税和物流费用。生产所得利润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偿还战争赔款。
沙赫特没有别的办法，虽然他此时已经被提升为德国国家银行的董事长，还是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个修改之后的计划。根据他的意见，“（我们）唯一的补救方案就是吸引外资投入德国的工业生产，以及抵押贷款和其他形式的长期投资。一旦实际运转起来，道斯计划将使德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重新发挥其应有的建设性作用”。但是他同时也提醒说，道斯计划虽然为德国重建一个较为稳定的经济体系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但是它同时也会造成一个不现实的首尾相接的死循环：美国向德国提供贷款，德国用这些钱向欧洲各国支付战争赔款，欧洲各国再用这些钱偿还向美国借贷的重建贷款。
亨利结识沙赫特是在1923年3月，当时14名全球各地的知名银行家在巴黎的一家酒店秘密会面，两人就是那时候认识的。亨利认为沙赫特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但他对自己刚从巴黎的银行结束学徒生涯的儿子朱尼说：“跟这个人打交道要小心，他很有可能是‘精明的骗子。”在当时那张豪华会议桌上谈判的人包括法国总理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e）、新上任的德国财政部长汉斯·路德（Hans Luther），以及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Gustave Stresemann）。他们讨论的议题就是如何减轻德国的战争赔款负担，以及如何把德国打造成一个高回报的新兴市场。
亨利是会上第一个发言的人。他同意德国的经济复苏对美国利好的观点，因为美国为德国提供了大量的食品和原材料，同时也是德国工业制成品最大的出口贸易对象国之一。但是，他也指出了道斯计划的不合理之处，那就是它创造了一个严重依赖海外市场的国内经济，如果海外市场采取任何自保措施以应对德国同业的竞争，德国经济将会遭到严重的危害。因此，他全力支持沙赫特的计划，也就是引入外资投入德国的工业、房地产和建筑行业。
由于他在华尔街有着广泛的人脉，亨利理所当然地成为手里有大把金钱可以用于投资的美国投资者们的排头兵，他们都看上了战后德国不可限量的发展潜力。美国本土也正迈入爵士年代，投资者们热衷于疯狂投资，不论投资项目的资质如何。跟随亨利以及一批老练的金融家，华尔街的投资者们盯上了德国所有的行业，每个州、每个城市都是如此，他们乐于把自己所能筹到的短期贷款提供给任何一个有需要的德国公司。虽然沙赫特一再警告不应该将借贷的外资投入剧院、体育场、市政公园以及高速公路的建设，因为德国最需要的是赚取硬通货以偿还战争赔款，但是一些大型的德国企业还是将美国贷款用于生产供本国居民消费的产品，很少有人专注于生产用于出口创汇的商品。
外资的投入使德国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时期。并购的浪潮催生了一批巨型垄断企业和行业寡头：戴姆勒和奔驰合并了，联合钢铁制品公司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钢铁生产企业，仅次于美国钢铁。6家大型化工企业合并成了法本（I. G. Farben）公司，德国境内的绝大多数染料、药品、胶片、工业用氮和工业用镁的生产都被这家公司垄断。百货公司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豪华，许多家庭式的小商铺无力继续经营，这些破产的家族商人中的绝大部分10年之后都加入了纳粹党，他们对美国操纵德国经济，特别是犹太银行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充满了仇恨。他们这种仇恨是有根据的，到20世纪20年代末，十分有影响力的德裔犹太银行家沃博格（Warburg）家族一共兼任了87家企业的董事，他们还向黄金贴现银行提供了2500万美元的贷款，同时还出资组建了德国商船队。亨利并没有深入地参与德国的重建，他远离政治，集中精力处理金融事务，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忠心与美国同在。
亨利对投资德国的宣传与支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德国总统兴登堡正式邀请他到德国白宫与他共进晚餐。回国之后，他很少见地向美国媒体宣称：“这是我人生中少有的辉煌时刻。我们的会面持续了1个多小时，大家轻松愉快地聊了许多话题。我对总统先生表现出来的对美国的兴趣印象十分深刻，他对世界上其他大的趋势也有很好的把握。我感觉这次会面让我真正遇到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们的会面结束之后，德国总统还向他颁发了荣誉市民证书，他把这视为一生中所获得的最高荣誉。
在那之后不久，亨利与芭贝特以及他们的好友埃琳娜·格哈特一同到瑞士的圣莫里茨度假。正当他们在那里玩得高兴的时候，他收到了弟弟朱利叶斯从纽约寄来的信，提醒他要注意自己的视力，放宽心好好玩。朱利叶斯在信中说：“其实不用我多说，哪怕最不起眼的瑞士银行也会找上门来拜访你，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你是在休假，不要再过分地投入工作了。”经过了那么多年，他终于第一次滑起了雪橇，还去泡了温泉，尽情地享受着高山地区清新洁净的空气。瑞士小镇上到处都是出售精美的鱼子酱和巧克力的商店，而且还有“两位美女”陪伴在他左右。但不管在哪儿，身边总是有能打电话的地方，他每天睡觉的时间都很少，经常早上7点前就醒，晚上半夜不睡，总是在谋划着新的发展策略。
到1924年时，尽管乡村地区仍然一贫如洗，柏林地区的商业却已经繁荣起来，社交活动也活跃起来。柏林这座城市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要发生地，它的潮流代表了最先进的潮流。马克斯·瑞恩哈德（Max Reinhardt）正在蒂尔加滕公园上演他精心编排的舞台剧，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也表演了许多瓦格纳、施特劳斯、马勒等人创作的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作品。奥斯卡·科柯施卡（Oskar Kokaschka）和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等人在艺术界的地位也不断提高，人人都在阅读斯蒂芬·茨威格和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文学作品。库尔特·魏尔（Kurt Weill）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作曲家，他的歌曲基本上都由他的妻子罗蒂·兰雅（Lotte Lenya）演唱。街头混混和皮条客开始了难得的黄金岁月，其光景与10年之后的芝加哥街头大同小异，夜总会和戏院里充斥着毒贩子、骗子、易装癖等三教九流的人物，俱乐部里的舞女们搔首弄姿，和着爵士乐的拍子极尽挑逗之能事。
与芭贝特和埃琳娜·格哈特在圣莫里茨度假，1923年拍摄
令人很难相信的是，忙于整顿德国经济的沙赫特竟然也有不少拈花惹草的逸闻。他的妻子路易丝和他早就疏远了，她后来还成为纳粹党坚定的支持者之一，1922年德国爆发共产主义运动时，她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德国，最后定居瑞士。但是在沙赫特成为德国国家银行董事长之后，她又回到了德国，并且牢牢地抓住了国家银行董事长夫人的位置。这一家人随后搬入了德国国家银行总部位于耶格大街办公楼顶层的豪宅当中，与沙赫特的办公室仅一墙之隔。路易丝负责谋划他们的社交活动，她举办豪华的晚餐会，邀请各国政要和知名银行家参加。这些聚会上有来自上层社会的权贵，其中很多人她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结交权贵向上爬似乎是她与生俱来的本事，她通过仔细观察这些宾客们迅速了解了社会上流行的服装、食品，以及娱乐的风向。在这种情况下，她自然会遇见并结识芭贝特·戈德曼，毕竟这位女士对时尚的品位在大洋两岸都是出了名的，或许她们两人之间确实有不少互相欣赏的共同点。
芭贝特在路易丝结识众多音乐家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些音乐家都是戈德曼家族多年来的朋友，路易丝也很愿意与芭贝特一起上街购物，还曾邀请她在沙赫特家的包厢里欣赏剧目。当她们的丈夫们谋划为德国引入外资时，她们则一起吃午餐，一起去参加画展或拍卖会，还会一起乘马车到公园散心。她们从不讨论政治--20世纪30年代时，路易丝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纳粹党员了，但是芭贝特却保持了不远不近的中立态度，把大部分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艺术和音乐之中。路易丝的热情款待没有白费，当她和女儿拜访纽约的时候，戈德曼家为她们精心安排了参观私人收藏品的机会，其中包括J·P·摩根、雷曼家族，以及亨利弗里克（Henry Frick）的藏品。
1924年，在凯瑟霍夫酒店，也就是柏林第一家“宫廷酒店”举办了一次精英“银行家宴会”，这家酒店在1932年的电影《大饭店》（Grand Hotel）中成名，这座投资超过百万美元的建筑是社会名流的聚会场所，在纳粹最得势的几年里，希特勒曾经在这里保留了一套私人寓所。这次宴会主要邀请犹太教人士参加，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资本主义者，有社会主义者，有政客，有银行家，也有部分知名学者，他们的主要话题就是德国经济的未来。在一轮香槟祝酒之后，耶马尔·沙赫特成为第一位发言嘉宾。他说：“德国金融体系的未来堪忧，但是至少目前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坚实的货币体系作为基石。国家的大船虽然触礁了，但是船员们都幸存了下来。”
亨利坐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旁边，这位科学家与在座的其他正装绅士们相比十分显眼，他穿着皮夹克，系着皱巴巴的活结领带，脚上没穿袜子。和往常一样，他的白发和胡须都凌乱不堪，而且丝毫没有要打理的意图，嘴上的烟斗很少熄灭。两人与指挥家埃里希·克莱伯（ErichKleiber）都是好友，而且两人都是忠实的古典音乐爱好者。爱因斯坦本人是一位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家，而亨利和芭贝特是欧洲和纽约各类音乐会最忠实的听众。第二天早上，亨利对芭贝特说，这位教授虽然因为相对论的发表而一夜成名，但是他本人却不为所动，他为人亲切友好，对于自己成为媒体追捧的对象这件事一点都不关心。
亨利会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和爱因斯坦十分谈得来，他们在共进晚餐时什么话题都聊。但是爱因斯坦对他的一次出访的描述最为有趣，那是他前往哥廷根大学拜访的时候，看到年轻的物理学家们和日后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马克斯·玻恩（Max Born）正在研究量子力学理论。在玻恩带的研究生里有一位就是日后成为原子弹研制计划负责人的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就是这位出色的美国学者带领团队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完成了原子弹的研制，正巧他是朱尼的好友威利·克劳斯的表兄弟。当亨利请“教授”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量子力学的时候，爱因斯坦回答说，这是一门在极微观的领域研究物质运动规律的学科，极微观指的就是在分子与原子这个级别上进行研究。这个学科在当时还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领域，玻恩所领导的小组非常希望能得到爱因斯坦的赞许，这样他们就能在那群为政府保管钱箱的研究经费管理人员面前挺直腰杆。但是爱因斯坦并没有被他们说服。他对亨利说：“在哥廷根大学，他们对这些理论是坚信不疑的。但是我不能确证。”奥本海默对爱因斯坦的态度表示了不屑。他说：“爱因斯坦的脑子进水了。”